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古装剧在价值传达上一个重要特征是向主流价值的回归。电视剧《琅琊榜》为之“先声”，这一作品的出现，一改有些宫斗剧、穿越剧在价值传达上的迷失与混乱。主人公梅长苏通过扶持正义、有仁爱之心的萧景琰上位，来帮助自己洗清冤屈，在这一前提下的复仇既符合叙事伦理，又合乎儒家精神。在打击太子、誉王、梁帝等人的同时，也否定了其所代表的不义、自私和凶残等负面价值，从而弘扬了正义、仁爱等主流价值。剧中，梅长苏质问梁帝：“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若无百姓，何来天子，若无社稷，何来主君……在陛下的心中，恐怕只有巍巍皇权，又何曾有过天下！”一句话揭露了梁王的虚伪，强调了“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的理念，《礼记•礼运》中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剧中所传达的理念正契合了儒家的天下观。

当前古装剧还传达了以人为本、民主、平等的思想。《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张小敬戴罪立功、几经生死，为的是护长安一城百姓的安危，闻染既是好友之女，又是长安百姓之一，该剧将个人情感与集体利益巧妙地缝合在一起。同样，《风起洛阳》中的高秉烛也是为了保护神都的子民。剧中，面对武攸决要牺牲无数神都百姓的性命来实现一己私欲，高秉烛质问道：“神都无辜的百姓究竟做错了什么，要成为你们阴谋的牺牲品，要成为你踏上龙椅的血肉之躯……你为了私利想把神都毁了，你可问过神都子民的意愿？”《庆余年》中，范闲的母亲叶轻眉在石碑中写道，希望庆国之法为生民而立，愿终有一日人人生而平等，再无贵贱之分；《清平乐》中，宋仁宗宁愿违背谏官的强烈意愿，也要保住梁怀吉的性命；《梦华录》中，赵盼儿祈求女性、商人，以及出身贱籍的人能够与其他人地位平等；《知否》中，盛明兰不依附男性，希望在婚姻中与对方保持同等的地位……上述无疑都是当前古装剧对民本、民主、平等思想的最好传达，而这些正是现代意识对古代历史的精神灌注。

家国情怀、民族责任感也是当前古装剧价值传达的一个重要方面。《琅琊榜》中，梅长苏大仇得报之后，恰逢外敌入侵，此时的他强忍病痛、挺身而出，率军抵抗外敌，在他身上承载了对国家的大爱、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清平乐》中，无论是赵祯的克己复礼、仁政治国，还是范仲淹、司马光等官员的忧国忧民、直言进谏，都具有一种敢于担当、为国为民的情怀。《风起陇西》虽然从意识形态缝合角度来看，多少有一些断裂，难掩作品的悲剧感，但两位小人物为了家国，历经艰难寻找内奸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此外，当前古装剧还有对人物“君子之风”的追慕，体现了当下回归主流价值的诉求，但也折射了理想主义坚守的艰难。《琅琊榜》中，萧景琰坚持正义，与梁帝据理力争而被排除在夺嫡之外，他还怀有恻隐之心，同情私炮房一案中遭殃的百姓，将情义看得重于一切，明知是陷阱也要设法营救部下。《鹤唳华亭》中，萧定权恪守儒家伦理，即使四面楚歌，也要坚守忠孝仁义，最终却背负骂名而亡。

不可否认，当前古装剧在价值传达上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一，不少作品仍陷于“明君忠臣”的传统历史观藩篱中。《梦华录》中赵盼儿跪着求官家广开恩德，祈求出身贱籍之人能够与他人平等。《长安十二时辰》将罪责归到奸臣林九郎身上，反奸臣而不反皇帝。《清平乐》强调仁爱治国，通过“君臣共治”来达到权力的平衡。剧中人物均将希望寄托于“明君”身上，缺少对封建制度的反思，更没有对一个更好制度的向往与追求，属于较为陈旧的历史观。当然，我们承认古装剧中的人物有其历史局限，难以跳出所处的时代。但是，作为当代创作者，除了融入一些民主、平等的思想之外，还应该以更为现代的意识来反思“明君忠臣”观念的问题。以宫斗剧为例，与《延禧攻略》相比，《金枝欲孽》(2004)、《甄嬛传》(2011)等作品则更高一筹。前者中的宫女如同升级打怪一般，地位不断上升，最后与皇帝走到一起，等于完全接受了规则，缺少反思批判的精神。而《金枝欲孽》中虽然宫廷斗争同样激烈，但人物命运是悲剧性的，主人公最终从宫墙内逃离出来，隐喻了对后宫文化的否定。《甄嬛传》也是如此，通过对诸多女性形象悲剧命运的揭示，批判了这一将人异化、戕害的社会环境，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而当前一些古装剧明显缺乏对制度本身的反思与批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在于追求人类的解放、自由与全面发展，因此要弘扬具有进步倾向的社会意识，否定落后的、不利于历史进步的社会意识。从这一点而言，当前古装剧缺乏对陈旧观念的批判，以及对进步社会意识的弘扬。

其二，性别关系仍然是当前古装剧中存在的一大问题。“大女主”一度是古装剧的热点文化现象，它们围绕女性展开情节、讲述女性故事、突出女性地位，易让女性观众产生身份认同。不过，其中的女性大多在男性的帮助下获得成长与成功，并没有走出男权阴影，貌似凸显女性意识，实则仍臣服于男权。当前古装剧的变化之一在于男性重新成为故事的主角，体现出对传统父权的进一步回归。即使表现女性，也更多希望建立与男性平等的关系，不依赖男性，渴望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自我价值。《梦华录》中的三位女性，赵盼儿遇到负心汉、宋引章屡次受男性欺骗、孙三娘被夫家抛弃，姐妹之间相互帮扶、共同成长，传达出独立的女性意识。但是，该剧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刻意丑化、矮化男性形象，制造一种性别对立、对抗，使得男女关系愈加紧张，如剧中对欧阳旭、池衙内、沈如琢等形象的塑造，呈现出一种“厌男症”倾向。这也是当前网络空间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男女间不信任、关系紧张现象在艺术作品中的投射。但是，刻意强化性别对立、对抗，不利于建构当下和谐的两性关系。

其三，当前古装剧还存在价值观模糊不清、道德观陈旧等问题。《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既有着保护长安百姓安宁的信念，又怀着对第八团的深厚情谊，闻染是将二者连接在一起的纽带。但是随着闻染的死亡，张小敬也就失去了继续保护长安百姓、维护圣人的心理动机，价值客体被毁灭，信仰根基自然动摇，此后他对信念的坚定也就失去了说服力，这一问题显示出创作者在价值把握上的混沌、意识不到位，人物形象也随之游移不定。有些古装剧贞洁观较为陈旧，如《梦华录》中的人物“双洁”设定引来不少非议，强调人物的处子之身，与作品所宣扬的女性解放背道而驰，等于否定了妓女这一被压迫者的形象，也就失去了原著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