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华民族具有以美育人、以美齐家、以美治国的悠久历史，形成了崇尚“大美”以“成大人”的中华美育传统，使中华文明保持着生生不息的内生活力；在中华民族追求站起来和富起来的历程中，中华美育传统被激活，人民文艺和大众美育得以开启；在中华民族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新征程上，要以中国之艺、人民之艺和时代之艺创造新时代文艺的“大美之艺”，要建构全学科课程教学系统、全过程学校育人系统、全场域社会资源系统有机统一的整体性大美育体系，使“大美之艺”全面渗透日常生活，让所有人在所有场域都能获得艺术与审美的陶养，使中华民族带着东方之美的风雅走向伟大复兴。

【关 键 词】 大美 大美育 新时代文艺

艺术和审美是人类独有的禀赋，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尺度。德国诗人、剧作家席勒在《艺术家们》组诗中写道：“人啊，唯独你才有艺术。”在《美育书简》中，席勒又提出：“我们应该把使人处于审美心境的能力看作是一切馈赠中最高贵的礼品，是人性的馈赠。”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演进历程中，从来不乏艺术与审美的伟大创造，从皇家的宫阙殿宇、钟鼎玉器到文人的琴棋书画、楹联匾额，再到百姓日用的陶罐瓷瓶、织绣簪花，形成了一种充盈于全部生活场域的整体性大美育，使不同阶层之间、不同地域之间和不同朝代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美美与共”的畅达状态，为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的内生活力。但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全球殖民扩张浪潮中，西洋的船坚炮利以及现代新知让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怀疑甚至寄希望于“全盘西化”。虽然现代“美育”概念的引介激活了中华美育传统，但在一个民族还没有站起来的时代里，让人人都能创造与享受美好生活的美育理想难免是“纸上空谈”。所以，在中华民族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新时代新形势下，以大历史观来审视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五百多年来世界现代化的复杂性，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深远意义，更好地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中华美育精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以更多“大美之艺”的创造和遍及城乡、普惠大众的整体性大美育的浸润，让更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目之所及、耳之所闻皆可获得愉悦的审美体验，成为拥有美好心灵和能够创造美好生活的全面发展的人，推动形成爱美向善的时代风尚，激发团结奋斗的伟大民族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的时代力量。

[德] 席勒著《美育书简》

一、中华传统文化对“大美”和“大人”的推崇

五千多年来未曾中断或变异的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文化源头而言就是“满天星斗”般地发生与展开。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等不同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地域的先民对天地生命的理解及其艺术与审美的表达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总览中华文明灿若星河的伟大创造，无论是诗文典籍还是礼器法物，都以“大”为尊，以“大”为贵。孔颖达考据“华夏”之“夏”即“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可见，崇“大”尚“美”是华夏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是“大一统”的“大中华”的一种深层内驱力。在文献典籍中，如老子的“大道至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庄子的“鲲鹏之大”和“大美不言”，孟子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中庸》中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等，都体现着对“大”的尊崇。

虽然从汉字“美”的构造而言即有“羊大为美”之说，但“大美”之“大”的核心内涵显然不只是尺寸体积等物理意义之“大”，而更有一种整体性与精神性的哲学与伦理意义寓于其中。如“山不矜高”“水不厌深”，是谓“有容乃大”。“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之“大美”，其内涵亦是生生不息的广大生机之美。方东美将《易传》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生之德”转化为“生生之美”，与庄子的“天地大美”一脉相承。“大美”之中，既有“生生之美”那份“对生命伟大处的体贴”，也有对天地造化之伟大处的敬意，充满“明德”与“至善”的崇高境界之美。

方东美著《生生之美》

《礼记•乐记》中讲道：“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故“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从中品味礼乐之“大”者，亦在其有如天地创生万物一般化育人心之意义。有学者认为“大美之根本，在于对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与天地大化浩然同流的生命气韵与精神气象的激扬赏会”，由此提出大美生命涵育观：“中华美育的大美意趣，最终体现在对大美生命的涵育上，体现在真善美和融正大的人格化成上，体现在小我大我汇通迸合的自由升华上。”这是很有见地之说，因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至高人格理想就是“成大人”。相比“君子”，“大人”的胸怀、格局和境界更为宽广、宏大和高远，在“立功”“立言”和“立德”方面更有不朽的建勋。中华传统美育即是以其整体性的天地万物之美、艺术人文之美和生活礼俗之美等激发人的心灵美感和人格理想，指引人们在“成大人”之路拾级而上。

依冯友兰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之说，以“天地大美”人文化成之“大人”可以理解为具有“天地境界”的人，是《周易•乾文言》中“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人；是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的人；是王阳明笔下“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大学问》)。如此恢弘博大的天地境界，激发着人们“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章句下》)的崇高人格理想和“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泰伯章》)的伟大人生追求，在“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周敦颐《通书•志学》)的“成大人”之路上成就伟大的生命。

纵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星河，许多灿若星斗的伟大生命就是因创造“大美”而成“大人”的。如唐代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但他在“瘴江边”兴学治水仅八个月就使“一片江山尽姓韩”。北宋大文豪苏轼，不仅给中华民族留下“大江东去”等千古绝唱，还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放达观，更有“苏堤”伟业与“东坡肉”佳话，等等。花甲之年的苏轼再度被贬海南儋州，三年后渡海北回却是“九死南荒吾不恨”之心境，因为他那高阔旷达的天地境界，使其超越一己当下之沉浮荣辱，胸有山河万里，心系天下苍生，因而能在“南荒”开坛讲学、凿井制墨，等等，是其襟怀之大、格局之大、气象之大成就了那千载不朽的伟大生命。从这些往圣先贤身上我们能更深切地理解到，“大美”与“大人”这两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彼此关联，以至彼此生成，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审美追求和人格理想。“大人”的境界之美、人格之美正是“大美”的重要体现，如《庄子》中的“大人之诚”便体现着这种伟大与崇高的人格之美。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理解，“大美”“大人”与“大德”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大美”必有“止于至善”之美德，“大人”必有“赞天地之化育”的“生生之美”。赵奎英认为，大美乃是本于大德、成于大人的。大德乃“生成”之德，大人乃“合和”之人，大美因此也是立于“生”“成”之大德的“中和”之大美。这是很有道理的。

二、现代美育概念的引介与大众美育之路的开启

我们从中华传统文化对“大美”“大人”以及“大德”的推崇中，已经比较明确地理解到中华民族爱美向善的悠久美育传统。20世纪初，蔡元培、王国维等引介席勒的“美育”概念到中国时也一致认为，我们中国本有美育传统，并且存在于教育、文化和生活的整体之中。如王国维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提出，孔子育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其方法“于诗乐外”还“尤使人玩天然之美”；蔡元培认为，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中，“盖自数之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其后若汉魏之文苑、晋之清谈、南北朝以后之书画与雕刻、唐之诗、五代以后之词、元以后之小说与剧本，以及历代著名之建筑与各种美术工艺品，殆无不于非正式教育中行其美育之作用”。在当时，还有梁启超、李石岑等人著文《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美育之原理》呼吁美育；有吴梦非、丰子恺等人发起成立“中华美育会”并创办《美育》杂志推广美育。1920年《美育》杂志创刊号的《本志宣言》中明确写道：“‘美’是人生一种究竟的目的。”吴梦非还提到“艺术教育运动的目的，在于使一般国民常常接触艺术，和教养国民得着美的趣味”。同时还有陶行知、晏阳初等人在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实践中身体力行地实施美育，晓庄学校、定县实验等都是极其可贵的实践探索。但是，囿于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这些美育的倡导与实践终究难以使更广泛的国民在国运衰微与动荡之际享受到艺术和审美的生活。所以，1930年蔡元培在和《时代画报》记者谈话时明确讲道：“我以前曾经很费了些心血去写过些文章，提倡人民对于美育的注意。当时有许多人加入讨论，结果无非是纸上空谈。”

王国维著《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

显然，当一个民族还没有站起来和富起来的时候，要使人人都能发现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美育理想难免是“纸上空谈”。因为美育要使人的心灵美起来、生活美起来，尤其是要使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都能通过艺术与审美的陶冶而获得文化涵养和文明教养，就必须有面向人人的整体性大美育的物质基础和时代条件。所以，尽管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历程中，我们从来不乏艺术与审美的创造，但普通人不用说与钟鼎玉帛无缘，就是与琴棋书画亦相距遥远。如刘向《说苑》所写：“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地指出：“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显然，艺术与审美一定是和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文化教育环境等联系在一起的。1922年，时任上海美专教授兼教务主任的汪亚尘在《艺术源泉的生命流露》一文中写道：“我国的艺术向来是帝王式的艺术——贵族阶级的艺术——历朝的艺术品，大半是供给帝王和贵族当作娱乐的东西，与民众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现在却不是这样的时代，大家都要打破这个迷梦来从事民众的艺术运动。”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蔡元培等人何以怀着“以美育代宗教”的理想倡导成立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美术学校；理解首任校长郑锦在辞去校长之后何以到定县参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活动，为中国第一本农民识字课本画插图；理解1927年5月林风眠何以要举办形式多样、声势浩大的“北京艺术大会”，喊出“打倒贵族的少数独享的艺术”“提倡全民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等口号。1922年4月，梁启超在北京美术学校的演讲中讲道：“贵校是唯一的国立美术学校，他的任务，不但在养成校内一时的美术人才；还要把美育的基础，筑造得巩固；把美育的效率，发挥得加大。校中职教员学生诸君，既负此绝大责任，那么，目前的修养和将来的传述，都要从远者大者着想。”但要真正筑造起中国现代美育基础，还需要真正面向工农大众的人民艺术和大众美育。

由此视角回望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解放区文艺，我们便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更深刻地理解解放区文艺何以能够创造中国现代文艺民族化、大众化难以逾越的高峰，并且开辟出一条面向最广泛的社会群体的中国现代大众美育之路。“《讲话》中的人民性思想历久弥新，至今仍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发挥着指导性作用。《讲话》所开创的扎根时代生活和人民大众之间的新文艺之路以及那时所创造出的充满解放区新气象的无数经典作品，在几代中国人心中和中国现代文艺发展的历程中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大批反映人民生活、表现民族精神的经典力作，一方面激励着解放区人民追求民族解放的革命斗志，另一方面也提升了人民大众的精神境界和审美品味。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会为解放区文艺经典作品中所蕴含的伟大民族精神所感动与振奋；但就其审美而言，一方面要适应当时解放区人民大众的艺术品味和审美趣味，如古元回忆他在和农民们一起生活时听到他们对其木刻作品的批评意见：“为啥这人脸半边是白的那半边又是黑的？”“脸上为啥画上这许多道道？”“乌黑一大片的咱们看不明白。”因而他理解到自己“这一套洋里洋气的东西是不会被这里的群众完全欢迎的”。所以，“座谈会之前，古元的《冬学》等木刻作品还有明显的洋版画的灰调子和延安老百姓称之为‘阴阳脸’‘麻子脸’的痕迹；座谈会之后，他不再用阴暗的表现手法刻画人物面部，而是采用单线轮廓的刀法并吸纳了中国画的线描元素去创作，因而作品更具新鲜活泼的写实形象和生动朴实的民族风格”；另一方面，在那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在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艺术作品很难在创作与制作上达到更雅致更精良的期冀。

王文彬《夯歌》1962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进而我们也可以理解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当我们的先辈热火朝天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也只能产生具有那个时代鲜明特色的、鼓舞人们满怀热情地投身到建设洪流中的艺术作品。比如我们从1962年王文彬的《夯歌》和温葆的《四个姑娘》这两幅中央美术学院本科毕业创作的油画作品中，就能直观感受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的女性那健康质朴而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画面简单干净，但不乏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今天，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拥有了更充分的物质条件来创造“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的文艺作品，满足人民大众对艺术与审美的需求，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所以，新时代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要使“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要让从前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的艺术与审美，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近年来火爆出圈的舞剧《只此青绿》就让无数普通观众在“展卷”千里江山的现代视觉盛宴中惊叹中华传统经典之大美。

三、新时代“大美之艺”的丰富内涵及其美育意义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道：“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这就是艺术的美育价值，让人们在美的发现与鉴赏中把客体对象的美内化为主体生命的状态与作为，转化为创造美好生活与美好时代的愿望与能力。2018年8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中提出“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和“以大爱之心育莘莘学子，以大美之艺绘传世之作”的时代命题。“中华美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未曾间断的文明演进历程中以美育人、以美齐家、以美治国所体现出的人文理想、艺术风范和审美趣味，其核心内涵是“以大美成大人”；“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就是要使中华民族高雅的艺术与高级的审美融入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让中国人民在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里美起来，因此时代呼唤“大美之艺”；“大美之艺”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中国之艺”，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人民之艺”，是把握时代本质、表现民族精神的“时代之艺”。

今天，我们有幸得以走进博物馆、图书馆、音乐厅、美术馆等感受到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不朽的文化艺术经典创造，那些风雅千年的书画精品，那些精美绝伦的珍贵器物，让我们为先人的艺术境界和审美品位所倾倒，为他们浪漫的想象力和伟大的创造力所惊叹。从大历史观的广阔视野和整体性思维来审视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我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昌明的时代条件和厚实的物质基础，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坚定的中华文化立场和开阔的人类文明视野，来全面认识“何谓中国”，深刻理解中华文明何以能够生生不息。如果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得益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个人的发现”，那么今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必有“中国的发现”，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自知与自信。

最早倡导“文化自觉”的费孝通曾讲过：“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他还讲道：“我们的再下一代人，可能要迎来一个文艺的高潮，到那时可能要文艺兴国了，要再来一次文艺复兴。”方李莉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艺复兴》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生活在艺术中，把艺术与自己的生活、心智、修养、情操等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如钱穆所言，宋代以后“只要经济上稍稍过得去的家庭，他们在院子里，往往留有一块空地，栽几根竹子，凿一个小池，池里栽几株荷花，或者养几条金鱼”。正是这样一种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风雅品味和烟火趣味，滋养着中国人的心灵，孕育了不朽的文化艺术经典。可见，中国传统艺术与审美为人们提供了“诗意栖居”的生活理想和现实路径，虽然如前文所言平民百姓难以企及官宦人家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以及文人墨客携琴访友的风雅境界，但却有年画、皮影、民歌、窗花、面花、虎头帽、绣花鞋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艺术的活泼情趣，使“柴米油盐酱醋茶”与“琴棋书画诗酒花”完美融合在生活整体场域之中，由此形成中华民族崇尚“中和之美”和“尽善尽美”、讲究“礼乐教化”和“耕读传家”、观照“生活趣味”和“精神境界”、讲究“文以载道”和“器以藏礼”、追求“成大人”的人格理想和“平天下”的社会抱负等美育传统，为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的中华文明提供了不竭的内生活力。所以，文艺工作者要坚定地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获得“境界”“风骨”“格调”等无尽养分涵养的“中国之艺”。

恩格斯在评价文艺复兴时讲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今天，正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同样需要“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来创造新时代文艺。十年来，文艺领域的经典力作不断涌现，可见在当代中国有“思维能力”并且“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文艺工作者绝非少数，但由于生活方式和文化差异等诸多因素，文艺工作者的“激情和性格”尤其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激情还显得不足，而这恰恰是文艺工作者感受体验更广阔、更真实的生活并与更多样的社会群体同感共情以拥有博大襟怀、高旷境界、深邃洞见等的必由之路。惟有真正扎根人民的文艺工作者才会以其“民胞物与”的襟怀时常意识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从而深怀对时代家国以及置身其中所有努力生活的人们的温情和敬意，涵养出与大地上的人们血脉相连、心意相通的“人民之艺”。

“中国之艺”和“人民之艺”意味着文艺工作者必须以“中国立场”和“人民立场”来审视我们的历史与现实。但现实中我们每个具体的人，终其一生所能经历的人生必然极其有限，对时代的认知、对生活的理解必然带有个人生活阅历、教育背景等种种“规定性”的局限。所以要真正以“中国立场”和“人民立场”认识和理解时代家国并非易事。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大时代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价值观念等也发生着空前的裂变。如余华所言，“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这种差距既包括物质生活条件，也包括对生活的理解、对世界的认知、对道德的评判等精神层面。但纵览古今中外的文化艺术经典，大多深刻反映了创作者所处时代最本质的社会问题和最典型的生活场景，代表着那个时代那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因为那些文学艺术巨匠对时代本质有深刻洞察，对民族精神有准确把握，对人类命运有由衷关切。所以，在他们的笔端，往往展现着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恢弘全景，教人更深邃地理解天地岁月人生，并且在内心涌动起向往崇高生命境界的澎湃情感。所以，有志书写和描绘“中国之艺”和“人民之艺”的文艺工作者必须跳出小我琐碎庸常的安乐窝和舒适圈，投身更广阔的生活，关注更广泛的群体，才能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交汇的时代大势，准确认识、把握和表现我们的时代本质与民族精神，淬炼“时代之艺”，成就“大美之艺”，创造新时代文艺灼灼光华之不朽篇章，书写新时代中国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四、赓续中华美育传统、建构整体性大美育体系

美育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心灵、诉诸于情感的独特属性决定了每一时代的美育不仅与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直接相关，也与这一时代的艺术与审美资源密不可分。所以，一个时代的艺术成就、审美品味和美育程度必然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并且共同形成了一个时代的文明风尚和精神风貌。1932年，蔡元培在《美育代宗教》一文中就讲道：“美育是整个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美育。”美育的这一独特属性还决定了只有形成一种能够在日常生活全部场域中都能使人获得艺术与审美陶养的整体性大美育体系，才能在美的历时性浸润陶冶中，逐渐提升人们的审美素养、文化涵养和文明教养，从而推动时代文明的昌盛进步。如吴冠中所言：“人民审美力的提高主要靠艺术品的熏陶。熏陶，是经常性的潜移默化，非速成班所能奏效。”这一点，我们从中国传统美育中即有充分的认识：“中国传统美育并不离开各种智识学问、日常生活、受育者的言谈行为而另外地或单独地进行，即使有突出的艺术性的活动——这是时下艺术教育的基本内容，也绝不单独地、艺术地进行，而是将之与智识、伦理及日常行为融为一体地进行。”所以，要使人人都获得艺术享受与审美陶养的新时代中国美育，需要建构包括三个有机统一系统在内的整体性大美育体系：一是全学科课程教学系统，二是全过程学校育人系统，三是全场域社会资源系统。

全学科课程教学系统是围绕提升学生的人文与审美素养、艺术品味和精神境界这一核心，建构以艺术人文课程为主体、其他学科同时具有审美导向的美育课程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以艺术教育和校园文化活动代替美育的做法。首先，需要在艺术人文课程中加强审美鉴赏的比重，避免知识灌输和技能强化的应试培训模式。以审美为导向的艺术人文学科融合的美育课程，需要着力美学、文艺学、艺术学理论与艺术实践以及艺术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相互促进。英国学者科林伍德在《艺术原理》导言中就将美学史中对艺术哲学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分为“具有哲学素养的艺术家”与“具有艺术趣味的哲学家”两大类。由于美育至今都没有学科归属，从学科背景而言，目前美育工作者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美学、文艺理论和艺术学理论方面的具有审美和人文素养的学者，另一部分则是来自艺术学实践专业的具有艺术专长的艺术教育工作者。以科林伍德的观点来看，前者需要成为“具有艺术趣味的理论家”，后者则需要成为“具有理论素养的艺术家”，如此才是新时代所需的美育工作者。著名美学家刘纲纪讲道：“艺术和美育是分不开的，人不了解艺术怎么享受美呢？这是不可能的。”“不懂得艺术，美学就成了空道理，不能说服艺术家。把美学和艺术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成为真正好的美学家。”所以，要倡导艺术工作者和艺术教育工作者大力提升人文与审美素养，推动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者积极关注艺术审美，合力研发面向大中小学不同学段学生的跨学科美育课程；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引导各学科开展“课程美育”研究，强化美育导向，提炼美育要素，把所有学科中充满趣味性与审美性的知识内驱力注入学生心灵，激发他们对自然万物、对历史人文的探究兴趣，让他们在所有教学活动中都能获得愉悦的审美体验。如蔡元培早在1922年《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就曾讲过：“凡是学校所有的课程，都没有与美育无关的。”该文中他还例举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等学科中诸多的“美育的资料”如“地理学上云霞风雪的变态、山岳河海的名胜、文学家美学家的遗迹，历史上文学美术的进化、文学家美术家的轶事”等等。其次，还需要在德、智、体、劳这“四育”中加强美育导向引领，使学生能够在提升思想道德素质、知识素养、身体素质和劳动技能的同时，感受到境界与风范之美、科学与智慧之美、运动与健康之美、劳动与创造之美，从而以美立德、以美启智、以美健体、以美促劳。比如有的学校让学生辨识校园中的草木，然后开展现场写生绘画，之后又把优秀绘画作品制作成各式灯箱，成为校园一道亮丽景观。这就把生物课堂、美术课堂和劳动教育课堂有机统一起来，成为融自然美育、艺术美育和生活美育于一体的美育课堂。

全过程学校育人系统首先是指把学校内除课堂教学和校园文化艺术活动以外的所有校园生活的美育要素提炼整合，从课堂课程教学、校园建筑规划、校园文化活动以至所有教育者的言行举止，都需要强调美育导向。把传统的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转化成科学之美、人文之美、自然之美、人生之美的审美教育，让所有受教育者在所有校园学习生活过程中都能够感受到美、体验到爱，爱学习、爱生活、爱这个世界。其次，全过程学校育人系统还包括不同学段、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的融会互通，尤其是一个地区的大中小幼之间的交流衔接，各学段之间的美育资源互通共享尤为重要。只有通过基地建设等长效机制加强常态性交流，才能充分了解彼此美育教学活动的内容形式，从而以有效的“美美相连”推动“各美其美”，形成具有系统性、递进性、整体性的格局。如广东省在学校美育名师工作室遴选中，明确规定教师团队中校外成员不少于三名，并且欠发达地区乡村教师不少于一名，从而有效促进了不同学段、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学校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由此也可见，全过程学校育人系统特别需要学校管理层和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美育，整体谋划、系统布局、有机衔接、全面推进，汇聚全过程学校育人的广泛共识和强大合力。

“美育有别于传统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其载体和路径更为广泛，艺术人文经典作品的鉴赏、文化艺术活动的参与体验、自然景观与历史名胜的游览等，校园之中乃至天地之间但凡有美之处，无不具有美育的意义。”所以，整体性大美育体系不仅要使美育融入学校的课堂教学、校园文化与环境建设之中，还要把美育融入社会生活的整体之中，不仅是在博物馆、影剧院、音乐厅、图书馆等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还要在城乡街道社区等所有公共空间营造浓郁的艺术氛围，使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艺术之美的滋养，这就需要一个全场域社会资源系统。蔡元培在《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中提出：“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在《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中，他又明确讲道：“美育的基础，立在学校；而美育的推行，归宿于都市的美化。”所以，他认为美育包括学校美育、社会美育和家庭美育三个方面。在《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他从道路规划、建筑设计、公园建设、名胜布置、古迹保存和陵园美化等方面强调具有社会美育意义的“地方的美化”。当然，全场域社会资源系统不仅需要社会文化艺术场馆为学校美育提供服务，也需要学校的校园环境和文化艺术活动面向社会有序开放共享，同时推动学校艺术教育专业师生深入城乡开展美育活动，营造更浓郁的社会美育氛围。

全学科课程教学系统、全过程学校育人系统、全场域社会资源系统，既是构成新时代整体性大美育体系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作为新时代整体性大美育的三个方法论原则。即是说，要以一种整体性思维、系统论方法来理解把握学校美育、社会美育、家庭美育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美育课程、美育活动、美育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推动美育课程教学、美育实践活动、美育环境建设的相互融合，城乡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大中小学之间的相互衔接，学校与社会艺术场所和文艺团体的相互协作。无论是从美育教师个体来说，还是从学校和地区的整体来说，都需要不断加强学科融合和资源整合，才能打造塑造美好心灵、赋能美好生活的新时代美育好课、美育名校、美育示范区，使具有新时代中华民族审美风范的“大美之艺”充盈于学校、社会和家庭的全部场域，使所有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美、鉴赏到美，从而创造出美的生活、美的时代、美的家国天下。

*本文系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新时代中国美育学学科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21040004）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宋修见 单位：中央美术学院美育研究院

*本文作者系中国文联特约研究员。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1期（总第112期）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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