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现实主义”历来备受关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现实是质料被赋予形式的过程；在黑格尔那里，现实是本质与实存所直接形成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现实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强调用典型人物展现社会实存的本质。当下，随着虚拟现实的出现，现实所赖以存在的质料是否仍是必需？我们又该如何界定现实主义？本刊以“现实的越界和现实主义的出圈”为主题，约请多位专家学者，或立足理论原点，从虚拟性与实在性、艺术与真理的关系探讨何为“真”的问题；或置身文艺现场，从虚拟现实的技术本质、文艺与网络社会“新现实”、网络文学与新媒介现实主义等角度，体察文艺新变，以期引发更多思考。

从现实性到实在性

——人工智能时代的虚拟性和实在性的关系刍议

内容摘要：随着Open AI公司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产品Sora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关于虚拟和实在的关系的讨论，有人认为实在性已经崩溃。但虚拟性和实在性真的是对立的吗？其实虚拟和实在的二元性本身就是近代理性哲学发展而来的一个产物，而真实的情况是，任何实在都离不开虚拟和虚构，只有通过虚构，实在性才能呈现在我们面前。马库斯•加布里尔的“意义场”理论更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任何实在性只有相对于不同的意义场才有意义。那么，在未来人工智能的视频和影像中，与其说用虚拟性取代了实在性，不如说电子游戏、人工智能的视频影像的生成式模型，生成了不同的意义场，并获得了多重实在性。

关键词：人工智能 虚拟性 实在性

2024年2月15日，曾经开创了语言通用大模型ChatGPT的Open AI公司，再次发布了他们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品Sora，再一次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巨大能力的关注。和2023年的ChatGPT一样，Sora在全球范围内激荡起一阵阵涟漪，许多人为此撰文，号称人工智能时代的奇点已经来临，很多人将2023年关于语言通用大模型的讨论，再一次扩展到Sora之上。在我们简单地输入一系列描述性文字之后，Sora便可以为我们生成一段60秒的视频。其中在Open AI提供的宣传片上，就为我们展示了一段视频：雨后在繁华的东京街头，一位戴着墨镜、穿着黑色夹克、手提皮包的女士走过一个交叉路口。这个场景的展示，基本上与真实摄影的场景无异。难怪不少人在看过这段短片之后，发出“实在已经崩溃了，我们已经不能分辨哪些是虚拟的，哪些是现实的”感慨。正因为如此，在Open AI的宣传中，不认为Sora只是一个单纯的视频生成模拟器，他们用的更多的说法是，他们创造了一个“物理世界的模拟器”，因为在这个世界感受中，一切都符合真实世界的物理规律，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不是处在一个虚幻的太虚幻境，而是面对了一种新的实在性，即虚拟的实在性。

对于Sora会摧毁哪些产业？Sora是否再次引发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取代？以及人们如何面对人工智能为我们生成的世界会怎样改造人类主体？对于这些问题，其实不可能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作出准确的评价，即便是人工智能的从业者，Sora带来的影响，实际上都需要在一个长时间段中来分析，其实对于2023年诞生的ChatGPT，也有类似的震撼。但在最初的震撼过后，我们发现，实际上ChatGPT并没有像2023年年初的一些文章中警告的那样，人工智能已经取代了人类智能。同样，在面对Open AI的新一代产品Sora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简单地随着情绪上的震撼而欣喜或惊恐。这些问题都是当下的理论学者无法从真正的实践层面上回答的问题。但是，对于Sora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却可以在这里讨论，即Sora是否带来实在世界或现实世界的崩溃？我们如何看待一些文章中提到的实在和虚拟的边界不复存在的问题？

这些问题首先触及的一个哲学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相信虚拟和实在的二分，换言之，在虚拟和实在之间真的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吗？其实，虚拟和实在的二分，与启蒙以来的笛卡尔主义有关，尤其是笛卡尔提出的思维和广延的二分、主体和客体的二分，为后来的虚拟和实在的二分提供了本体论基础。这也是后来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分的主要来源。譬如，在典型的经验主义那里，无论是贝克莱、霍布斯还是休谟、边沁，他们所谓的实在性是最低限度的实在，用边沁的话来说：“只有在此时此地的(假定的)直接性中作为感官的个体对象被感知的有形实在才是实在的实体。”边沁和休谟一样，他们不信任在此时此地感觉到的实体之外的事物，包括因果推理和理性认识得出的结论。那么，这种实在性是最低限度的实在，而这些碎片化的实在片段只能通过虚构或虚拟的方式，将它们整合成一个连贯的世界图景。比如说，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杯子的正面，包括其大小、颜色、里面是否装东西等等，这些感觉经验被我们内在的虚构理念所加工，构成了我们认识的杯子的整体。按照边沁的说法，杯子整体并非纯粹的实在，而是虚拟和实在的混合，因为我将我们没有在感觉上经验到的部分，或者作为完整杯子的欠缺的实在性的物质材料，用虚拟的方式加进杯子整体的形象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旦出现关于完整杯子的形象，对于休谟和边沁这样的彻底经验主义者来说，就已经是虚拟的对象了。虚拟的杯子整体，并非是无意义的和虚无的对象，恰恰相反，我们作为世界上的存在者，必须依赖于这些虚构的对象整体才能生存，正如阿德里安•约翰斯顿(Adrian Johnston)等人提出的：“人类被视为‘实在’的东西很少没有虚构。事实上，恰恰相反，虚构的东西构成了我们所居住的具体实在的绝大部分。在对虚构—实在的二元论，在这一对的标准的、常识性的印象中，虚构被认为是主观的和边缘的，而实在是客观的和中心的。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事物的实在性都需要依赖于一定的虚拟或虚构。例如《繁花》中的宝总和汪小姐，总会在上海的黄河路上点一份“排骨年糕”，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排骨年糕是实在的，因为当我们作为游客真实地去往上海的黄河路时，我们是可以吃得上这份排骨年糕的。但是宝总和汪小姐吃的那份《繁花》剧中的排骨年糕，却并非我们在现实中可以购买到的排骨年糕，那份作为“实在物”的排骨年糕是在《繁花》的虚构背景下维持着宝总与汪小姐个人关系的存在物，当我们看到这份排骨年糕的时候，观众自然会从人物与黄河路的关系架构中带入性地理解“排骨年糕”的实在性，也就是说，表面上看排骨年糕是实在物，但实际上已经被《繁花》虚构的世界所贯穿。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延续到“至真园”，宝总花40元点的一份干炒牛河，也不是描绘的真实小吃店的干炒牛河，这份干炒牛河不仅预设了宝总与李李的“至真园”的关系，也预设了20世纪90年代上海滩的商场和股票市场中风云诡谲的局面。

在小说、电影、电视剧、电子游戏中，甚至在Sora用大数据模型刻画出来的东京街头镜像中，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事物是否和现实世界中的实在事物相像，而是在于，这些所谓的虚拟物是否构成一种关系性的意义，就像《繁花》里的排骨年糕和干炒牛河一样。同样的例子也可以用在一些原始的物上。例如非洲喀麦隆的理论家阿基勒•姆贝姆贝(Achille Mbembe)谈到了非洲艺术和宗教中的物的问题。例如在非洲部落中的图腾柱或石头雕像，在西方殖民时期，被西方所谓探险家们大量地掠夺、盗窃和收藏，姆贝姆贝说：“许多文物在盛大的宗教节日中被毁，而其他许多文物则通过收藏、盗窃、掠夺、没收和赠送的方式进入了西方的博物馆。”这里的关键在于，在非洲，这些物并不是客观的存在物，它们与非洲的仪式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尤其在酋长部落那里，部落的日常生活的关联，是依赖于这些仪式物品或圣物建立起来的，尽管在窃取和掠夺这些物品的西方探险家看来，这些不过是由粗糙的木头和石头制作的人类原初阶段的物件。但对于生长于斯的非洲人来说，那些物品构成了他们潜在的精神联系，只有通过那些物品，他们才能与逝去的亲人和神灵以及万物进行沟通和联系。所以，姆贝姆贝继续说道：“欧洲已经遗忘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而回归非洲符号可以使欧洲重新发现这些物，这些东西与纯粹形式的记忆有关，摆脱了一切起源，因此能够开启通往狂喜状态的道路，达到表达强度的最后程度和感觉的崇高境界。……所以如此，是因为非洲艺术提出了其他表现空间的方式，这些方式既具有象征意义，又具有光学性质。它让我们看到的是图像的精神等价物，而不是物本身。因此，它产生了另一种观看方式。要看，眼睛无需静止不动。恰恰相反，问题在于解放它，让它变得活跃和机动，将它与其他多种心理和生理过程联系起来。只有这样，它才能积极地重构实在。”

与之相反，在西方的博物馆里，这些物品被陈列在展馆里，用玻璃护罩保护着，旁边贴上了一些标签，说明这些物是由什么材料制作的，在哪里发现的，有什么功能。有人会说，在博物馆里的非洲物品，已经丧失温度，变成了供游客和研究人员观看的无生命的客观对象，而西方的物的实在性恰恰是建立在这种客观性之上，物的形状、性质、材料、用途以及在考古学和民族志中的意义等等。于是，在姆贝姆贝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实在性的界定，一种是非洲式的，这种实在性依赖于非洲式的想象力和虚构，将实在还原为具体的物与人、与部落的仪式关联之中。另一种实在性是西方式的，也是我们在现代知识体系中所学习到的实在性，从近代以来的科学世界的图景、整个世界被还原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和被动性的客观对象之间的二元关系，而物的实在性只能在主体设定的各种材料、性质、功能、目的中来进行建构。

但无论是非洲的实在性，还是西方的实在性，准确来说，都不是纯粹的实在性，他们都存在着格拉汉姆•哈曼(Gramham Harman)提出的向下还原的过程。哈曼说：“你要么告诉他这件东西是由什么组成的，要么告诉他这件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我们实际上只能拥有两种关于事物的知识。”在哈曼看来，事物的实在性，是不能用构成它的物质来决定的，比如现实中的一把锤子，当然是由铁锭打制而成的头部和木头刨制而成的木柄组成的，但锤子当然不能等于铁锭和木柄的组合，一旦组成锤子，它就是一个全新的存在物，锤子的实在性，体现在人与锤子构成的关系中。当我们在实践中使用锤子去敲击钉子时，锤子在我们的手中获得了意义，并成为我们所属世界的一部分。一个没有木柄的锤头和一个没有锤头的木柄，对于使用者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同样道理，在虚拟世界中，比如在柠檬酱公司制作的手游《勇者铁匠铺》中，当我拿起锤子敲击烧红的金属材料时，实际上感受到了与现实中铁锤同样的实在性，没有手中的这把用虚拟代码和像素图片组成的锤子，那些材料便无法锻造成可以使用的武器。因此，那个表面上由代码和像素构成的锤子，是非物质性的，但具有哈曼意义上的实在性，我们可以感受到它在游戏世界中的存在，并可以建立我与具体材料和游戏世界之间的关联，因此，这把锤子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因此具有实在性。哈曼所批判的向下还原的唯物主义的关键在于，我们对实在性的评判，决不能以物质和非物质、自然与非自然、人为与非人为的方式来判定，实际上代码和像素组成的数码物也可以是实在的对象，因为它们可以支撑着我们在游戏世界中的意义，从而确定游戏主体的“在世存在”。

海德格尔有一个概念，叫“林中空地”(Lichtung)，对我们今天理解Open AI公司的Sora或苹果公司的Vision Pro中的虚拟物的实在性，是极其有用的。我们不能具有统觉万物的能力，作为在世存在的有限存在者，我们只能看到人类有限知识视野下的一小块林中空地，能够在这个林中空地中被我们所感知的存在物，就会获得所谓的“实在性”(Wirklichkeit)。对于这种实在性，德国新实在论的代表人物马库斯•加布里尔(Markus Gabriel)给出了更为精彩的解释。在加布里尔看来，当数字技术加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时，虚拟和实在的二元论已经不再起作用，重点不是询问我们所感知到的人、物、事件、世界是否是真实存在的，而是他们是否与我们的在世存在构成具体的关联，无论它们的构成是物质材料还是数字代码或像素。加布里尔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意义场(Sinnfelder)。他指出：“意义场是一些域，在其中，某些东西、某些特定的对象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显现。当人们只顾及对象域尤其是量的时候恰恰看不到这一点。两个不同的意义场可以与同一个对象相关联，这同一个对象只是在两个意义场中以不同的方式显现。”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加布里尔的“意义场”概念，一个事物是否具有实在性的概念，不取决于其向下还原的组成材料是否是物质的，而是取决于其在意义场的林中空地上，是否可以被我们感知到，与我们的存在建立起意义，并发生关联。意义场的另一个关键在于，意义场不是唯一的，不同的意义场具有不同的规则和关联，那么在意义场A中具有实在性的事物，可以在意义场B中不具有实在性。加布里尔以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为例，在剧中，说服麦克白篡位夺权是一个预言准确的女巫，但在现实世界中，不会有这样的女巫，那么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其意义场判定女巫不具有实在性，但在《麦克白》的世界中，女巫是剧情推动的重要人物，所以对于《麦克白》的意义场来说，女巫是实在的。同样，在今天的虚拟的电子游戏的世界中，如《刺客信条》有一个从高处跳下、落入草堆依然可以安然无恙的“信仰之跃”的设定，倘若在现实世界的意义场中，就算下面放一个跟游戏场景一样的草堆，任何人都不敢贸然一试，其根本原因在于构成世界的意义场完全不一样。还有，在《繁花》中的宝总点的干炒牛河，具有建构性的意义，但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意义场中，干炒牛河只能作为饭店的菜肴而存在。这些区别的根本在于，它们的实在性从属于不同的意义场。用加布里尔的话来说：“概念的意义，即意图才是我称之为意义(Sinn)的东西，和意义相呼应，在现实中发生的是‘场’。没有任何事物存在于‘意义场’之外，所有一切都发生在与之有关联的语境当中。”

最后，我们可以回到Sora的例子中，即是说，人工智能通过海量的视频和图像数据库，通过高阶GPU芯片的运算，最后生成的视频是否具有实在性的问题。尽管这些视频很像现实世界(其实只是像而已，在现阶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仍然还有一些肉眼可见的缺陷，如手指数量问题等)，但决定其实在性的不在于它是人类摄影师的拍摄，还是来自于看不见的一个深度学习的智能黑箱的运算结果。就如同我们阅读人工智能的诗歌一样，生成的文本唯有被人类的阅读和思考所掌控，它才能成为人类意义上的诗歌，而不是取决于这首诗的创作者是人还是看不见的AI。同样Sora生成的视频，与2023年Midjourney生成的图像一样，仍然需要人类的参与，比如它们仍然需要人类作者提供生成的文本，由于图像和空间通用大模型的出现，制作短视频、PPT、网剧的成本和门槛会进一步降低，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视频、电视剧、电影的创作中。在这个意义上，仍然是人类在赋予这些视频材料的意义场，让其对人类世界具有意义，并被观看的人类所感知。这里我们感受到的绝不是实在的崩溃，也不是虚拟和实在的边界的消逝，而是在人工智能生成模型下，人类世界拥有了更多的意义场，让不同的人与物(无论这些物是由物质构成，还是由代码和像素构成)，它们都会获得相对于一定的意义场的实在性。我们所见到的，相对于现实世界的实在性的唯一意义场被电子游戏、元宇宙、智能生成的通用模型所打破。对于生活在未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进一步发展之中的人类来说，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确定不同意义场之间的实在性的切换和联通，同时构成多重林中空地中人类的外主体式存在。

*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字经济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深层内涵”(项目批准号：23BSK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蓝江 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4期（总第103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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