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返回“结构化”与“动作”书写的思考

“结构化”的问题，在语言学、思维逻辑、教育考核与课堂实践等场景中经常引起各种面向积极的讨论。在广泛的结构性话题、结构理论，以及应用结构研究的探索范畴中，笔者认同前人学者的观念、方面和成果对新的个案产生重要影响。如：杰罗姆·布鲁纳“学科结构运动”的倡导；索绪尔关注言语背后的语言解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关注亲属关系背后的亲属解构；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含的结构-功能主义体系。但是，安东尼·吉登斯从社会学视角提出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theory）观点以及产生的贡献，对于本研究而言更具认同性。特别是他在《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中所提出：“社会结构并非一个类似有机体的骨骼系统或建筑物的构造框架，而是呈现出某种结构性特征。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征。”他认为社会的课题是结构，结构体现着“结构性”特征，并作为记忆的痕迹，不断被再生再出来的社会实践中，引导者能动者的具体行动。他将“行动与结构”连接在一起，解决了社会学中长期存在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问题。

透过以上结构化的经验，对“表演艺术的结构”进行思考。我们可以基本确定，表演艺术本身的结构性特征与社会结构具有互动的作用之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尽管不同类型的表演艺术的差异，必然建构了各自的结构特征。然而，戈夫曼的“社会拟剧论”将社会作为舞台，把人类符号互动比喻为表演，依然不断激发了表演艺术的自省与创新。笔者认为，这也反映了表演艺术在不同的时代表现性之差异，印证了不同的元素组成元素特质。值得注意的是，在表演艺术自发于不同阶段的实践场景中，某一个或一组表演形态的生成（作品创作），经由编剧、导演、演员、艺术顾问、艺术评论等多种身份的转化，其实这一过程“自发”和“重构”的特征更体现其“结构化”特征。“自发”一般来源于创作、表演者（参与人）自主的创作与表达意图。“重构”则是交友结构性的参与人，聚焦同一方向“目的”的探索，碰撞而来。这期间，其实共同关照的、协同维系而由“和而不同”的焦点依然是来源于“动作”。当然，必须区分“动作”于其中的位置与变化。简答的来说，无论主题、形式，最终围绕的“效果”依然来源于构成表演元素之“动作”。

二、聚焦表演艺术作品“动作”与“前文本”及观后发现

站在评论者的角度，理清以上基本关系以后。“动作”书写的具体方法成为了推动结构化生成的关键。其实，区别于表演“前文本”的依然是对“动作”的深入研究差异。不能否认，这里“前文本”的定义会随着“动作”的存在（含：产生、变化）而发生转移。实际上，“前文本”本身也不一定会脱离“表演”文本的属性。简单来说：聚焦表演艺术作品“动作”观察时，直观所见、所感能深入体验到的“动作”，一般与“前文本”存在直接和间接的两大类关系。直接方面，主要是基于“前文本”而来的“动作”创新，属于该作品的新符号。间接方面，大体上依然是来自于“前文本”，但是可能并非直接构成“动作”的要素。并存在动作及动作之外的多种可能。不得不说，这看起来更像一个哲学问题。

举例说明：笔者2023年为泰州市淮剧团书写评论《新创淮剧〈潜行者〉：时空交叠中的动作写意》（《戏剧文学》2023年第11期）。作为书写者，首先以鉴赏作品为基础，回归作品特征上进行观察。由于强调的是“跨领域表演批评”，所以焦点并非讨论“淮剧的构成或通俗意义上的淮剧表演审美”，而是关注到“新创戏曲”范畴中，具体特征与淮剧融合后“特征至新特征”的转移。经过欣赏与编剧访谈，确认了“动作”维系着编剧剧情书写、表演形态设计、角色命运与情感，主要来自于原文本“日常动作”与“淮剧舞台动作”的总体考察。对于评论者而言，呼应与反思均不可或缺。呼应，在于观念和思路经由观看是否可以呼应，如何呼应。反思，在于呼应程度差异下，延伸的交流与互动模式。此剧评再看，其实评论的“结构化”构成：先是来自“动作”的观看，后是基于“观看”对“动作”文本与前文本的考察，再是回归前文本与文本“动作”的结构提出特定的“时空交叠动作写意”的概念并加以阐释。另外，再有实例是笔者于2023年初为苏州市歌舞剧院舞剧《运·河》（杨威导演作品）书写的评论《流水无界舞琢永恒——舞剧〈运·河〉“影塑”苏州视界之创演评》（首发于江苏网络艺术评论，后被新华日报·交汇点、闪电新闻等媒体转载）。该文起点是带有强烈经验的观察和分析。强烈经验来源于导演舞蹈美学的认同，观察聚焦在作品整体结构中的比较面向，分析则聚焦在“江南、流水”的具体表达的形式上。笔者认为，该作品的前文本并非只源于作品主题的考察对象，更多地源于历史与当下的“运河”形态转变的一般理解，以及舞蹈创作者对于一般理解的特殊认识。由于媒介是舞剧，强调肢体的语义传达。实际上，不同形态的动作以及动作的不同形态于结构中的变化，成为评论的焦点。

舞剧《运·河》（图片来源：“苏州市歌舞剧院有限公司”微信公号）

三、长三角互动与跨领域互通的启示

“长三角”作为一个区域研究热点，其中值得关注的许多问题紧密关联。对此一类系统问题，大多建立在“一体化”（空间、市场、产业、创新、交通、信息、贸易、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制度）研究、城市与文化、群体互动、艺术边界等方面。有关研究成果中，笔者对“文化长三角”的讨论中涉及“江南”问题以及区域联动的研究非常认可。这其中包括：安徽大学沈昕教授梳理江南及江南文化概念，再置入区域的历史关系讨论，并借此延伸当代产业再一体化优化发展中的路径讨论和前途辨析。另外，复旦大学中文系刘婷博士，在探索“上海戏曲品牌”于长三角的发展优化路径的基础上，梳理了1982年“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圈”，2008年世界都市建设的目标的长三角建设规划，以及自2018年6月四省文联联动发起的“长三角文艺发展联盟”的历史渊源和现实驱动。并提出从政策扶持、人才输送、精品打造推动进一步发展的观点。这些材料，基本可以为笔者所关照的“长三角互动”与“跨领域互动”提供有效的可信度支撑。作为评论者，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至少两个方面的思考值得重视：首先，无论区域中心定位在上海、南京、杭州还是合肥，其实一体化的过程中激发的是新时代“江南”概念的结构在生成。其次，一体化优质发展的过程中，区域互动自然成为主要驱动力，避免同质化依然需要保持不同区域的自主发展，不同区域的差异在跨领域的不同形式的互通中，产生具有“江南”新都市一体多面的文化生产力。其实这种思考在实际的评论书写中，贯通、验证又产生新的启示。

比如，通过观演，笔者完成了《“技与境”的边界描写——长三角地区精品杂技作品的表演观察》一文（2024年8月，江苏文艺网、江苏杂技微信公众号联合发布）。再如，以“长三角纪录片中心”联合承办的国家艺术基金“短评、微评”的曲艺评论《“曲”融江南调“艺”暧人间情——从〈杭州趣事〉到〈赏中秋〉观后》（2023年8月，发表在杭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微信公众号）。评论的内容虽然都源于技术、艺术肢体动作，以及形态表演的观察，但是话题的焦点与功能的分析，却因为“江南与长三角”的话题得以拓展。有趣的是，无论是前者在艺术创作中的“边界”描写，还是后者从“小热昏”到“评弹”的曲调和情调的抒发，最终艺术价值和艺术功能的生成，却是在“长三角互动”与“跨领域互通”的框架下完成。另外，笔者还在杭州以线上和影院的形式观赏了话剧《西迁》和电影《白蛇：浮生》，并完成《话剧〈西迁〉：隐喻飞雪，走向光明》与《欢喜与悲悯——评〈白蛇：浮生〉李公甫形象》两篇小评。前者以隐喻为话题，关注了《西迁》表演中被忽略却很关键的符号——“飞雪”场景渲染。该文于2024年9月发表在国家大剧院公众平台，成为引导观众进一步审美交互的材料之一。后文则是笔者作为一位普通观影者观察动画形态的形象塑造、文本关联的角色形象，对“姐夫形象”的转化与铺垫的推动力进行分析，跨域了电影、动画的文本限制，回到表演中进行分析。该文于2024年9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网，供行业参考和交流。两者其实都是聚焦“动作”形成新的结构化表述。但是这种动作、结构化的表述，却从“长三角互动”与“跨领域互通”的启示下，催生了跨区域、跨领域的新的意义。

艺术评论，来源于感想，却与艺术作品及社会生态互动生成特定的结构化的言语表达。当代表演艺术批评，已然不局限于文字的传达，新的跨媒介评论的流行特质，反而促进着传统批评展现出更广阔的可能性。不断移动的过程中，不变的是评论者观看和书写的逻辑和目标。逻辑的核心在于主观能动力，驱动生成从属于所在文化空间、艺术作品的各种跨领域互通。长三角及不同区域的文化艺术，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当代、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的多样互通是驱动表演艺术不断进行结构化与动作探索的基石。不断地产出具有个性特质，充满情感传递，与作品和时代共呼吸的情理兼容的评论，是评论人的文化担当和终身使命。

本文原刊于《西湖文艺评论（第6辑）》。

（作者：杨祎程，南京体育学院舞蹈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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