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这次会议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对我国社会各领域尤其是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新时期我国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的繁荣发展，就起步于这个历史语境。40年来我国文艺理论的跌宕起伏和曲折演进，应当也只有置于我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历史大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确合理的理解。

　　40年文艺理论争鸣的历史回顾

　　如果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作一个分期，我们认为，大致包括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三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几乎同时进行了三场重要的争鸣，奏响了新时期中国文艺理论的第一乐章。一是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讨论。它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新的“二为”方向。整个新时期中国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都是沿着这一大方向不断向前发展的。二是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三是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的大讨论。

　　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进入了一个多元发展的新阶段。首先是1994年前后我国学界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此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各种文艺理论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被大量引入我国，与中国文论新老传统既相冲突又相融合，并被广泛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论的概念、话语，在促进中国文论的多元发展、趋于成熟完善方面，总体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人类进入21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又迎来一个充满生机的新的发展阶段。文化研究蓬勃兴旺，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和视像文化的异军突起，冲击着传统文艺理论的研究格局。“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艺学的文化研究转向”主张的提出，成为新世纪开始文艺学关注和争鸣的兴奋点。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争鸣，是21世纪文艺理论界另一场重要的讨论，时间持续较长，参与者众多。图像和视觉文化问题引起学界的重视与讨论。从而进一步拓展了文艺理论的研究领地，深化了人们对于视觉文化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值得一提的还有关于“文学终结论”的讨论。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文艺理论虽然经历过风雨和曲折，但整体而言，通过贯穿始终、一场接一场的学术争鸣，确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扎实进展，展示出它不断追求理论创新的强劲生命力。

　　40年文艺理论研究的巨大成就

　　我国文艺理论界在反思过去、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视野开阔，思想活跃，敢于争鸣，勇于创新，取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要成果，用“收获巨大，成就辉煌”来概括毫不为过。

　　第一，文学观念上从突破禁区开始，努力进行理论创新，逐渐确立起一系列新的理论观念。文艺理论界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的讨论中，文学要表现什么样的人性、人道主义以及如何表现的问题被突出地提了出来，钱谷融1957年提出而屡遭批判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重新得到确认。这标志着文艺学领域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回归，从而为新时期文艺发展确立了正确的起点。

　　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界定文学根本性质的新观念，逐渐成为文艺理论界的主流话语。经过从反映论→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变革和改造，长期以来学界盛行的主流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审美意识形态”的提法能够比较完整地概括文学深层次的本质特征，并具有较为广泛的包容性和理论涵盖性，能够适应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多元发展的基本态势，因而虽然还存在某些争议，但逐渐为学界多数人所接受。它体现了文学基本观念的突破和创新，是新时期文艺学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

　　如何处理与文论传统的关系，是当代文论建设和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这首先涉及对传统本身如何认识。古代文论传统和近百年来形成的现代文论传统这两个传统的丰富资源，我们都需要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清理。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以现当代文论新传统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与时俱进，对古代文论传统中仍有生命力的优秀内容，在变革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使之在当代文论建设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1世纪以来，学界以张江“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为焦点开展的研讨，把中西文论关系作为思考的重点，对当代西方文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同时，提出了在阐释学视域中构建当代中国文论的新思路，体现了中国学者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努力。这也是21世纪文论观念创新的重要收获之一。

　　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界在不同情况下一再争论不休的重要话题之一。文化研究和文化理论是当代西方文论中最重要、覆盖面最宽、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把文化研究引入文学领域，对中国当代文论确实发生过很大影响。

　　第二，文艺学方法论上的变革、突破与更新，有力地推动了文论观念、话语体系的拓展和创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方法论热”过去之后，对文学研究方法的冷静思考和深入探讨还在继续。9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走向深入，文学研究方法上有了更多的突破与创新。更多的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被介绍、引进，标志着文学研究思维模式发生了现代转型，开始以一种更为清醒自觉的姿态寻求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和新方法论系统的建立，并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大大丰富了我国文艺学的理论话语，不但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而且促进了文艺学观念的拓展和更新。

　　新时期关于方法论的研讨，当然也存在某些不足和弱点，后来不时会听到对方法论热的某些批评甚至嘲笑。但是，应当客观公正地指出，新时期文艺学方法论的研讨和变革，对于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而深远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地改变、拓展、形塑了拨乱反正后那一代学人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重构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话语谱系，使他们及后来者有可能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作出更重要的贡献。

　　第三，文艺学观念和方法的变革与更新，成为新时期一系列新学科或学科新分支生成的重要契机和动因，大大丰富了文艺学的理论话语和学科形态建设。这一时期，学界有批判、有选择地借鉴吸收了当代西方诸种文论思潮、流派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思路和范畴、概念，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出版了一批比较系统的学术新著，催生或初步建构起一批新的分支学科，从而大大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域和领地，反过来也促进、深化了文艺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文艺学一批新的分支学科的诞生和发展，不仅在广度上大大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而且在深度上对文艺学过去研究相对薄弱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进行开掘和考察，极大地丰富了文艺学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是新时期文艺学建设的一大成就。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文艺理论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新时期文艺理论繁荣发展的根本前提。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为学界开展畅所欲言的学术争鸣和讨论提供良好的精神文化环境，这是新时期文艺理论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研究工作中始终遵循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和规律，这是新时期文艺理论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内生动力。坚持开放的心态，以文明互鉴的大视野面对中西理论资源，进行理论创新，这是新时期文艺理论繁荣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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