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文艺理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几代文艺理论家一方面努力通过理论研究回应着中国自身的文艺创作实践与批评实践；另一方面，也努力将文艺问题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中加以思考，并试图通过文艺问题的思考，介入到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建设之中，从而使得当代文艺理论不仅成为共和国文艺成就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而且成为与时代前进的脉博最为同步、理论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人文研究领域。

　　“十七年”：人民文艺观成为时代主流

　　新中国文艺直接承继的是以“延安文艺”为正统的“左翼”文艺传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艺理论界为自己提出的建设目标，就是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核心，形成一套成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灵魂，则是人民文艺观。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就明确指出，今后文艺的历史使命就是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基本方针，“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艺观被进一步发扬光大。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倡导的人民文艺观，不仅吸收了国外民主主义文艺思潮、社会主义文艺思潮的理论成果，而且也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遥相呼应。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特别关注当时在人数上占据大多数，同时受封建压迫最重、受教育水平最低、享有文化资源最少、距离现代文艺最远的农民这一个群体，具有十分鲜明的底层取向。与此同时，在毛泽东那里，人民还是一个具有很大包容性的概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到文艺服务的对象时，就强调人民在人数上应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到了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文献中，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毛泽东又明确强调“人民”包括了“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让文艺为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尤其是劳动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的一种重要诉求，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主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部，由于理论家革命经历不同，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途径不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理解的侧重点不同，特别是在左翼文艺内部所处的位置不同，在1940年代曾经产生了不同的理论立场。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文艺观的正统地位迅速确立，广大文艺工作者开始自觉地把人民文艺这一方向作为一面指导自己文艺创作与理论建设的旗帜，人民文艺观的内涵也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在许多具体的理论问题上，苏联文论曾经发生过重要影响。对于这一影响而言，标志性的事件是1954年北京大学举办的“文艺理论进修班”。进修班的学员主要是各个综合性大学中文系教师及北大正式招收的研究生班的学生，授课人是苏联专家毕达可夫。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个进修班毕业的成员成为高校文艺学教学与学术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当时的两本苏联教材（季摩菲耶夫的《文艺原理》和毕达柯夫的《文艺学引论》），不仅成为1950年代国内学者自编教材的参照，由中宣部组织编写的两部文艺理论教材(蔡仪主编的《文艺概论》与以群主编的《文艺的基本原理》)同样受到它们的深刻影响。

　　然而，中国的文艺理论家也结合中国自身的文艺实践，就许多问题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探讨、论争，其中影响较大，理论成果也比较丰硕的，当数围绕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相关问题进行的学术讨论。“现实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命题，也是“五四”新文艺的主流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新的历史形态，逐渐确立起了自己的权威地位。然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涵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创作原则，仍然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十七年”间，理论家们围绕着这一理论命题断断续续地展开过多次论争，其间涉及的问题包括“典型”“写真实”“现实主义广阔道路”“中间人物”“现实主义的深化”以及“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等等。不少讨论不仅接触到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最为核心的内容，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五四”以来形成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引向了深入。

　　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性、人情、人道主义这些概念，曾经被许多左翼理论家作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内容加以排斥，进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一些禁区。然而，在1950年代，当巴人、王淑明、钱谷融等人试图对“政治气味太浓，人情味太少” 的文艺现状进行反思时，还是勇敢地引入了这些概念。巴人断定，“人情”“人性”本来就是文艺作品中的审美因素，“是文艺作品‘引人入胜’的主要东西”；钱谷融则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该是一种“按照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原则来描写人，对待人” 的文学，一种更充分，更高扬的人道主义文学。在讨论这些问题时，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许多思想与观点引起中国文艺理论家的强烈兴趣。

　　十七年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道路充满曲折，但成就也有目共睹。中国“新时期”开始时文艺理论的“拨乱反正”以及之后的发展，实际上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方针，人民文艺观得以重新确立。之后，历次全国“文代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也都把坚持与发扬文艺的人民性立场当成一个重要主题加以阐释。而关于现实主义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虽然有许多观点在后来受到了错误批判，但“十七年”期间提出的许多相关理论命题，却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艺精神”的回归、文学“主体性”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因此而成为新时期文艺的“先声”。

　　新时期：重建文艺主体性

　　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社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航程，中国的文艺事业与人文学术研究也进入一个十分活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文艺理论在其中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承担了开风气之先的使命。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在话题众多，论争激烈的“新时期”文论界，有三个方面的理论成果极具代表性，且影响深远：一是以“人道主义”为思想背景进行的文学主体性重建，以及“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这一命题的提出；二是对文艺形式的关注及对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引介；三是1990年代文化研究的兴起与“人文精神大讨论”。

　　文学主体性问题之所以成为“新时期”中国文论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并引发热烈讨论，与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人的主体意识的增强有关。而1980年代文论研究中其它一些热点，如文艺心理学的兴起，文艺审美论的兴起，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重建主体性这一文论思潮的呼应。实际上，对主体性的关注，本身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一传统不仅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的“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而且可以远溯到1930年代就开始形成的胡风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标志的文艺思想。而“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建树——“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这一重要理论命题的提出，以及围绕这一理论命题持续进行的理论建构，不仅直接吸纳了文学主体性讨论的成果，而且把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引向了更具学理性的层面。

　　把文艺活动当成是一种审美活动，把审美活动当成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这一德国古典美学的思路，曾经对马克思本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审美意识形态”这一命题，试图在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之上，附加一个审美的维度，强调文学作品表达的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思想，同时也是个体的感情评价与感性体验，文学艺术活动是无功利性与功利性、形象性与理性、情感性与认识性的统一。其中，人的主体性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审美意识形态”论与其它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成果一样，既是中国的理论家们同经典作家、同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的学者进行对话的产物，同时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为解决中国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所面对的具体问题而产生的一个理论命题。这一理论命题在1980年代形成之后，不断得到丰富完善，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1980年代，以“朦胧诗”、先锋小说为代表的各种现代主义艺术作品大量出现，使得艺术形式得以凸显。在这种背景下，理论家们对引进西方与形式主义有关的理论表现出极大热情。到了1980年代后期，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理论已经大量被介绍到国内；与此同时，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原则、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结构主义的叙事分析，也很快被批评家们大量用于文艺批评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风尚。这些努力，对于纠正中国文论研究与文艺批评长期忽视作品内部规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表面上看，建构文学主体性的努力与强调文学作品内部结构的“文本中心主义”立场是对立的，但就1980年代中国文论的整体走向而言，它们其实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理论目标：追求文学艺术的独立性。这一过程，在当时也被看成是一个文艺理论研究由“外”而“内”走向深入的过程。

　　如果说1980年代的文论研究以强调文艺的独立性，回到文艺自身为理论指向的话，那么1990年代的文论研究则产生了重新向政治、文化与社会历史开放的趋势。首先，从西方引介过来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文论思潮就公开声称其目的就是要“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另一方面，文论界介入很深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表现出这种理论趋势。而“人文精神大讨论”逐渐深入展开之后，所涉及的问题则十分广泛，不仅包括人文学者如何坚守自己的人文立场问题，而且涉及知识分子的底层关怀、现实主义创作潮的回归、文学写作伦理等极具现实感的问题。中国当代文论研究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担当意识，在这场讨论中得到集中展现。

　　引发人文精神讨论的直接原因，是1990年代兴起的“商业化”“市场化”大潮对文论研究与其它人文学术的冲击，而被认为代表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重要成就的“文学生产理论”，作为在1990年代展开的重要理论命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论学者对“商业化”“市场化”这一新的社会现实的回应。

　　新世纪：文艺学的跨界研究

　　进入21世纪之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新媒介对人类艺术活动的影响也日益广泛而深入，使得文艺作品在文本存在形态、生产传播与接受方式等方面都与传统文艺有了很大差别。这种变化引起了文论界的高度重视，“网络文艺”这一概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提出的。理论家们开始尝试将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美术、网络影视、网络戏剧，乃至于网络游戏、博客、微博等等，放在“网络文艺”这一概念下进行整体观照，力求以新的、切合网络文艺这一对象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对其进行分析与阐释，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论形态。网络文艺理论建设实际上已经成为新世纪里中国文论的一项重大的系统性工程。

　　在启动网络文艺理论建设的同时，1990年代已经在国内形成一定气候的文化研究，进入新世纪之后也获得了更大发展。一些学者开始主张文艺学的跨界研究，试图把“广告、时尚、酒吧、城市广场、购物中心”等等纳入到文论研究的范围，扩展文艺学研究的边界，从而引发了文论界关于学科边界的热烈讨论。一些文论研究者认为，文艺学应该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对文艺现象进行分析与把握的基础之上，并对那些脱离具体文艺实践的理论研究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这次讨论尽管没有结论，但讨论过程中对“传统文论是否建立在本质主义的基础上”“文学是否会消亡”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不仅具有理论深度，而且极具时代内涵，为中国当代文论研究注入许多新的活力。

　　总起来讲，进入21世纪之后，跨界研究成为中国文论十分明显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仅表现在网络文艺研究与文化研究中，也表现在生态文艺学、文艺传播学等理论建构的过程当中。这些跨界的冲动，表明的是文论研究者试图以理论去回应现实社会中各种挑战的理论姿态。以文艺生态学研究为例，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中国文学研究者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加重的一种回应。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党中央不仅明确提出要坚定“四个自信”，而且明确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创造新文艺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本民族过去已经形成的文化传统与艺术经验，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问题的系列讲话中，对优秀传统文化与文艺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论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新的思考。在学习总书记关于文艺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过程中，文论研究者意识到，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必须充分借鉴中国古典文论的丰硕成果，融会中华美学精神与中国古代哲学智慧，才能使文论话语的民族身份得以凸显。近年来，中国当代文论在理论话语民族身份的建构方面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间，文艺理论研究者曾经面对类似于审美与政治、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表现主体与再现历史、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外来理论的吸收与中国特色理论话语的建构等问题，进行过艰难的选择。其间有丰硕的理论收获，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如今，当我们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中国文论的前景时，一种基本的理论共识已经形成，那就是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论，必须是以中国自身优秀的文化传统为依托，以20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的发展成就为基础，充分吸收世界先进文论成果，并密切结合中国当代文艺实践而形成的文艺理论。这种共识的达成，实际上就建立在对过去几十年中国文论发展经验的总结之上。

　　（作者：泓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文化传播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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