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4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2023年新会员名单公布(点击查看)，“90后”韩玉峰作为新会员位列其中，由此成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个人会员中年龄最大的一员，其对文艺评论工作的热爱和坚持，令人十分感佩。

韩玉峰1933年生，山西大同人。山西省文联荣誉委员、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历任山西省作家、艺术家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先后在山西大学中文系、中国戏曲学院山西导演专科班、山西职工文学院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古代诗歌欣赏等课程。著有《赵树理的生平与创作》(合著)、《山西文谭百篇》、《山西艺谭》、《山西艺谭续编》、《山西艺谭三编》、《韩玉峰艺术评论选》、《李才旺评传》、《山西电影文学史》等。主编《山西文学艺术界人才录》(合编)、《山西文艺创作50年精品选•理论评论卷》、《银幕记忆——山西电影制片厂50年》。作品曾获山西省文学艺术创作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批评家》杂志优秀论文奖、晋冀鲁豫“山河杯”曲艺奖。

一、文艺人永远年轻，创作路永无止境

王姝：韩老师，您好！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2023年新会员名单中，我看到了您的名字，您成为最年长但也是最“年轻”的会员，再次证明了“文艺人永远年轻”这句话。20世纪50年代至今，您有七十余年从文经历，从山西大学到山西省委宣传部，再到山西省文联，您一直都是山西省文化文艺事业的开拓者、构建者和见证者，对山西省每一时期的文化文艺工作都有评介和梳理，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这样一位文艺战线上的老兵有了加入中国评协的意愿？

韩玉峰：谢谢王姝，也非常感谢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和《中国文艺评论》杂志编辑部。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我算不上“山西省文化文艺事业的开拓者、构建者和见证者”。要说“山西省文化文艺事业的开拓者、构建者和见证者”，山西省确实大有人在。1992年5月，是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马烽、冈夫(王玉堂)、西戎、孙谦、李束为、胡正、郑笃“人民作家”荣誉称号，郑笃就是以文艺评论家的身份获得的。此后有李国涛、董大中等享誉全国的文艺评论家。李国涛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使“山药蛋派”这一文学流派的概念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董大中著作等身、蜚声中外，是赵树理研究专家，主编有《赵树理全集》，著有《赵树理年谱》等。他还是研究高长虹与“狂飙社”的专家，对鲁迅、胡适等也都有深入的研究。

至于说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源于2021年4月，山西省文联通知我参加了一个座谈会。我想既然做了一辈子的文艺评论工作，也应该找到自己的家，于是就申请加入中国评协。中国评协的入会条件非常严格，经过逐级评审终获批准，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倒是很欣赏“文艺人永远年轻”这句话。我就是一个不知老之已至而忘记了年纪的耄耋老人。我身边有许多永远年轻的文艺人：著名版画家力群先生到了八十多岁还骑自行车、跳舞、坚持创作。世纪老人刘江先生，有人来访，还当着客人的面表演骑马蹲裆式，在晚年写了很多作品。这样的文艺人还不年轻吗？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所以有人说，山不过来，我就过去。心态年轻，岁月何妨！

王姝：熟悉您的人，对您的印象都是温文尔雅、严谨谦逊的学者气质。但是最近读了您的文章，才知道您曾经还当过中国人民志愿军，有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历。您能讲讲吗？您又是怎么弃武从文，走上文艺评论道路的？

韩玉峰：我是1950年3月参军入伍，时年17岁。次年，18岁的时候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前线。我们徒步行军，到达朝鲜新义州。那时的新义州断壁残垣、墙倒屋塌、遍地瓦砾、渺无人烟，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掌握着制空权。我们只能白天宿营，晚上行军，这样一直走到清川江以南、价川地区，价川是朝鲜北部无烟煤和铁矿产地。为了夺回制空权，部队的任务是赶修机场。当敌人发现我们在修机场时，便昼夜不停地出动飞机轰炸。投下的炸弹有的立刻爆炸，有的是定时炸弹，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炸。修建机场的任务万分火急，昼夜施工不能停止。见到定时炸弹必须立即排除，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清除炸弹，每清除一枚定时炸弹当即记一等功，但有不少战士就这样壮烈牺牲了！血与火交织的抗美援朝战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当时在师政治部工作，总是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慰问袋和慰问信，负责分送到各个连队，常常被那些饱含深情的慰问信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异国他乡更能感到祖国的伟大。我们的火车日夜不停地从国内开往朝鲜，运送武器、弹药、粮食、服装等，就连朝鲜人民军的服装也是我们运来的。敌军飞机不停轰炸，试图炸毁我们的钢铁运输线。我们的工兵队伍争分夺秒，快速修复，以保证运输线畅通。我感到祖国的强大，为祖国感到骄傲，这些都是祖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前线的物资。一切为了前线，为了保家卫国。

当兵的人是献出青春年华的热血儿郎。这是一生的荣耀，何况是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兵。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让我惊奇的是，纪念章背后刻制的编码竟是一章一号，这真是用心良苦，祖国记挂着每一位志愿军战士！

2022年，我还看了几部反映抗美援朝战斗的作品，每一部都让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英雄儿女》《跨过鸭绿江》《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或震撼宏伟、或沉重压抑，都警示着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追忆战斗岁月、逝水年华，往事如烟、青春不再，一切都保留在内心的深处。

在部队我是文艺兵，虽然没有扛过枪，但是跨过江。在部队五年，我一直在师政治部文工队和文化科工作，是一个热情很高、兴趣广泛的文艺青年。从给部队写稿子、办小报到写新闻报道，再到写小节目、写新诗，什么样式的写作都有尝试，然而所写作品大都质量平平、无可言说。

真正与文艺结缘是1957年，我考入了山西大学中文系。当时学校和系里鼓励我们走向社会，联系山西文艺界的实际，重视对山西当代作家作品的学习和研究。我曾担任山西人民出版社的通讯员，为该社出版的《谈创作》《新儿歌选》和陈志铭的小说《红色锅炉房》等图书写过评论，发表在《出版工作》上，还被评为模范通讯员。《谈创作》收了马烽、李束为、晋克、孙谦、高鲁五位作家谈创作的六篇文章。我认为这本书通俗易懂、联系实际，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文学创作的一般知识，好似一本普及性的文学概论，是值得向广大爱好文学创作的青年推荐的好书。我写的《谈创作》书评发表在1959年8月的《出版工作》上，这是我六十多年前所写的第一篇评论马烽、李束为等作家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生，马烽、李束为是三十多岁的青年作家，但已经是文学青年崇拜的偶像。

在山西大学期间，我们班里的几个同学还对山西曲艺感兴趣。1959年7月，在山西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山西文化》上发表了由我执笔，与杨宗、程景楷、赵辉的集体讨论——《简评我省近年来的曲艺创作》，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艺评论文章。文中提到赵树理创作的快板《谷子好》，评述了其生动亲切的语言特点。当时我还在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通讯》上发表过《期待没有鬼魂的〈窦娥冤〉出现》等几篇稿子。大三的时候，班里由杨宗牵头组织了赵树理研究小组，我是其中的成员，参与执笔。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共同完成了一部二十余万字的书稿《人民作家赵树理》，送交上海文艺出版社，还为《文学评论》写了一篇题为《赵树理的创作道路》的万余字文章，但赶上了“文革”，书稿丢失，一切都泡了汤。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我从事文艺评论工作的黄金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和杨宗、赵广建(赵树理的女儿)，以及晋东南地区的芶有富，又重新收集资料，一起研究，分头撰写，由我执笔统稿，写成《赵树理的生平与创作》一书。这本书由赵树理的好友史纪言作序，1981年2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该社编辑出版的“赵树理研究丛书”的第一种，出版后书中的论点和资料被多种赵树理研究著作引用。此后，我从研究赵树理扩展到研究山西其他作家的作品，从研究山西的文学创作扩展到研究山西的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创作。四十多年来发表了三百多万字理论评论文章，先后编成五个集子，包括1992年4月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山西文谭百篇》、2005年4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西艺谭》、2012年10月由三晋出版社出版的《韩玉峰艺术评论选》、2015年9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西艺谭续编》、2021年12月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山西艺谭三编》等。这些文艺评论始终紧密结合山西文艺创作的实际，与山西的文艺发展同步，从某一角度上能够反映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山西省文艺事业的发展道路和研究成果。

近七十年的文艺评论道路，我主要有三点感悟：一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艺评论要观照现实，研究本土的文艺创作、文艺现象，发现和总结本土文艺事业发展的规律；二是文艺评论要以研读文艺作品和文学史为基础，做到有的放矢；三是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工作者，要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真正成为有研究目标、评论对象的文艺评论家。

《山西艺谭三编》韩玉峰著

二、文艺评论的跨界和共生

王姝：您的文艺评论道路从文学起步，创作的第一部著作是《赵树理的生平与创作》，这与您跟当代重要文学流派“山药蛋派”的旗手赵树理先生以及主将“西李马胡孙”——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文学大家的渊源分不开。他们不仅是您尊敬的作家，也是您研究的评论对象。请谈谈您眼中的“山药蛋派”，以及您同他们交往的趣事，从亲历者的视角谈谈“山药蛋派”对当代文学的意义。

韩玉峰：我同马烽、西戎、孙谦、胡正是师生关系、工作关系，同李束为是邻里关系，同住一个小区。我同他们的交往很多，也很有趣，在20世纪80年代比较频繁。当时我在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位于南华门东四条的山西省作协(最初叫文艺工作室)是我经常去的地方。1980年代，当时省作协的活动大都由胡正同志主持，办会的只有顾全芳一人，我们三人经常组织召开有关文学方面的各种会议。胡正性格开朗、为人大气，会议都开得圆满。

先说说“西李马胡孙”的“班长”马烽，他多年担任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山西省文联主席、山西省作协书记等职务。但人们从来不以职务相称，而是称他“老马”，感到非常亲切。1980年4月，山西省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距离第三次文代会快17年了。我当时在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当干事，老马点名让我起草文代会报告。经部里、处里领导同意后，我就住在南华门东四条省作协大院小南楼的一间房子里，算是借调到省文联工作。

关于文代会工作报告，老马谈了报告的总体思路、整个框架，还讲了具体观点，如短篇小说的“新(内容反映新人新事)、短(形式简短明快)、通(语言质朴通俗)”等观点，我遵照老马的思路和要求起草了文代会报告。马烽作了报告后，受到代表们的一致好评，可是老马无论在会前会后、会上会下一直说：“报告是韩玉峰起草的。”这真是愧不敢当。一天，老马的夫人杏绵给我送来了七十多元稿费。我当时一个月工资才67元。我说，这是老马的署名文章，我怎么能要稿费？杏绵说，报告是你起草的， 老马让把稿费给你。她执意让我收下，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李束为是河南人，但长期生活、战斗在吕梁兴县、临县一带。他写过吕梁的山、吕梁的情、吕梁山许多平凡动人的故事。束为去世后，我们遵照他的遗愿，把骨灰撒在兴县、临县的土地上，一部分埋在离石县的凤山上。山西省文联、吕梁地委和吕梁行署在凤山上树碑立传，墓碑由我撰文、赵望进书丹，作为对束为永恒的纪念。一代大家回归吕梁，再返老区、长眠凤山，回到人民中间。

文学风格具有多样性和独特性，文学流派具有群体性和典范性，都是文学创作成熟的表现。茅盾在《漫谈文艺创作》中曾说：“创作方法有多少种，文艺流派也有多少种。”“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是现当代重要的文学流派，关于“山药蛋派”的问题，马烽说：“山西有一个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有人把它贬为‘山药蛋派’，但山药蛋也是一种食物，同样富有营养，作为一种流派也没有什么不好。”这话可谓经典。

以赵树理、马烽等为代表的“山药蛋派”语言口语化、风趣幽默，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反映了深厚而悠久的现实主义精神。山西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从20世纪40年代的赵树理与“西李马胡孙”，到80年代的“晋军崛起”、新时期的“晋军新方阵”，一直到新时代的“三晋新锐作家群”，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对于“三晋新锐作家群”的提法，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称赞山西新锐作家群的崛起，说“他们着眼的是世界”。山西评协主席杜学文同志认为，近年来，山西涌现出以“60后”为主力的“山西新锐作家群”，包括吕新、张锐锋、刘慈欣、葛水平、李骏虎、杨遥、孙频等。这批作家有的继续关注农村题材，继承赵树理等老一辈作家的创作风格；有的从本土出发，在文体、题材、语言、表达手法上进行积极探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先锋性，但山西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这条线始终不断、延续至今。即使在新时期以来，一些年轻的作家在题材、体裁上有新的探索和新的追求，但是现实主义精神还是永续存在的。

文学流派对文学创作有着深远和现实的影响，可以引领那个时代文学的走势，不同文学流派的相互竞争往往成为文学发展的一种动力，带来文学的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繁荣着中华大地文学创作的百花园。

王姝：山西是有名的“戏窝子”。您对以戏曲为主的舞台艺术也有很深的研究，对剧作家张万一、曲润海、梁枫，表演艺术家丁果仙、田桂兰、胡嫦娥、谢涛都做过评论。您能否以新时期以来山西戏曲艺术的发展为例，谈谈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韩玉峰：对于以戏曲为主的山西舞台艺术，我谈不上有研究，但由于工作的关系，对山西的戏剧活动多有接触，看戏、写剧评，甚至当戏剧比赛的评委是经常的事。说一件趣事，我当过山西电视台“走进大戏台”的评委。当年这个栏目知名度很高，广受戏迷的欢迎。当评委需要经常在电视上亮相，自然也为戏迷们所熟悉了。有一年，我到香港旅游，在铜锣湾一个大商店的楼前，突然一位有浓厚山西口音的人问我：“您是不是‘大戏台’的评委？”我说：“是。”这真是他乡遇故交，见到老乡格外亲，可见戏剧的魅力。

山西是戏曲大省，有戏曲剧种54个，目前能够演出并有剧团的有38个，其中包括山西梆子、蒲州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以及眉户、碗碗腔、上党落子等，还有被誉为“戏剧史上的活化石”的耍孩儿。山西也是全国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数量仅次于北京、江苏的省份，目前共有50朵“梅花”，其中任跟心、谢涛、史佳花、景雪变获得“二度梅”，有250名小演员获得“小梅花”称号。

山西现在的戏曲市场同全国一样遇到了挑战。山西实行政府买单、群众看戏的惠民政策，剧团下乡演出给予补助。即使这样，也还是比较困难的。过去说山西的演员队伍强而编导队伍弱，其实不完全是。谢涛领衔主演的晋剧《傅山进京》，由郑怀兴编剧、石玉昆导演，甫一面世，便大放异彩。而谢涛领衔主演的晋剧《范进中举》则是由山西剧作家赵爱斌、雷守正编剧，雷守正导演，同样一炮打响，誉满全国，谢涛因此剧获得“白玉兰奖”。

从编剧来说，且不说以改编传统戏闻名的戏剧专家、被称为“梆子厅长”的曲润海，其他如梁波、梁枫、张宝祥、王辉、王笑林、高晓江、孙国强、赵爱斌、景彦斌等都有重要作品，在全国影响不凡，导演如马兆录、雷守正、梁镇川等都很优秀。中国戏曲学院山西导演专科班培养出一批起点高、素养好的年轻的编导人才，如李慧琴是晋中戏剧研究院国家一级导演，她执导的晋剧《石角凹》(合作)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原文化部“群星奖”。最近由她执导的《望海楼台》主演郑芳芳获得了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太原市艺校王小东编剧并导演的儿童剧《褐马鸡与少年》、大型晋剧现代戏《花落花开》《守护夕阳》获文旅部颁发的编剧奖、导演奖及山西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小戏《农家乐》获文旅部第十五届“群星奖”。此外，如山西艺术职业学院张芬、长治市文旅发展中心赵祥执导的作品也获得了省内的各种奖项，这些都说明山西戏曲编导后继有人。

戏曲的繁荣和发展关键还在于戏曲艺术的继承和创新。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力。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自觉创新、大胆创新是优秀文艺家的共同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守正创新就是要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创新来引导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达到历久弥新的目的。创新性发展就是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发展，对戏曲艺术的内涵和形式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生命力。

戏曲的继承与发展，首先要为群众提供丰富多彩、高质量的优秀作品；其次，要改善戏曲演出条件，把简易戏台纳入村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范围。在城镇建设和旧城改造中合理布局戏曲演出空间，注重保护利用古戏台；第三，要落实戏曲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关心他们的培养、奖励，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

王姝：您的创作生涯从文学评论起步，却没有限于文学评论，而是涉足戏剧、美术、舞蹈等多个领域。特别在您后期的研究中，影视艺术是您投入精力最大、评论最多的领域，不仅有紧跟创作动态、针对具体作品的在场性评论文章，更有宏观性、整体性和史著性品格的作品。您怎样看待山西影视艺术在全国影视版图中的位置以及特点？如何才能实现把“好资源”变成“好产品”的繁荣路径？

韩玉峰：山西是影视艺术发展势态良好并取得实绩的大省，山西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编创、生产对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生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山西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上党战役》是最早的相关题材的作品，山西导演张绍林、编剧石零、制片人张纪中团队摄制的以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的中短篇电视剧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1996年，张绍林被中国文联授予全国电视艺术界“世纪之星”荣誉称号。

我对山西影视艺术的关注和研究，主要是史与论的结合。《关注社会主义新农村——影视创作的时代使命》《发展繁荣的山西荧幕世界》这类文章属于“论”的部分。《银幕记忆——山西电影制片厂50年》《山西电影文学史》《山西电视剧艺术史》则属于“史”的范围，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论”的部分可以从横的方面引起读者对山西影视艺术的发展态势和存在问题的思考和关注，而“史”的部分则使读者从纵的方面对山西影视艺术的发展有深入全面的了解。杜学文在《山西电影文学史》一书的代序《一笔良心文字 一部拓荒之作》中说：“韩玉峰的《山西电影文学史》是一部拓荒之作，填补了山西电影研究的空白，也应该是中国电影区域发展史的重要成果。它似乎也不仅是一部区域性的电影文学史，应该从某一角度看到中国电影的发展变化。这是这部著作最主要的贡献。”我对于山西影视艺术的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是鼓励原创，二是提倡改编。原创是繁荣和发展山西影视艺术的根本途径。马烽、孙谦的电影作品都是原创的，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泪痕》等。以原创的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是中外的通例。根据刘慈欣原作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流浪地球2》成为既叫好又叫座的热捧之作，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改编作品。

《山西电影文学史》韩玉峰著

山西有不少著名作家的优秀小说改编为影视作品，如电影《花好月圆》是根据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改编的，《三年早知道》改编自马烽的同名小说，《天网》《孤儿泪》改编自张平的同名小说与同名报告文学，《天狗》改编自张平的小说《凶犯》，特别是《生死抉择》是根据张平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抉择》改编的，具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其一经上映火爆全国，获得多项国家级奖项。其他如《点燃朝霞的人》《女人的力量》《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毒吻》等都是根据山西作家的原创小说改编的。

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优良的革命传统无疑是山西影视艺术创作重要的题材和描写对象。要真正实现把“好资源”变成“好产品”，就要鼓励重视改编原创作品，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

三、文艺评论要有在场性和时代性

王姝：作为文化艺术领域的“冷门”，山西的文艺评论界也曾一度出现后继乏人的危机。随着山西省作家协会在全国率先实施签约评论家制度，山西省文联也成立了山西文艺评论家协会。有您这样老一辈文艺评论家的“传帮带”，一批青年文艺评论家被集结、整合、吸纳进山西的文艺评论队伍，逐渐形成了今天山西文艺评论界老中青三代传承有序的良好局面。但是总体来看，依然存在着关注名家名作多、关注当地当下文艺现场少的问题。彰显地域艺术与文化特性，提升本土作品的关注度，为地方文艺创作提供学术支撑，也是创造健康文艺生态的重要环节。您长期植根山西文艺土壤，七十年如一日跟踪山西文艺创作实绩，为地方文化艺术的发展和构建贡献一生，为年轻一代作出了表率。请您谈谈地方性、在场性文艺评论的意义价值，以及如何处理它与文艺评论家自我成长的关系。

韩玉峰：文艺评论，“评”是“论”的前提和基础，“论”是“评”的补充和延展。文艺评论必须要有对象，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不能做对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所以，文艺评论的地方性和在场性十分重要。山西文艺评论应该根植山西土壤，在彰显地域艺术和文化特色中体现时代要求、时代精神，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是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归根结底，文艺评论是为文艺创作服务的。文艺评论要提升本土作品的关注度，为地方文艺创作提供学术支撑，在这方面山西老中青文艺评论家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艺评论就其社会功能而言，要坚持正确导向，激励宣传，导引欣赏。文艺评论的地方性和在场性，应该是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同行，关注读者需求，了解社会审美风尚，推动理论创新，激发批评活力，从而引导创作。报刊上发表的书写性的批评固然需要，时下风行的新书研讨会、读书分享会、作品推荐会、对话式评论，线上线下、专业业余等，都在推动着评论工作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文艺评论只有有效抵达，才能真正发挥其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作用。这就需要强调文艺评论的地方性和在场性，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者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山西老中青文艺评论队伍的梯次结构已经形成，并在全国有积极的影响，其中一些文艺评论家在全国处于排头兵之列，在他们关注的领域有重要的影响。文艺评论工作的丰富实践和经验积累促进了青年评论家的成长，广受关注的“赵树理文学奖”评奖活动把文学评论作为一个奖项，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山西文艺评论事业的繁荣发展。

王姝：2023年，您撰写的《山西电视剧艺术史》已经脱稿，进入出版程序；《山西电视文艺史》正在撰写中，也已经完成了十余万字，它们与《山西电影文学史》一同构成了山西影视艺术三部曲。作为山西文艺评论界的常青树，您在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令人敬佩，也让人心生羡慕。请您谈谈接下来的创作计划，以及永葆创作热情的秘诀。

韩玉峰：我说不上什么“常青树”，只能是一棵“枯藤老树”，而且已经“夕阳西下”。在我年已九旬的人生历程中没有什么“秘诀”，只不过是顺势而为、随遇而安。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至于说耄耋之年怎么做到笔耕不辍，倒也有话可说：一曰：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做事全神贯注，一心一意，不图虚名，只求实效，抓住不放，一干到底；二曰：接受新事物，打开新思路，享受数字时代的便捷和乐趣。百度查询、智能手机、电脑换笔、网上购书、微信支付、稿件快递，其乐融融，辄穷其趣；三曰：追求和体验写作的快乐。写作是苦恼事，但是也自有乐趣。每当进入一个课题时，脑子总在不停地运转，晚上想起好词语好观点，我立即记在手机上，第二天起来写什么，晚上就心中有数。

我特别喜欢杜甫的两句诗：“陶冶性灵在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杜甫《解闷十二首》)文章不厌千回改，反复推敲佳句来。鲁迅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我应约的文章写好后，一般暂不发出，次日清晨再看一遍、再改一改，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我时时留心在写文稿时尽量不用空泛的词语，使文稿干净清新些。

余光中先生将他翻译的海明威《老人与海》交付出版时写过一段话，我深受教益。他说：“五十多年后将此书译本交给译林出版社出版，我不得不抖擞精神大加修正，每页少则十处，多则二十多处，全书所改，当在一千处以上，所以断断续续，修改了两个月。”著名作家尚且如此，我乃桑榆老苍，为人为文何敢怠惰？！

我的美好愿望是，2023年国庆节前后《山西电视剧艺术史》能够出版，这里面有许多电视人的期待。我的创作计划是在有生之年完成《山西电视文艺史》，其中包括山西拍摄的多部电视纪录片，使我们在五彩斑斓的光影世界里领略山西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和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征途中踔厉奋发的步伐。

采访札记

20年前，我有幸结识韩玉峰老师。当时韩老师已年近七旬，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多年，过着非典型的退休生活：有很多研讨会、文艺活动要参加，有很多文章要写，有很多课题要研究，退而不休、笔耕不辍、成绩斐然。那时的我刚刚走出大学校门，进入山西省作协工作。当时山西文艺评论界有一个自发组织的文艺评论家沙龙，固定每月活动一次，韩老师是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这种活动既没有报酬，也没有饭局，一杯清茶、一个话题，便让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乐此不疲、甘之如饴，让当年那个在一旁为老师们沏茶添水的我看到了文学的纯粹和纯真。

后来因为同住一个小区，我经常能碰到韩老师与爱人王老师一起散步。小区依汾河而建，傍晚时分，两位老人拉着手，迎着夕阳漫步在汾河岸边，像一幅画，让人不忍打扰，一起看日落的人，比日落更浪漫。

在山西文艺界，叫一声韩老师不仅仅是一个礼貌性的称谓，更是一份敬重，一种传统。在韩老师将近七十年的文艺评论生涯里，一直坚持植根山西文艺创作实际，关注山西文艺现场，坚守地方文艺评论的建设。相比追逐热点名家、桃子捡大摘的“锦上添花”，这份甘于耕耘当下当地、为地方文艺提供理论支持的“雪中送炭”，无疑更令人敬佩。韩玉峰老师从文学起步，将文艺评论的笔触扩展到戏剧、曲艺、电影、电视等多个领域，用他深厚的理论造诣和从未间断的探索精神，真正践行了文艺评论跨界别、跨行业、跨门类、跨学科的开放性和共生性品格。

在采访的最后，韩玉峰老师说：“这次有幸加入中国评协是对我七十余年文艺评论生涯的认可，有找到队伍的感觉，有了同道论艺、切磋砥砺的机会，更多的是有了向年轻人学习的机会。闻道有先后，先达者为师，此古训对我更有新义。”七十余年匆赶路，耄耋不改赤子心。衷心祝福他老人家身体健康、笔健凌云、福寿绵长！

采访人：王姝 单位：山西省作家协会创研部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8期（总第95期）

责任编辑：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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