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简介】高建平，1955年3月生于江苏扬州，1996年获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美学博士。1997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任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院长，同时担任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会长，曾历任国际美学协会秘书长、会长。

　　高建平研究员一直在美学与文艺理论界耕耘，他力图融汇中西，注重理论与时代、理论与社会现实的结合，著有The Expressive Act in Chinese Art（《中国艺术的表现性动作》）（英文）、Aesthetics and Art （《美学与艺术》）（英文）、《画境探幽》、《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艺术》、《美学的当代转型》、《西方美学的现代历程》、《回到未来的中国美学》、《美学的深度与宽度》、《中国艺术：从古代到当代》等著作。

　　文艺是社会发展最敏感的神经，文艺创作的繁荣、文艺理论的建设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也走过了一段砥砺奋进的历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七十年文论的发展历程，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推进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为此，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专门采访了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高建平研究员。

　　七十年砥砺奋进

　　中国社会科学网：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从1949年到2019年，70年砥砺奋进，国家和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也实现了跨越性变迁。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70年，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您认为这70年间的中国文艺理论大致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各有什么样的特点？

　　高建平：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上，回望过去70年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有很多感慨。我想将这70年分为五个阶段，即“新开端、新变化、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这五个阶段各有其特点。

　　“新开端”，是指从1949年开始到1956年这一段时间。1949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取得全国的胜利，相继进入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以至广州、重庆这些大城市，开始领导全国的文艺事业。新中国成立以后，在50年代初面临着对大学课程进行改造的任务，对文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要求。由于城市的文化生活需要和大学教学改革的需要，文艺理论被放到了突出的地位，这是新中国文学理论的开端。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是适应这两点要求而出现的：第一，改造文学理论学术体系，以期对现有的文学现状进行改造，使之适应新社会的新要求。第二，建立文学理论学科，使之进入到大学的文科教育体系之中。

　　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一方面继承中国共产党过去领导文艺的经验，在全国加以推广；一方面在中苏友好的大环境下，学习苏联的经验。体现到大学的文学理论教学中，就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当时国家领导人和文艺界领导人的一系列讲话，与从苏联引进的文学理论教材和苏联专家授课所带来的教材体系的结合。

　　此后，大致从1956年开始，文学理论界有一些新的变化。我将从这时开始的阶段称为“新变化”，主要指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一方面保持从苏联引入的教材体系，一方面逐渐在这个体系中进行增删的过程。首先，这一时期开始克服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创作方法上，在原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在1958年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在处理古今中外的关系上，于1964年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继50年代引进苏联教材之后，到了1961年，中央统一部署文科教材的建设，开始启动由以群担任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担任主编的《文学概论》的编写。

　　第三个阶段是“新时期”。在文艺界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在文学理论界也有着许多新的变化。当时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引进了西方的一些批评流派。同时，中国古代文论也开始大举进入到大学课堂之中。

　　第四阶段是“新世纪”。世纪之交，文论界有一些新气象。一方面，倡导“与世界接轨”，同时，与世界对话的局面也逐渐形成。在整理研究古代文论方面，从世纪之交开始，出现了多卷本的审美观念史、审美风尚史、中国古代文论史、中国文论范畴史等研究著作，标志着这方面的研究走向深入。

　　第五阶段是目前正在展开的文论研究的“新时代”。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基础上，中国立场得到了突出的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的话语体系成为一个中心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文艺创作和批评界，出现过哪些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

　　高建平：纵观这70年，对文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很多。历史就是由这些重要事件的连接而构成的。由于文论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实际上，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也同样是文论的重大事件。例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此后诸如“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大跃进”、“文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此后的经济政治的发展，国家的变化，都对文论有着深远影响。在这里，我想列举几个更为直接的文学和文论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第一，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当时的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第一次文代会”。这次会议在历史上称为“会师”的大会。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与来自原“国统区”的革命作家在这次会上“会师”。“会师”后就开始了整编，形成了新中国文艺建设的一支队伍。

　　第二，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随后展开了关于“双百”方针的讨论和贯彻。轰轰烈烈而又影响深远的“美学大讨论”，以及文学界的一些重要讨论也由此展开。

　　第三，1962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宣传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对此后文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2月江青以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文中提到几部作品，由此形成“八个样板戏”的说法。

　　第五，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和1979年1月《诗刊》第1期发表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由此开启了对“形象思维”的大讨论。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致词，提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式提出了“二为”方针。经过从1977年至1980年的过渡，文艺理论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有效地推动和保证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第六，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艺的讲话，对指导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建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与此相应，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发布了贯彻落实的相关文件。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讲话。2017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这些讲话，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讲话和文件，对文艺理论研究有哪些重要指导和推动作用？

　　高建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对当前的文艺工作、对文艺理论研究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意义是多方面的。每一位学习者，都有着自己的学习体会。对我的研究工作来说，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其中包括：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个人；人民是文艺的主角，文艺要热爱人民，文艺要满足人民的需要，文艺要接受人民的评判。第二，打造文艺精品，改变有高原、缺高峰的局面。作品要反映中国人的审美追求，实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第三，文艺要弘扬中国精神。这既包括继承传统，也包括讲好中国故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四，关于文艺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文艺的发展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但要坚持应有的艺术标准，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第五，深化网络文艺改革，唱响网上主旋律，凝聚网络正能量。第六，重塑文艺批评精神。文学批评就是要批评，要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作品，助力文艺从高原走向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网：新时代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既不能照搬古代关于文学的论述，也不能照抄西方的文论，而是要建立当代的中国文论，形成中国文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请问如何建构这三大体系？立足点在何处，从何处寻找资源？

　　高建平：建构当代中国文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最根本的立足点，当然还是要面向中国文艺的实际。理论要来自实践，又为指导实践服务。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辨别文学艺术的“源”与“流”，认为人民的生活才是“源”，而古人和外国人的文艺作品是文艺之“流”。同样，我们建构理论也是如此，文艺实践和社会生活实践，是理论之“源”，而古人和外国人的理论，只是“流”。我们要接受这个“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以当下的实践为主体，在这个基础上，努力构建“三大体系”。

　　构建中国文论的“三大体系”，这是当前文论研究的重要的任务。具体来说，建立中国文论的学科体系，要在中国文学这一学科之下，明确文学理论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三者的区分。文学史学科研究从古代到近代和现代文学的历史，整理史料，进行评述。文学批评对当下的文学进行评论。文学理论要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思考，它包括文学基本原理、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也包括针对网络新媒体文学的研究和理论思考。构建学科体系，就是要一方面加强既有分支学科的研究，一方面关注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形成新的分支学科。

　　构建中国文论的学术体系，要遵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克服“厚古薄今”和“厚西薄中”两种倾向，多方吸收资源，建立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文论体系。文学理论的构建，要吸收其它各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包括哲学、美学、伦理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以至于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甚至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从多种角度、多个侧面对文学进行研究。但是，研究的对象不能偏离文学，否则就不再是文学理论了。那种要建立“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口号，对于中国文论的学术体系构建是有害的。

　　构建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要通过文论关键词的研究，吸收古代和外来的文论关键词，融会贯通，形成中国文论的基本术语，并在此基础上构成概念体系。同时，加强国际对话，使中国学术走出去，不断加强中国文论话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论概念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寻求中国文论概念更广泛的适用性，从而为世界文论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的交叉结合

　　中国社会科学网：我们要重视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结合，这包括理论与创作、理论与批评的结合，还包括美学研究与文论研究的结合。请您谈谈如何有效推进美学研究与文论研究相结合，改变文艺创作中有高原、缺高峰的局面？

　　高建平：加强美学研究，将美学研究与文论研究结合起来，这是当前文艺发展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多次谈到“美”和“美学”，谈到文艺要“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要“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要“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等等。这是与此前的领导人讲话的明显不同之处。有许多学者对此作了分析，认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在不同的时代，对文艺有着不同的要求。过去处在战争环境下，或者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对文艺为现实斗争服务强调得比较多。在今天，文艺处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之中。怎样在新的环境下，出文艺精品，用最好的作品服务于人民，成为文艺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标。加强美学研究，发现美，在文艺中表现美，将对美的信仰注入到文艺作品的创作、鉴赏和评论之中，这是时代的要求。文艺作品的生产，存在于市场之中，但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文艺作品要跟上科学技术和信息时代的要求，但不能唯科学主义。只有美学能将文艺从市场和科技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您主编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请您介绍下这本专著的基本情况。

　　高建平：这是一部规模宏大、总结从新中国成立到当下70年文论的著作，总共有95万字，有30名学者参加。这部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是全面，二是深入。全书共分27章，加上导言和结语，共29个部分。这部书采取以专题为纲，照顾时间顺序的方式，覆盖了从上世纪50年代到当下文论中所出现的重要的论争和热点。其中的每一章都有相对的独立性，讨论一个专门的话题，邀请对这个专题有深入研究的专家撰写。例如，关于文艺批评标准，关于“形象思维”，关于“科学方法论”，关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关于外国文论的译介，以及关于文论教材的编写，等等。这部书还有一个特点，是设专章评述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文论，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中国文论研究。书的最后，有两个附录，附一是中国大陆文学理论70年大事记，附二是香港、澳门、台湾文学理论70年大事记。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对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自觉会起到推动作用。

　　延伸阅读：

　　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文论的三次转向（高建平）

　　高建平：文学艺术就是要传情达意

　　高建平：深耕美育 托举文艺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