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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与清官形象塑造——评历史小说《大明尚书》(余三定)

2018-09-09 阅读: 来源:《中国文艺评论》 作者:余三定 收藏

  内容摘要:《大明尚书》塑造了杨一鹏这位中国古代贤明、廉洁的高官形象。作品情节安排自然而跌宕起伏,富有吸引力;较好地表现了湘北的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但在心理描写等方面存在不足。

  关 键 词:《大明尚书》 杨一鹏 历史小说 地域特色

 

  李渔村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明尚书》(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全景式地描写了出生于湖南岳阳云溪的明代尚书杨一鹏波澜壮阔、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给我们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性格鲜明、血肉生动的古代贤明、廉洁的高官形象,作品的情节安排自然而又跌宕起伏,特别富有吸引力,同时较好地表现了湘北的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

栩栩如生的贤明、廉洁的高官形象

  杨一鹏作为明代尚书,当然是一位高官,《大明尚书》从杨一鹏在岳阳云溪杨家坡出生写起,一直写到他晚年被害归葬故里,其生命的历程线索清晰,脉络清楚,其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历历在目,其作为中国古代贤明、廉洁的高官形象栩栩如生。

  杨一鹏天性聪慧,他五岁进私塾时,是骑在父亲的肩膀上面见先生的,先生见状戏吟:“儿将父做马。”杨一鹏听到,脱口而出回道:“父望子成龙。”先生吃了一惊,连连点头,“好个神童,必成奇才!”[1]杨一鹏在私塾中将四书五经读得滚瓜烂熟,唐诗宋词可以倒背如流。杨一鹏13岁进入陆城县学后,又遇浩园居士教授王守仁的致良知之学,对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杨一鹏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给杨一鹏等人讲过杨家的堂号“四知堂”的故事。原来杨家的先祖东汉时的杨霞任荆州刺史时,以清廉闻名于世。有人向他行贿,深夜送来金银,并说此事只有你知我知,你只管收下无妨。杨霞却说,除了你知我知,还有天知地知!严词拒绝了行贿人。以后,“四知”的美名流传于世,受到世人敬仰。并且,杨家后人以“四知堂”为堂号,流传至今。父亲对杨一鹏说:“你们读书进学以后,总有一天也许能为官为吏,就得牢记王恕的良苦用心,以这样的清官为榜样,做个清清白白的人。”[2]由上可见,杨一鹏天性聪慧,又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家庭熏陶和社会影响,这种种条件和氛围为他渐渐成长、历练成为贤明、廉洁的官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具备了良好的前提。

  杨一鹏的贤明表现在他独有的洞察力、他的智慧、他的超过常人的办事能力和指挥能力。万历三十八年(1610),杨一鹏到成都赴任成都司理,遇到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北乡的“张把总”。“张把总”仗着自己一身武功和手下的几个狠角色,在万州等地作下大恶,又到北乡为非作歹。杨一鹏下决心要除掉这个毒瘤,但认为不能如以往一样派捕快前去捉拿,因为这恶人在北乡盘根错节,耳目众多,官府刚出动,他就能得到消息,或开溜匿藏,或负隅顽抗,有众多喽啰群起相帮,很难得手。所以,杨一鹏针对“张把总”贪财好色的特点,派了杨一憨化装成灯草客,青姑则打扮妖艳,引蛇出洞,将“张把总”调虎离山到成都地面再行抓捕,干脆利落,一举成功。第二天,北乡受惯匪残害的苦主,拖儿带女,络绎不绝,都到衙门控诉。《冒官奇案》一节同样显示了杨一鹏巧妙地依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处理棘手事务的智慧和能力。20岁考上秀才、26岁中了举人的青年才俊胡超冒充知县五天,正确判案,惩恶扬善,深得民众欢迎,杨一鹏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核实,了解了全部真实情况,做出正式宣布:落地举子胡超假冒知县,完全出于义愤,挺身而出,为民除害,应予嘉奖。所判案件,符合实情,合情合理合法,不予追究,充军之人继续维持原判,无所改易。百姓得知,又是一片欢呼,县衙前鞭炮又燃放了三天。《播州平乱》一节更是显示了杨一鹏非同寻常的战略和战术头脑,平乱大军听从杨一鹏的建议,对叛乱的播州围困三个月,并无大规模杀戮,乱首杨应龙走投无路,自焚而死,杨的部属作鸟兽散。万历四十年(1612),杨一鹏调任云南府任大理寺丞,他常读《柳子厚文存》,很赞同柳子厚“官为民役”的思想,他认为,作为一个地方官,应该是百姓的差役,而不是只知道役使百姓。他视察监狱时发现鼠患,于是提出养猫治鼠患,从此以后,狱中蓄猫,成为全国监狱定制。万历四十六年(1618),杨一鹏奉诏进京,升迁为兵部左侍郎,在重大案件查办、与阉党魏忠贤的斗争等工作中作出了杰出贡献。杨一鹏被革职回藉三年后,又于崇祯二年“起复”,任兵部左侍郎拜礼部尚书,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扬州、庐州、淮安四府及徐州、和州、滁州三州,在漕运为本、疏浚河道、打击倭寇、巡视凤阳等方面都有妙招,功勋卓著。从作品的生动描写中我们看到,杨一鹏的贤明之处就在于,他看待任何事物都能独具慧眼,遇到任何问题都能想出办法解决,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有好的效果,所以深得百姓的喜爱和欢迎。

  杨一鹏另一性格特点是任何时候都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到廉洁清爽,不贪半点便宜。杨一鹏的廉洁自律是深入了骨髓的,他先后到成都、昆明、京城、淮安任职,都是家里每月按时汇银给他补贴不足,从来不用非法手段弄钱。作品对杨一鹏在昆明任上有一段心理描写:“十五年寒窗苦读,无数次小考三次大考,得到皇上的隆恩和朝廷的拔擢,外放成都,又转调云南,人说‘千里做官只为钱’,我这千里做官为的是哪般?”杨一鹏清醒地认识到:“弄钱的机会不是没有,弄钱的手段不是不懂,可自己不能那样做!”“祖训在上,家规在上,只能循规蹈矩,像海瑞一样做个清官,这样才不忘投身报国的初衷。”[3]这说明杨一鹏做官绝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投身报国,所以他任何时候都能做到不为钱所动,任何时候不私用公家的一分钱。杨一鹏在总督漕运时,好朋友总兵刘大庆要用结存的耗银400两为他买两个小妾,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刘总兵,你收起那一套!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你关心我,我当然心领神会。你我身居高位,掌握国家漕政命脉,事事只求忠国才是。眼下整顿漕运队伍,凡忠心为国护漕的,从大吏到草民,有功必奖,有过必罚,你我都要以身作则,把漕运办好。”[4]随后,他命刘大庆办好两件事:一是将此前结算的二万两报耗银交出用于泇河口工程;二是将两位拟作小妾的姑娘退回原处。

  当然,杨一鹏也有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比如在凤阳皇陵被张献忠、李自成焚毁以后,因担心皇上追究责任,朋友们规劝并霸蛮帮助杨一鹏逃到了四川峨眉山,不久,杨一鹏趁人不注意,独自离开峨眉山,进京面圣,崇祯大怒,下旨“杨一鹏弃市”,杨一鹏被冤杀。因为当初朋友们劝杨一鹏出逃时,杨一鹏就说:“回故乡当隐民,上峨眉山入佛门,这不是让我抗旨叛逃吗?作为朝廷重臣,我能出此下策吗?”[5]可见杨一鹏把“忠于皇帝”和“报国”看成了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这可能是古代贤明官员共同具有的“愚忠”的局限。

  中国传统的历史小说是很重视人物形象塑造的,《三国演义》就成功地塑造了不少英雄豪杰的形象,但古代历史小说较少涉及人物形象的廉洁素质。中国当代的历史小说和电视剧数量众多,影响甚大,但有的作品过多地关注于宫廷内斗、嫔妃之争、立废争斗,仿佛历史的发展就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因此影响甚至扭曲了作品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大明尚书》颇为成功地塑造了杨一鹏这位中国古代既贤明、又廉洁的高官形象,应该充分肯定其独特之处和创新意义。

故事情节的巧妙安排

  重视故事情节的巧妙设计和安排,是中国传统历史小说的共同特点,《三国演义》就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安排,所以特别富有吸引力。《大明尚书》也很重视故事情节的设计和安排,让读者受到深深地吸引,不忍释卷。

  有头有尾有过程,善于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让读者对事件和情节的发展有清晰和较为完整的了解,是《大明尚书》的突出特点。杨一鹏署理成都时,坐于大堂之上,听到衙门外有老者歌于途。仔细一听,唱的是:“采运皇木,御史入川;借机敲诈,勒索万钱。可怜百姓,有苦难言。”杨一鹏将老者招进询问,原来是三个月前御史进山采运皇木,强行征派,压级压价,稍有不从,刀砍鞭抽,木夫苦不堪言,已经累死、压死、淹死几十人了。杨一鹏当即决定三日之内出发去处理此事。但作品接下去没有马上写杨一鹏去怎样处理此事,而是把采运皇木及官员借采运皇木狐假虎威、大肆搜刮的来龙去脉、历史过程一一交代清楚。然后,再写杨一鹏亲自进山,震慑贪官,对贪官晓以利害,让贪官再也不敢胡来,从而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写到杨一鹏跟随浩园居士学习王守仁的致良知之学,也是先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王守仁及其学问、思想后,再写杨一鹏在浩园居士带领下怎样认真地研读、怎样取得很好的成绩。这样的描写把故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交代的清清楚楚,有利于读者领会、把握。

  巧妙地设置悬念,调起读者的阅读胃口,吸引着读者非一气读完不可,是《大明尚书》的又一突出特点。杨一鹏署理成都时,曾破“贼打鬼案”,作品开始只明写盗贼袁老大晚上到王麻布家盗银。袁老大上到房顶,他蹲下身子,揭去沟瓦,却发现了一个赤发红衣长舌下垂到胸口的吊颈鬼,读者读到此处都知道吊颈鬼肯定是没有的,那么是谁呢?这就是作品设置的一个悬念,作品并没有马上解开这个悬念。而是吸引着读者怀着企盼的心理一直读下去。作品接下去写袁老大看到:“那吊颈鬼把王麻布女人吓个半死,再将她抱起挂上绳套,然后打开立柜,摸出一封封白布包裹的银两,往身上褡囊里塞。”[6]情节发展到此时,袁老大由偷盗者变成了见义勇为者,他先是救下了王麻布女人;然后与吊颈鬼展开搏斗,导致双双被左邻右舍拿下送到官府;经杨一鹏审理,吊颈鬼的谜底才最终被揭开,原来吊颈鬼叫毛得利,平时行窃作案,干尽坏事,他打听到王麻布家里有银两,又知王麻布女人独自在家,便装鬼谋财害命。杨一鹏针对袁老大和毛得利的不同情况做出了不同的、正确的判处。至此读者才真正了解谜底,松了一口气。作品快结束时,写到杨一鹏因冤遭大辟后的第三天,本是青姑和杨一憨两人在刑场看守杨一鹏的尸身,结果因为第二天要扶灵返家,杨一憨买食品去了,剩下青姑一人看守,青姑中调虎离山之计,导致杨一鹏头颅被黑衣人偷走,青姑随即追赶、打斗但未能夺回,那么,这个黑衣人是谁呢?这又是一个悬念,读者也急切地想知道。作品写到第二天才由燕大侠口中交代谜底,“是那个被杨大人革职的衮州守备李守琦的黑手”。[7]悬念的巧妙设置无疑增加了作品引人入胜的吸引力。从整体上看,《大明尚书》的情节安排变化多端、新奇别样、丰富多彩,而又自然而然,没有斧挫之痕,令人信服。这是作者自觉吸取中国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而又有所创新的结果。

逼真的风景名胜和风土人情的描写

  杨一鹏出生成长于湘北云溪,做官后中途又被削职为民回到家乡住了三年,作品对湘北地区的风景名胜和风土人情的描写很见功力,非常精彩。

  湘北地区处于洞庭湖畔,是著名的水乡宝地,作品着意写出了水乡的山水特色和无穷魅力。作品第六章写杨一鹏削职为民后回到家乡居住,其中有一节的题目为“故园湖山”。“云溪之南这一地域,属洞庭湖平原,村落成散点式布局,先人们为溪谷的一小块耕地,山坡间的一块台地,山脚下的几小块旱地,选择散居式生活,在自己的耕地边沿砌屋安家,有的聚族而居。各姓村落,如一丛丛黑色的小草蝶,栖息在山坡上,坐落在水塘边,终年沉浸在静穆温馨的气息中,亘古不变地诠释着先人的恋土品格。”[8]这样的精彩描写,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仿佛如美丽的风景画、风俗画。作品这样写湖:“抬眼望去,荡荡湖水,波浪接天。水浅处,有的是荷田,有的是菱田,更多的是一丛丛苇荡。陈子湖、芭蕉湖、石潭湖、马圈湖、冷白湖、松杨湖,湿地港汊,连缀成片,好一片广袤的水泊泽园。这里是成千上万的水鸟的天堂,是数百种鱼虾的乐园。”[9]上面这段是湖的概写,下面则是湖景的具象描摹:“水面上水鸟群飞,鹭鸶寻鱼,苇子抽芽,荷叶窜尖,水菱和各种不知名的野花缀满湖沿台地,远处有帆影点点,渔歌互答;近处有自由放牧的牛羊在悠闲吃草。近沿浅水中,不时冒出一串串气泡,大地像是憋足了劲气,要勃发出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来!”[10]充满诗情画意,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此外,作品中关于岳阳楼、君山、扁山、㴩湖(南湖)等湘北名胜古迹的描写都非常有特色。

  作品对湘北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的描写亦非常真实,非常精彩。其中饮食习惯的描写尤其如此。杨一鹏被削职为民回到家乡后,随同云溪大叔等走访文桥,受到热烈欢迎,云溪大叔说:“我们一到,镇上众人就开始准备了,杀猪宰鸡,像过节一样热闹。大人就随了里长诸人的美意,吃了夜饭再走。文桥百姓,别出心裁,想到大人出外多年,什么宴席都吃过,不摆高桌子矮板凳,特意安排只有大喜庆日子才摆的‘风锅宴’,让大人再尝尝故乡的风味!”[11]作品接下来具体细致地描写了“风锅宴”:“只见那锅中,刚宰的新鲜猪肉,切成巴掌大一片,码在豆腐、牙白、金针、木耳、南粉上,分层码好,堆尖一锅,适量撒点精盐,以劈柴旺火烧制,一袋烟工夫,各种鲜嫩食材混合的和菜,散发诱人的香甜……”[12]作品关于罐子饭的描写也特别有情趣。杨一鹏革职在家一段时间后,接到圣旨,要去总督漕运,临行前,母亲要为他办告别酒,杨一鹏说:“娘,我不要吃告别酒,要再吃一次娘做的罐子饭!”[13]原来,湘北云溪地面,有许多带浓郁乡土风味的特色食品,罐子饭就是其中一种。风味独特,做法也相当讲究。“抓两把白米,又掺一把糙米,放入罐中淘洗干净,放水适量,放灰灰盐转味,富裕人家掺入些肉沫或放块猪骨,放三五粒豆豉,盖上罐盖,放入火塘枞毛火灰中煨烤,待到罐中米汤沸腾,有米汤溢出,也不揭盖,继续煨烤。香气四溢后,夹些火灰覆在罐盖上,不停转动饭罐。”[14]笔者的家乡也在湘北,读吃罐子饭一段描写感到特别真实和亲切。

  作品中还有一节专门写到湘北地区的“闹元宵”,其中关于“抬故事”、采莲船、踩“高跷”等的描写,仿佛电影镜头一样,一幕一幕不断在读者面前展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明尚书》的作者李渔村是在湘北云溪长大成人后才离开云溪的,以后也常常回到云溪,他对云溪的风景名胜和风土人情有切身体验和深刻印象,下笔才能信手拈来,自然成趣。

余论

  上面只是选取《大明尚书》的主要创作成就分析一二,《大明尚书》的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比如对当时时代背景和历史特点的把握和描写很准确,对万历、崇祯等皇帝的描写很到位,对阉党魏忠贤的刻画很入骨,对张献忠、李自成等农民起义者的描写很鲜活,对杨一憨、青姑两位杨一鹏的辅佐人物的性格塑造很鲜明,对长江险峻风景、成都和昆明等地风情、运河特色的叙述等都很见功力。

  不过,《大明尚书》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心理描写方面就有欠缺,作品中缺少人物心理的细致描写。杨一鹏躲到峨眉山后一段时间,趁人不注意,独自进京面圣,在这生死之交的关头应该有激烈的思想斗争,但作品匆匆几笔带过,没有细写,显得有点简单化;还有杨一鹏进京面圣后,崇祯皇帝大怒,下旨“杨一鹏弃市”,此处对崇祯皇帝也没有心理描写,让人不太好理解。个别地方的情节描写也有不合情理之处,如杨一鹏被斩弃市后,杨一憨、青姑找来特别药物敷在杨一鹏的颈上想救活他,并且似乎有一定的效果,就显得不太合情理。

 

  [1] 李渔村:《大明尚书》,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5-26页。
  [2] 李渔村:《大明尚书》,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49页。
  [3] 李渔村:《大明尚书》,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61-162页。
  [4] 李渔村:《大明尚书》,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366页。
  [5] 同上,第400页。
  [6] 李渔村:《大明尚书》,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16页。
  [7] 李渔村:《大明尚书》,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434页。
  [8] 李渔村:《大明尚书》,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68页。
  [9] 同上,第268-269页。
  [10] 同上,第269页。
  [11] 李渔村:《大明尚书》,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75页。
  [12] 同上,第276页。
  [13] 同上,第311页。
  [14] 同上,第312页。

 

作者:余三定 单位:湖南理工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08期(总第35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胡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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