19世纪50年代，霍乱疫情在欧洲肆虐，马克思本人亲身经历，并用文字进行了描述。这些文字有的发表在当时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有的出现在写给恩格斯以及其他人的书信中。在1853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马克思描述当时英国的社会时写道，“社会上的注意力目前基本上还是集中在贴现率、粮价、罢工和商业前景不妙等问题上，而更使人关心的是霍乱”。

马克思

　　在马克思看来，霍乱“真是人类的灾难和罪恶互相影响的惊人的可怕的事例”

　　马克思提到霍乱在欧洲多个国家的多个城市蔓延，“巴黎是一片阴沉气氛。而且霍乱异常猖獗”，“在伦敦发现了肯定是亚洲霍乱的病例”，“霍乱已蔓延到柏林”，“霍乱病在哥本哈根闹得很厉害，已有4000人传染上了”，“在新堡已经开始流行”，“索荷区是霍乱的主要流行区”，等等。在1854年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还提及，当时霍乱流行病已经大大减弱，但在其所住的伦敦索荷区还猖獗的原因，是因为“敷设下水道时穿过了一些埋有1668年（好像是）鼠疫死者的坑穴”。

　　在马克思的笔下，也能看到当时社会混乱、动乱的局面，有人“被真的或假的霍乱病吓倒，已经搬到离巴黎有几小时路程的村庄上去了”，“至少有15000人要求发给离开丹麦首都的护照”。当然也少不了对当时人们悲惨生活状况的描述，“身无分文的状况——且不谈家里的消费一刻也没有停止——就更令人难忍了；人一批批地死（例如，宽街平均每户死三个人），对付这种讨厌事情，最好的是‘食品’”。

　　霍乱是从印度传到欧洲的，但在马克思看来，英国在印度推行殖民统治，实行的土地制度，加上盐税，同印度的气候结合到一起，“为霍乱这种毁灭性的灾难的流行造成了适宜的环境”。霍乱甚至可以说是“印度向西方世界的报复”，“这种灾难正在由印度向西方世界猛扑。这真是人类的灾难和罪恶互相影响的惊人的可怕的事例”。

　　马克思还记下了当时英国针对霍乱采取的行动，“在伦敦保健委员会出的解释性指示的帮助下对付霍乱”，“女王和枢密院已发布命令，指示今后6个月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防疫法的各项规定；伦敦和其他大城市正急忙准备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对付即将来临的灾难”。这些描述很真实，很有画面感，对我们了解当时欧洲的霍乱疫情有一定帮助。

19世纪的伦敦街头

　　马克思嘲讽所谓“霍乱是被沙皇派到英国来执行一项消灭最后一点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精神的‘秘密使命’的”

　　更值得我们关注、也很容易使我们感兴趣的一个点是，马克思在写完英国防控霍乱的措施后，有点开玩笑地冒出了一句话，“如果我同意乌尔卡尔特先生的看法的话，我就要说，霍乱是被沙皇派到英国来执行一项消灭最后一点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精神的‘秘密使命’的”。

　　俄国沙皇肯定不可能制造霍乱，也不可能想到派霍乱来消灭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精神。这无疑是马克思使用的讽刺手法，是马克思对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讽刺。乌尔卡尔特是谁？为什么按照他的看法，霍乱就会被认定是俄国沙皇派到英国来的呢？

　　马克思还真专门写过一篇对乌尔卡尔特的评论，说“在他的生活中只有一个目的，即他以狂人所具有的敏锐眼光和丰富知识进行反俄斗争”。这是一个极其狂热的仇俄分子和亲土耳其分子，他在英国不止一次鼓吹召开反俄大会。这样一个人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抹黑对手的，为了污名化对手，他是可以不顾霍乱源头的真相的，也是不会理会霍乱传播的路径的，可能也是不会关心霍乱灾难对人们带来的伤害的。霍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借这个机会泼污水给俄国，达到反俄的政治目的。马克思因此有理由相信乌尔卡尔特会在霍乱疫情中这样看、这样干。

　　不要让政治偏见遮蔽对病毒疫情的客观认知，不要置人类社会突发的灾难于不顾而忙碌于打政治牌

　　马克思的这个玩笑、这个讽刺，对我们思考政治与瘟疫的关系有一定的警醒作用，那就是不要让政治偏见遮蔽对病毒疫情的客观认知，不要置人类社会突发的灾难于不顾而忙碌于打政治牌。这种行为无疑是可笑的，也是应该被谴责的。但这种可笑的、应该被谴责的行为并没有消失，在新冠病毒疫情暴发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这种行为还是时不时地上演。

　　在部分西方媒体那里，看到的恰恰是政治大于病毒，意识形态大于病毒。个别政府高官和议员借疫情发表种种政治言论，抹黑攻击中国，将中国的防疫工作污名化，甚至搞种族主义歧视，把新型冠状病毒偏要说成是“中国病毒”，当然也有病毒阴谋论者造谣说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还有说是因在武汉扩建5G移动通信技术后引起的。就差没有说出，新型冠状病毒是中国派到西方执行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秘密使命的了。

　　如今新冠肺炎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全球大流行，中国控制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欧美国家进入防控关键时期、困难时期，我们还是可以读出来个别人近乎偏执的立场：即使借助中国力量、与中国合作可以更好更快解决病毒问题，也不愿走出这一步；即使走出这一步，也不愿承认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更不能承认中国制度的优势。说句比较狠的话，对他们来说，病毒事小，中国事大，承认中国制度、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比新冠病毒本身还要可怕。

　　病毒源头的问题是科学的问题。在未经科学证实之前，一直在源头问题上打转，实际上还是在打政治牌，是要让自己国家打的政治牌看起来更具有正当性。实际上，无论源头在哪一个国家，都不能让自己站在道义高点上污蔑对方，更不能因此敌视这个国家的民众。病毒面前，不分国籍，人人都是受害者。人类社会历史上发生如此多的瘟疫，也没有国家站出来向其他国家表示道歉，更没看到最后靠道歉来解决问题的。

　　病毒无国界，也不分政治，但它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国家国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甚至最终关系到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延续发展。偏要围绕病毒问题进行政治划界，在病毒肆虐时还不忘甩锅、给别国一刀，受伤害的不可能只是对手，也必然包括自己。在病毒面前，我们需要的是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同心协力互帮互助战胜病毒，是让更少人被传染而忍受痛苦甚至牺牲生命。我们希望看到的“病毒时期的政治”，不是拿病毒说事、主观抹黑对方的政治，而是放弃偏见、通力合作战胜病毒的政治。

　　（作者：陈培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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