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古希腊神话《奥菲欧》以其表达人类如何面对困境的永恒主题,成为世界众多著名作曲家歌剧、器乐名作经久演绎的题材。中国青年作曲家王斐南在其歌剧《奥菲欧》(2018)的创作中,基于以自觉的当代意识与东方文化观念重构的戏剧时空与戏剧结构,成功地以化古融今的个性化音乐语言与象征性的音乐修辞构筑出意味隽永的音乐世界,并与历史上同题材歌剧在音乐上形成了具有互文性的意义网络。此歌剧彰显了作曲家以艺术的感知捕捉并表达对于个体生命的严肃思考和对社会文化潮流与相关社会议题回应的创作特色。
关 键 词:歌剧《奥菲欧》 王斐南 巴洛克 爵士乐 音乐修辞 互文性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苦难史,也是一部承受困境的心灵史。无数先人在与自然、群体、自身命运的生存协调中遭到的灾害与厄运,不仅是对他们生存能力、智慧、勇气的检验,也成为后人认识世界与人生真相的通道。人的苦难与困境在不同的社会时段、不同的地域与人群中具有内在的相似性,相距万里与相距百年的人的境遇甚至毫无二致。而这些苦难无论属于集体或个人,最终都要由每个个体来承受。一个人的困境,就是集体的困境;一个人的力量,也能化为激励集体的力量。因此,在人类文明前期的经典记忆中便可见众多与强力抗争的个体,他们被奉在不朽的神话世界,成为其后时空中永恒的回响。即便在科学成为现代文明世界进步的主流认知方式之后,这些神话仍以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性人物、情境与事件,或现身或隐身于后世众多文学、哲学、美术、音乐等作品中,作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元理解,与“当下”变化的思想与境况进行着从未间断的对话。也正是在一次次对神圣文本的召唤中,困境的转世与重生不断提醒着世人苦难的存在,以至直面、思索苦难,从挣扎、不适与再平衡中获得内在的疗愈与生存的力量。
以爱情、生死为内容的《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俄耳甫斯又名奥菲欧),便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个经久流传的悲剧。为了挽救在婚礼中突然逝去的爱妻欧律狄刻的生命,奥菲欧勇闯地狱。营救行动最终在冥王布下的两难之选中功亏一篑。在看似以爱情悲剧为题的神话里,事实上隐含着由得与失、生与死、善与恶、喜与悲、男与女、天堂与地狱、偶然与必然等多个二元结构交织而成的人生困境。这种困境如难于抽身的泥沼,充满了危机下的焦灼与压迫。而困境之所以被不断搬演,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人的人生不经历困境,人的困境的真实性与常态性可以跨越文明、地域、宗教、时代等边界。因此,爱情与疾病一样,都是所指无尽的精神隐喻。也或许是奥菲欧身为音乐之神阿波罗之子,音乐在整个拯救中起到关键作用之故,这则神话四百多年来赢得几代作曲家的偏爱。除佩尔戈莱西的康塔塔《奥菲欧》(ca.1735)、李斯特《第四交响诗“奥菲欧”》(1853-1854)、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奥菲欧》(1947)外,还包括巴洛克、古典、浪漫三个时期的代表性歌剧:蒙特威尔第《奥菲欧》(1607)、格鲁克《奥菲欧与尤丽狄茜》(1762)和奥芬巴赫《地狱里的奥菲欧》(1858)。三部歌剧的音乐风格殊异,通过对神话悲喜不一、正邪有别的解读,展现出奥菲欧的神圣、凡俗与品行不端三种面相,体现出歌剧在从宫廷艺术到公众传媒转变的过程中,其表现重点和表达方式与特定时间、地点以及时代文化的密切相关性。名作在先,经典神话在21世纪歌剧创作中是否还有新话可说、新乐能作?由中国青年作曲家王斐南作曲、邹爽担任编剧兼导演的歌剧《奥菲欧》[1]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戏剧时空与戏剧结构的重构
此版《奥菲欧》区别于同名歌剧仅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演绎庄谐悲喜,剧本编写在保留人物关系和故事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借助时空的挪移,将神话发生地重设为具有现代城市生活景观的中国北京,并通过歌剧演出方式、剧情设置等多种手段,强化观众对于时间与地点的感知。歌剧的开场便是奥菲欧与欧律狄刻的西式婚礼,演出环境如同举行婚礼的现场,观众“客串”为被邀请见证二人人生重要时刻的好友亲朋,浸身于婚礼仪式之中。演员与观众同为“剧中人”的浸没式演剧方式,打破了观与演之间无形的时空区隔,将两者之间视线的单向锁定引向了演员与观众、观众与观众之间的多点随机互视。在第二幕中,藉由新闻记者之口道出欧律狄刻的死亡就在歌剧演出档期的演出现场三里屯,更是营造了观众目击凶案的在场感,凸显歌剧发生的现时性,并明示“现实即神话”的潜台词。这种根植于时空意义上的语境置换,一方面延续了旧剧改编中“再历史性特征”的故事新编手法,即剔除剧作中具有彼时彼地代表性文化内容,代之以时下日常生活场景与经验,并将其作为新的戏剧意义生发的入口;另一方面跟随当代歌剧制作中舞台/剧场艺术呈现再创作的潮流,展现不同创作者利用多种媒介对歌剧表达内容的个性化艺术阐释。此版《奥菲欧》在360度敞开式演出空间中,借助舞台装置的可变性象征、灯光冷暖色彩的变换与明暗层次的设计与调配,以及环绕式影像的即时抓拍、镜像反射、现实空间的虚拟化呈现等意向性视觉媒介的共同协作,在有限的演出物理空间内“制造”出现实、异境(地狱)、心理、赛博等多维时空的转换或并置,在不同媒介共时的瞬间呈现多义综合体。由此,上述旧剧新演的创作方式,合力将《奥菲欧》的神话文本嵌入到现实与超现实不时切换与交织的场景之中。神话记忆、现实语境与超现实存在的叠影与交错,触发了亦真亦幻、多义互构的观剧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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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莹 单位:《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
《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12期(总第63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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