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评论话语体系（上）

2018-12-06

阅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中国评协组联处收藏

　　由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第四届全国文艺评论骨干专题研讨班”于2018年7月30日至8月10日在四川雅安举办。全国文艺评论骨干专题研讨班是中国文联一项品牌培训项目，自2015年举办首届以来，已经成功举办四届，累计120余名来自全国的文艺评论界骨干人才参加，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本届骨干班以“改革开放文艺思潮的嬗变与未来展望”为研讨主题，参训学员在学术和思想层面深受启发。其中，大家不约而同对“建立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评论话语体系”这一当前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理论命题进行了探讨。结业后，我们就此话题专门向学员约稿并选取编发，以飨广大读者。

当代艺术理论话语体系建设的阶段性特点

河南大学艺术学理论研究院陈宗花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在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的探索上成就卓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艺术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成为其中重要的标志性成绩，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的节点上总结其历史功绩、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艺术理论评论，是第13个独立学科门类“艺术学”下设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的一个分支。当代中国艺术理论评论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艺术学的崛起而发生，并紧紧依托于中国艺术学的发展而繁荣壮大。在整整40年艰苦跋涉的征程中，当代中国艺术理论评论初步形成了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与学科体系架构，其发展与当代中国艺术学同样历经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当代中国艺术理论评论的准备阶段，正处在中国艺术学的“潜学科”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国艺术学在理论话语、学科建设等方面开始自觉，艺术学研究界呼吁艺术学理论话语、学科建立的可行性并提出初步建设构想，艺术理论评论自然也在其筹谋之列。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当代中国艺术理论评论的初创时期，正处在一级学科“艺术学”的建设时期。在这一阶段，随着“艺术学”一级学科地位的确立，中国艺术学的理论话语、学科体系等建设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并进入顶层设计期。1995年，张道一在《艺术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宣言——《应该建立“艺术学”》，申明要建立具有自身独特规律与鲜明特色的中国本位的艺术学体系，并为中国艺术学学科发展与理论研究的各类方向做出了总体设想，其中专门为“艺术评论”方向划分出独立的领地。李希凡、陈池瑜、李心峰、蓝凡等学者随即为建构当代中国艺术理论评论学科积极建言献策。

　　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当代中国艺术理论评论的黄金发展时期，也正处于一级学科“艺术学”的成熟壮大期。在这一阶段，二级学科“艺术学”学科体系的渐趋完备是当代中国艺术理论评论发展的体制前提，而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完善则成为艺术理论评论走向成熟的学术支撑。当代中国艺术理论评论不仅在各门类艺术评论中绽放异彩，而且在中、西艺术观念启发下开始对本土特色的艺术理论评论的话语体系构建做出系统构想。

　　第四个阶段，是在2011年之后，随着“艺术学”被确立为第13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当代中国艺术理论评论也进入到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艺术理论评论的学科方向得到真正明确，即它隶属于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下设的二级学科“艺术批评”。因此，当代中国艺术理论评论在话语体系模式建构上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换，叶朗、凌继尧、仲呈祥、王一川、贾磊磊等学者对此做出了初步探索。而这一阶段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探索中总结出了关于文艺发展的新理论、新观念，为当代中国艺术理论评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即要求艺术理论评论界将传承中华优秀思想文化、服务人民与教育人民，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内化为话语体系与专业建设的内在规律，以崭新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真正引领未来中国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伟大创造。

　　迈入新时代之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思想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时代命题不断涌现，这使当代中国艺术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话语体系的内蕴、形态等均在酝酿着重大的范式转换。因此，在新的时代，中国艺术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探索仍在路上，等待再出发。

当代中国美术评论的三个关联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郝斌

　　目前，当代中国美术评论境况仍十分冷淡，缺乏应有的活跃。尤其处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主流与多元、艺术与市场等的交互关系中，作为一种极具个体性的艺术形态，当代中国美术评论更容易趋向一种混乱的局面，并扰乱了当代中国美术评论的良性生态。因此，在当代中国美术发展中，逐步建立和规范当代中国美术评论价值标准和话语体系，对于规范和推动当代中国美术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何构建当代中国美术评论价值标准和话语体系呢？在笔者看来，应使得当代美术评论逐步建立以下三个关联。

　　其一，建立评论与作品的关联，使得美术评论有的放矢，成为有效评论。现在，很多评论成为了无效评论，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脱离了作为评论对象的作品和艺术家，从理论到理论，尤其喜欢套用西方当代艺术理论谈中国艺术实际，套话、空话连篇，毫无实质内容，本末倒置；其评论的结果似乎是越玄之又玄、让人读不懂，才越体现出评论的“高学术水平”。而评论家对该艺术家及其作品到底有多深的了解，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这样的评论当然就难以让读者信服，更难以对艺术创作和发展产生意义。从作品出发，深入剖析作品和艺术家的内在意涵，包括了美术作品的内容、风格、构图、色彩、技法及其渊源，艺术家创作的历程、心态、特定背景等，以及作品与作品、作品与艺术家之间的深刻关联等方面，都是美术评论首先应该讨论的问题。

　　其二，重建评论与大众的关联，使得评论成为具有积极意义的评论，进而引导美术创作关注社会、关注大众、关注生活。在“85新潮”以后30年来当代中国美术的多元发展中，中国美术越来越趋向于艺术商品化、艺术本体化、艺术国际化。这种多元融合对于艺术发展当然有其裨益，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代美术的多元探索和发展。而如若过度被这种趋向所裹挟，以至丧失了自身独立的价值判断，离开了作为艺术接受者的本土观众，那又何谈当代中国美术的独立艺术价值？实际上，就目前发展而言，无论在形式语言、表现内容和艺术观念上，当代中国美术都已经日益与大众审美潮流拉开了距离。面对这样的现实，当代美术评论应当肩负责任，而不应成为这种潮流的附庸和合谋。因此，如何通过文艺评论，重建艺术与大众的关联，已经成为当前美术评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并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其三，构建评论与时代的关联，使得美术评论站稳当下立场、思考当代问题，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评论。当前，我们的美术评论所面对的当代美术发展生态已经越来越复杂和趋于多元化，迥异于此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新命题、新问题、新创作、新形式、新观念、新媒介等此起彼伏、异彩纷呈，这既为当代美术评论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即美术评论如何更加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应对这个时代。当代美术评论应当牢牢站在当下语境中，并在时代艺术命题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思考和争鸣。若非如此，我们的评论很可能将失去公允性、客观性和当代性。那么，我们评论提出的观点，也将失去评论应有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已经明确指出，文艺评论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这正为我们当代文艺评论（当然包括美术评论）指明了方向。回归作品，立足大众，紧扣时代，应当成为我们推进文艺评论、思考构建当代中国美术评论价值标准和话语体系问题时着重思考的方面。

当代文论体系重构的理论基点

马鞍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刘霞云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的发展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大致经历两大阶段。一是从新时期初至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论努力摆脱僵化的理论模式，同时积极引进西方文论资源，显示出充分的理论自觉。二是自9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全面渗透，中国文论也进入新一轮的解构与建构之中：一方面将新建构的部分理论视为过时理论加以解构；另一方面极力阐发后现代主义理论，并试图建构新的理论来取代已有理论，文论界陷入一定的理论焦虑之中。此种焦虑可从当代几次影响甚大的学术论争窥见一斑。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论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很大程度上是在移植西方文论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前半个多世纪主要受西方近现代文论的影响，后期主要受西方现当代文论的影响。被移植过来的西方文论被狭隘化，古典文论又被零散化和知识化，中国文论一时无法形成一套特有的学术规则，于是90 年代中期文论界掀起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现象的讨论。对此现象，有观点认为正是这种横向式移植与断裂式现代转换导致中国文论患上“失语症”。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没有这种理论借鉴，就不可能实现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二者皆有一定道理，但暴露出当代文论存在借鉴西方文论食洋不化、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断裂等问题。世纪之交中国文论界又掀起关于当代文论“反本质主义”问题的讨论。此问题虽由西方文论切入，但针对的是中国当代的文论现实。有观点认为中国当代文论最根本的弊端是本质主义，不能反映当代文学开放多元发展的事实，主张将模式化的文学研究引向开放式的文化研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样会将文学研究引向文化研究，偏离文论的功能与价值。二者皆有一定道理，但也暴露出当代文论存有脱离社会现实以及文学本体的倾向。近年来，“强制阐释论”也引起当代文论界的高度关注。此问题虽是针对西方文论的缺陷提出，但也与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息息相关。西方文论本身存有一定缺陷，其中最突出的则是文论脱离文学实践和文本实际，按照主观化的理论预设对文学进行强制阐释。中国当代文论一直紧随西方文论以寻求新的发展，“强制阐释论”不可避免对其产生影响。

　　正因上述焦虑心理与存在的问题，中国文论界提出“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命题，但重建的前提是须对自身概念以及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厘清与反思。一是对相关概念的厘清。话语是规则，体系则是一种由外而内的理论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从根本上指源于中国社会现实与人生经验的特有言说方式，但形成一种理论规范，不能仅靠研究主体从理论到理论的建构，须打通文论与史论、批评论的界限，处理好文论与文学的关系。二是对价值功能与研究对象的定位。文论是文学的哲学，是对经典的研究，不能演变为理论自身的自娱自乐，需对当代的文学实践及文化建设产生影响。正因文论的前瞻性、科学性以及现代性，文论的研究对象不能局限于文本，也不能偏向于文化。三是对理论资源的妥善处理。中西方文论无疑是重建当代文论所需的重要理论资源，但要处理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的中国化、现当代文论的创造性转化等具体问题，真正做到古今对话、中西融合和综合创造。四是确立文论话语的主体性。文论的主体性主要体现为阐释主体与理论资源的自主性。当代文论不能在中西间游走，也不能完全依赖古典传统，白话诗学应是其最核心的理论资源，中国精神与中国经验应是建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底色。

　　总之，只有了解现状，厘清概念，寻求合理的理论基点，才有可能使中国文论走出当下困境，重建应有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

马克思主义美学视野下的中国电影评论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袁一民

　　世界电影评论已经有百年历史，在中国，电影评论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78年以来，中国电影评论紧随中国文学评论的步伐，从电影的革命实践创作转向到新的电影评论时期，诸种思潮斑驳交织、中国现代性建构问题被重新提出的时期。审美主义评论在电影批评领域逐步掌握话语权。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电影评论步入消费时代和全球化语境的过程中，面对文艺创作与政治、商业、大众等话语的复杂关联，单一的审美主体评论范式在遭遇复杂的社会、商业、全球化挑战和文化比较因素后无法独立承担电影批评的主力角色，而强调文本社会功能性批评的政治批评范式研究又被电影批评界所提及，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相结合。随着电影符号学、精神分析学、意识形态分析等西方文艺理论的大量引进，中国电影批评开始了从本体批评到文化批评的转轨，并逐渐步入90 年代话语喧哗的多元化批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并深刻影响到中国电影批评话语范式的建构。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影响下，中国电影评论范式在总结和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评论范式后，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以社会、政治和文化批评为主体的电影评论倾向，即一种以意识形态为批评视角、文化批判为批评立场、结构主义为批评语式以及以跨学科知识为理论支撑的评论方法。在当今中国，具有批判意识的电影评论学者一直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人群的精神状况与文化境遇，针对普遍的文化焦虑与危机进行了发人深省的批判。他们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本土化工作，成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开展电影批评的代表性学者。

　　此外，中国电影艺术评论自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深刻影响下，鲜明地呈现出以二元对立模式与深层阐释模式为批评语式的结构主义特色，从意识形态批评到后殖民主义批评，再到大众文化批评，均深受社会功能理论的影响。文化对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以往温和的文化比较研究，从葛兰西的文化传播国家霸权主义到福柯的第三世界文化权利认知，从伯明翰学派的精英文化到消费结构主义下大众文化的理性批判，从萨义德的东方学到布迪厄的西方文化场域批判。这些观点的引入让中国电影艺术批评具有明显的现代性两元对立话语特征，而作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的詹姆逊，其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两极对抗模式和民族主义倾向对此影响尤为深刻。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影响下的电影批评中充溢着中国现代性话语那种特有的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以此突破西方世界眼中的中国文化自我表述藩篱，形成中国电影批评中对民族国家发展命运的主动思考和理性表述。

　　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下的电影评论模式对以往单一的电影主体评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丰富了其文化认知表达，然而电影批评又在无形之中面临着文本“消失”的危险，本体意识极易被泛滥的文化批评所僭越，从而使批评成为悬空的舞蹈。正如陈晓云所言：“文化批评也需要从电影本体出发，从影像、声音、蒙太奇、叙事等电影特有的元素出发，而不是越过本体直接指向所谓的‘主题’和‘意义’。”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下的电影批评本体意识强调，对中国电影评论体系的建设有着急迫和长远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时代文学批评话语的中国范式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腊生

　　改革开放40年，文学批评的“中国话语”问题，既是研究界长期焦虑的结果，又是当下学者研究自觉的体现。自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热点不断，话语狂欢中或耽于西方理论的套用，或不自觉地扮演时代话语的随从，总感觉文学批评话语与生活质地感、历史厚重感有一定的隔膜。文学批评中为了体现中国话语，“本土化”“当下性”构成了两大主要方向。本土化，是指文学批评活动中开始运用中国传统的审美模式，诸如“意象”“意境”阐释文学的美学呈现。当下性，则是指文学批评开始撇除西方话语的机械套用，警惕西方话语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事实的强制阐释，而注重关注当下中国民众的生存事实与精神状态。二者都体现了当下文学批评开始走向中国本体的努力。面对新时代文学的新形势与新问题，学习习近平文艺思想，探索新时代文学批评话语的中国范式，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批评话语的中国范式建构，首先是文学批评主体身份的自我认同，也是文学批评走向交融成熟的标志。文学批评必须契入文学的本体——人，寻求其生存方式与人性的奥秘。人性的主要范畴包含个体的存在方式、情感流动、欲望诉求等。文学批评的中国范式应该契合人性内在多种可能状态，既能纵深地切入中国民众在一定情境下的心理流动与欲望挣扎，也能历史地走进个体与传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文学批评的路径就是要循着中国生活的事实，将他们的欲望、情感与现实的生存状态、传统的文化记忆相互交融，真正走进文学历史与现实之间复杂的存在空间。

　　其次，文学批评话语应该契合中国经验的书写。这里的中国经验，既包括现实的中国民众生活事实与精神空间，还包括在深邃的历史走向中民众生存的诸多可能性。对于中国独特的情感结构、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而言，离开传统的美学话语，显然无法抵达文学文本的深处。同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独特的哲思视角、美学视域、人性把握，又是传统中国美学话语批评所不能替代的。文学批评的诸多层面，无法撇去西方的各种理论。经过了百多年来的探索尝试，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一方面要求融入本土的中国文化经验，又要研究者跳出中国文化事实，与此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当代文学批评话语需要在传统美学话语和西方话语之间寻找一种话语平衡，需要研究者深邃的民族文化体验和人类意义的美学尺度，以此来构建一个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这个话语系统应该是一种话语的开放与交融相统一的结果，它既能吸收西方科学与理论的优势之处，尤其是西方对人性的复杂性的理解与考量，也能融入本民族传统的文化基因，诸如感悟诗学、忧患意识等，真正契合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与丰富性。

　　最后，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必须坚持审美原则。在当下大众文化和消费话语不断成为文学空间的主流话语时，文学批评首先要坚持精英立场，立足文学创作的个人旨趣，对创作的内容和精神作美学的判断和反思，给人以灵魂和价值的提升。这里的精英立场并非专注于道德性的评价，而忽视文学应该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下对个体心灵世界多种可能性的表现，忽略文学批评应该抵达个体诗意的飞升和灵魂的震颤。中国社会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伦理秩序统摄下的社会，必然会出现文学批评的道德化与情绪化，这就需要批评者理性而智慧地对其进行把握。也就是说，文学批评应是每个批评个体气质的体现，需要融入批评个体生命的灵动与气韵。同时，文学批评话语的中国范式应是美学的、历史的，它必须与时代语境相契合，又必须追求审美的愉悦、智慧的启迪和精神的超越。文学批评要建立起关于中国、人类和世界的总体性视野，以历史化的眼光观照日常生活，想象和关怀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于音乐评论的当代性反思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张璐

　　艺术评论代表的不仅仅是艺术本身，它是艺术与受众之间的纽带与桥梁，它肩负着时代的责任与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作品不是神秘灵感的产物，它的艺术性、思想性、价值取向总是通过文学家、艺术家对历史、时代、社会、生活、人物等方方面面的把握来体现。”这正是对艺术评论的方向指引。艺术评论应该首先把握住自己发出的声音是来源于人民、面向于人民，并且服务于人民、受惠于人民的定位。同时，由于时代的需求，艺术评论在当下越来越体现出大格局、大视野的宏观维度和文化性与艺术性兼具的学术命题，可以说，今天的艺术评论所形成的文化浪潮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新时代对艺术的烙印与期许。

　　具体到音乐评论而言，它的艺术内容具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在这门听觉艺术里，它往往能以最具有辨识度的旋律音调留在记忆里，深刻至极。因此，对于它的评论，不得不考虑价值取向、审美功能性以及今天文化产业市场的发展等当下特征。

　　第一，音乐评论的价值取向。音乐是与人、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艺术形式之一。音乐评论的声音，不仅给予受众聆听与鉴赏音乐的视角，更应该能使人们通过评论去理解音乐作品所具有的时代精神、民族血脉以及家国情怀，特别是能够以相对冷静的视角来反思社会的现状与未来，这应该是音乐艺术评论的核心现实意义所在。纵观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音乐评论此起彼伏，评论对象与视角也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今天的音乐评论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全面性、广泛性等特点。但无论怎样变化，它始终要坚持从音乐创作与人民受众之间的关系性问题出发，这是音乐评论的核心价值取向。

　　第二，音乐评论的功能取向。社会大众的审美需要被引领，这是音乐评论在处理音乐与受众关系之间需考虑的功能性问题。在大众的视野里，人们其实希望音乐评论就是处理这种关系的有力抓手。一方面，对于大部分的创作者而言，他们希望自己的音乐作品广为流传、成为经典，期盼好的评论声音；另一方面，对于受众来说，他们不仅是聆听音乐，更需要通过审美的引领来理解作品、思考艺术。对于大众而言，他们不需要精英化的技能训练，也不需要专业化的本体分析，他们需要审美的引领，需要通过评论的声音来告诉他们音乐的美在哪里、音乐与文化有着怎样的关联。这是当下人民受众对于精神食粮的需求。而这样的引领既不能过于阳春白雪、束之高阁，也不能屈就于、献媚于受众。因此，把握“度”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以学术的方法、易懂的视角，深入浅出，求得共鸣。

　　第三，音乐评论的市场取向。音乐离不开听众，音乐评论也离不开它的文化市场。特别是在我国文化产业市场迅速发展的今天，评论的声音里出现了越来越多关于如何衡量市场发展及受众需求等话题式的讨论。音乐与商业的平衡问题，文化产业市场的变化与前瞻、宣传的方式与路径，创意思维的体现与执行等等，这些因素都成为了音乐评论的新视角、新态度。将音乐打造成一个文化产业链条，从创作到受众，从策划到宣传，从聆听到评论，它们既是链条的端口，也是评论的视角。

　　综上而言，音乐始终是人民的音乐，音乐评论也应当是充分考虑到社会大众的评论。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评论话语体系中，音乐评论不仅要更加突出音乐自身的艺术属性，同时，也应兼具学术命题与时代意义赋予音乐评论的新特点。新时代下，更需要在正确的价值取向、明确的功能性特点以及精准的市场化定位下，来发出音乐评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