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论要》向云驹著

2023年1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向云驹先生著述的《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论要》一书。全书四十五万余字，百余幅彩色插图，用了七编十五章向读者详细介绍了东西方文明的互视、交通、碰撞、对话、互鉴。这本学术著作一经出版，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3月，该书上架当当网，当月即登上该网热销榜；8月，再次登上当当网销售飙升榜文化理论类第三名。笔者有幸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论要》的责任编辑之一，在编辑书稿时认真研读了向主席的此部著作，在研读的过程中，便对其著作中提到的多个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次，笔者受《中国文艺评论》之托，有幸采访到向先生，更加深入了解到他撰写《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论要》背后的故事与思考。

时代召唤我们对人类文明展开新的学术叙事

阴奕璇：向主席，您好。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东西方文明互鉴的？您为什么会关注到这样一个话题？

向云驹：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10周年。回想起来，正是从2013年起，我当时正在《中国艺术报》主持工作，于是格外关注“一带一路”特别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问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了关于人类文明关系的中国主张、中国理念的著名演讲。人类文明进步、世界文明关系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被一下子贯通了起来。这使我意识到学术转向和深化的方向，于是开始从创作、评论、研究三个维度向文明研究挺进。在诗歌创作上产生了些影响的是2017年5月8日《中国艺术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我创作的《丝绸之路组歌》。同年11月4日《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我的长诗《东方的妩媚——献给丝绸之路》。此外在我出版的新诗集中，有《丝路人物志》《马踏飞燕》等丝绸之路题材的诗作。《光明日报•文化周末》还在头版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我的文化散文《巴黎的三个城市中心》。在文艺评论方面，我在报刊上发表过《古老的丝绸之路迈上了一个新的文化起点》《丝路文明谫思》《“一带一路”：一个天高地阔的文艺大题材》《海上丝路的不朽壮歌——舞剧〈丝海梦寻〉评略》《闽都文化与海上丝路精神》《媒体如何更好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春节是中国的节日，也是世界的节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身份重铸与中国文化复兴》《破解一个哲学人类学的真问题——读张祥龙〈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中华文明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等评论文章。研究方面也有一系列学术论文发表，如《漫谈季羡林的21世纪文化观》《民间文化：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基石》等，出版了学术著作《大国文化复兴——向云驹、王岳川文化强国对话录》《中国人文地理与生态美学》。在此期间，我还对中国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交流互鉴进行过专题研究。

2014年以来，我多次参加在国外举办的文明交流国际学术论坛并发表演讲，其中比较重要的有：2014年在法国巴黎参加“丝绸之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永恒通途”太湖文化论坛；2018年在意大利罗马参加“中华意蕴——中国油画艺术国际巡展（意大利）”，并在开幕式上以《中意两国文化交流上的一件盛事》为题致辞；2018年参加在希腊举办的“中国•希腊对话”，发表学术演讲《中国文化的极致性与传播魅力生成》；2019年10月21日至22日出席中法两国在巴黎联合主办的“中法文明对话”并做学术发言。

这是从时间线上回溯我的文明研究的简单情况，主要想说明近些年来我对已有文艺知识材料所做的文明进入、文明变换、文明转身的历程，以及新材料的发现和这次写作与出版《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论要》这本书的一个渐进的学术历程。实际上真正触发本书写作的原因还在于时代的召唤。这些年来，无论是在《中国艺术报》主持工作，还是忝任两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之职，和大家一起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我的眼界和思想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拓展和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文明、人类文明、文明之间的关系、“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的阐述、论述、主张、表达，既密集又深刻，还具有体系性、整体性，构成了一个非常丰富而深刻的新型的、先进性的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联有关部门还将习近平总书记公开发表的有关论述汇编成内部学习读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文化文艺文联重要论述摘编》，也是强调了“文明”维度对文化、文艺、文联工作的非同寻常的贯通性、历史性、时代性、现代性和世界性。

在此之前，“文明”作为世界性的话题在中国有过几次学术热潮和时代高潮。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寻根引发中国文化热。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历史研究及其《文明史》等，重燃了学术界对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和至今仍是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的自省。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及基于文明冲突的世界秩序重构，亨氏的弟子弗朗西斯•福山则从另一个角度补充或表述其业师的观点，提出了以西方美式政治为终点的“历史终结论”。其中，当然包含了中国文明被重新定义的西方文明观的新展开，这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警觉。当其时，方克立先生指出：“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教授从民族利益至上主义出发，提出了所谓‘文明冲突论’，把具有明显的道德主义、和平主义性质的儒家文化看作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这一惊世骇俗之论引起了众多学者对‘儒学与世界文明’这一主题的关注。”汤一介先生则质疑：“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以互相对抗还是以互相吸收而融合为主导？”“儒家思想是否是将来引起政治上的冲突和战争的因素？”他尖锐地指出：“亨廷顿的文章所依据的理论是已经过了时的‘西方中心论’。”在此背景下，中国学术界意识到中国文明必须被重置于世界格局、人类背景、国际关系中，必须有文明古国大国的文化地位和文明立场。嗣后，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国的文化自觉和世界的文明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季羡林先生则预言东西方文明在21世纪将进入又一轮可比喻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循环或转折，21世纪将迎来又一次东方文明的崛起。三是21世纪初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中华文明考古是四大文明考古启动最晚，可挖掘、发现面积最大，未完成、未发现的可能性最多的文明体。除了殷墟甲骨文考古曾经率先震惊世界外，兵马俑、曾侯乙编钟、红山文化、良渚城市、三星堆青铜雕塑等一系列考古发现都是晚近甚至是还在展开中的中国自己的考古成果。在考古新发现和有待发现的新考古中重写中华文明史，也是任何文明都不可比拟的文明奇观。中国考古成果为中国文明在时间和空间的展延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抬升提供了影响日甚一日的重要学术支撑，也日益与其历史文明、典籍文明、制度文明、艺术文明一起构成中国文明令世界眩目震惊的无与伦比的“博大精深”。四是自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演进，嬗变成为一极主导、多极角力的形势，加速了多元多极格局对一极主导的平衡趋势。有两种趋势在并行发展：一是建立单极世界的趋势；二是建立多极和多中心的趋势。第二种趋势也是各种文明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加强的趋势。也就是说，冷战后世界的特点就是各种文明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是选择文明冲突还是选择文明交流、包容、共存、互鉴、合作、和平，成为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包括中华文明特质论、人类文明观、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全球文明倡议、文化传承发展的文明高度、“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文明价值观，是一个高屋建瓴的文明主张和兼览博照的文明理论，是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和回答。

正是这样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为我们对人类文明展开新的学术叙事、发掘更多的文明细节、创新文明研究范式、超越自以为是的“文明中心论”等，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这大概也可以说是我研究和写作这本著作的一个动力或者说学术追求。

骑驼跋涉而来的胡人 向云驹摄

阴奕璇：您这本著作的写作时间好像正好是疫情大流行期间，这个写作时间段，除了能恰好提供相对完整的时间外，是不是还有更大的时代问题扣合了您的写作？

向云驹：是这样的，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前面说了，这本书酝酿了有一段时间，个别章节已经开始以论文的形式在学术期刊先期发表并收获了好评。但是集中、铺开、整体完成写作，还是在疫情期间。确实，疫情期间出现的世界性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也让我们意识到表面问题背后的文明问题更加能突出本质。我的写作于是一直有这个过程生发的疑问，把历史和现实拉扯在一起。这次疫情的世界大流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让我们再一次发现了人类之间深刻的差异，乃至分裂。把它放在文明视野下，思考我们正在面对的灾难与危机，其中的应对差异，也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以下这些问题：

一是疫情和病毒撕裂了人类，但面对此危机，各个文明为什么是不一样的态度？二是疫情阻断了全球化的进程，在日益出现的逆全球化状况下，未来如何重塑新型全球化？三是疫情加剧了国际关系中的矛盾、分歧、冲突，每个文明体如何贡献世界团结和治理的智慧？四是疫情造成的灾难，给人类文明与进步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害，人类将从中获得什么样的教训和警示？五是口罩是“我不能呼吸”的种族隔离危机，还是阻断病毒感染的必要屏障？口罩问题的分歧核心是什么？人类怎样才能从类似的分歧中走出来？六是为什么戴不戴口罩会成为世界疫情中最大的争议焦点？口罩问题是自由、人权、政治、风俗、制度、象征、隐喻、病态、公共卫生中的哪一种或哪几种？口罩医学、口罩政治、口罩文化与口罩文明，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七是对抗疫情全球大流行是最需要人类团结合作的时候，但为什么情况恰恰相反，人类加剧了彼此之间的分裂？八是怎样从抗疫共识中看待人类文明的共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九是怎样从文明的角度评价中国的抗疫成绩、经验和对世界抗疫的贡献？十是疫情中西方某些国家和人士对中国的误读，有哪些是照搬照抄19世纪以来的偏见与歪曲？为什么中国变了而某些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却没有改变？当中国从遥远、陌生、古老、封闭、静止中走出来后，世界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为什么西方有些人不愿意改变他们陈旧而且具有傲慢与偏见的“中国观”？十一是如何理解世界文明的现有格局，它对世界的政治格局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如何看待古代文明关系与现代国际关系之间的深刻关联？古代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经验对当下和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什么样的启示？

这些问题很大，但是它们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世界问题和时代挑战；是由许多小问题积累和叠加而成的；也是疫情使之突显化、表面化而实际上深藏在我们命运深处的问题。分裂和多样化、共识和人类共性是其中的问题核心。就是说，在圈层化中呈现的分裂或者在分裂的形式中实现的圈层化，究竟是文化多样性的必然还是文化多样性的歧途？人类的个性表达如何沟通和抵达人类共识和共性，它是不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才是我们将危机、灾难的启示引入人类存在最本质、最基本、最深层问题的关键。

我觉得我的文明史写作到处都在触及、触碰或者说躲避不了以上这些现实问题。中国的文明形象在世界上经历过辉煌灿烂、蒙尘蒙辱、振衰起颓、繁荣复兴这样一个曲折复杂的历程，我们应该从历史中获得透过现象洞察本质的能力，具有文明定力，也具有文明的穿透力。

借助他者发现自我、认识自我、了解自我

阴奕璇：我们注意到，您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论要》中特别提到一点，用“他述”重塑中国的“他者形象”，您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

向云驹：他者，是一个人类学概念，也是人类学的文化立场。就是说这是一个带有其他文化身份的人类学家对非自己文化的其他文化进行观察时出现的立场、在场、现场观。这种观察者对于被观察者是一个“他者”，而在被观察者看来，观察者也是一个“他者”。这个方法论用于文化比较、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效的。“他者”的概念在文艺学上也有着重要地位。巴赫金的文艺思想里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外位性”，亦即在对象之外或主体之外的观察立场。维特根斯坦说过，一个人能够看见他拥有什么，但看不见他自己是什么。生物学家则指出，人的眼睛可以看见他之外的东西，但是自己不能看见自己。所以，认识自己成了一个哲学性的问题。苏格拉底的第一哲学问题就是“我是谁”，古希腊德尔菲神殿上的神谕是“认识你自己”。中国人找到观察自己的方法是照镜子，就是“镜鉴”。这引申出他者与我者的镜鉴、历史的通鉴、旁观者清、前车之鉴等，所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文明之间的互鉴，就是此文明与彼文明之间应该或可以互为镜鉴，既可以互相认识、增加自识，也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我的这本书不仅聚焦在文明的互鉴上，而且回到互鉴的方法论源头，发挥了我的学术训练方面包含的人类学特长，努力挖掘和展示文明比较研究的“他者的眼光”“他者形象”“外位观察”“局外观察”等所呈现的特殊效果和结果。

作为“他者”或互为“他者”，我认为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方和以欧洲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是一对对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产生过长久影响、巨大影响的文明。从地理上来说，它们一个是在欧亚大陆西边最西的伟大文明，一个是在欧亚大陆东边最东的伟大文明；它们是两个距离最遥远的文明，它们之间又有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纵贯历史千年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如果我们打开历史的细节，还能发现，这两个文明在文明诞生之际的四大文明发生时代、文明发达的轴心文明时代、文明推动历史全球化的大航海时代、文明再全球化的信息化时代，都存在既彼此关联、互相影响、你来我往、彼此成就又互相博弈的文明关系。这是世界文明史上无比复杂多样的众多文明和众多文明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文明关系。过去如此，今后亦然。所以，展开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全部历史和全部细节，是我们深刻把握文明发展规律的重要锁钥。这是一个巨大的学术研究对象，这也是为什么国外学者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研究丝绸之路、热心研究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再一次重视汉学研究，国内学者掀起丝路考古、中华文明传播史探索、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国际汉学再研究的原因。我的这本著作只是其中的一个尝试，而且只能从“论要”入手，选择一些特别重要的、有特殊价值的、能引发特别兴味的人及事物来呈现这一研究的重要性。

我特别希望读者能从我的著述中了解西方是如何发现中国、他述中国、形塑中国的，这是我们借助他者发现自我、认识自我、了解自我的有效途径。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研究不多，已有研究成果的传播也不多，致使当外国人对中国有所评价时，评价好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其历史原因，评价坏的时候也不知道其由来何自，所以，我特别提出了东西方文明互为他者时，有四重他者与我者的关系。一是基于本土视角，所见基本上是西人“走进来”，由此出现中国人的域外观；二是基于中国人朝向外界、外国或西方的视角，所见就基本上是东方、中土、中国人“走出去”的历史现象，从这里可见的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三是基于外国视角，所见的是中国文化传至西方，由此形成了西方人的中国观；四是基于外国的视角，外国人从中国回去，经过接触后传回西方的中国文化，因此形成西方人眼见为实的中国。此外，假如以我者、他者区别东西方，只要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他我的互换。东方是我者时，西方就是他者；西方是我者时，东方就是他者。从东方作为我者，西方作为他者看，又会形成以下关系：我者自识的东方、他者眼中的东方、我者看见的西方、他者自述的西方。反过来，也会有：我者自识的西方、他者眼中的西方、我者看见的东方、他者自述的东方。“他述”的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他述”对于“互鉴”具有重要意义。问题在于他述的复杂性，有接触或抵达后的直接性他述，也有非接触未抵达过的间接性他述。彼此没有接触就没有真正的相识，基于接触史的互识，在直接性和间接性之间，又很难分出见识高下的伯仲。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黑格尔都没有直接到过中国，他们通过间接了解最后作出对中国的判断，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具有相当的深刻性。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他们这种肯定或否定的思想根由、判断原则是什么？他们的肯定或否定的深刻性来自哪里、为谁而思？这是我在著述中企图深度探究的问题。

阴奕璇：在书中可以看到很多照片，我了解到这些都是您到各地访问的时候拍的。您去访问的时候会重点关注当地的哪些方面？您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或者物品？

向云驹：我去过一些国家，希腊、瑞典、意大利等我去过多次。我喜欢用我自己的“他者的眼光”去观察和记录所见的异域形象、造型和艺术。有一次我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街头抓拍我看见的建筑、装饰、造型、民俗符号、民居风格等，同行的塞尔维亚摄影家观察了一下我的拍摄情况，评价道：“你拍的都是我们国家有特点的物象。”我去过几次巴黎。第一次去回国后就写了一篇文化散文《巴黎的三个城市中心》，讲述了我观察到的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巴黎圣母院之于巴黎城市中心的意义。当时，《光明日报》用了一个整版予以刊发，有文友读后夸张地惊呼自己以前白去了巴黎(调侃而已)。作家冯骥才读后也予以夸赞，并说巴黎还有一个精神中心，那就是先贤祠。等第二次再去巴黎，除了再看卢浮宫外，我特意去了先贤祠，站在伏尔泰的塑像和棺椁面前，仿佛正与一个伟大的灵魂对视，一种静穆的伟大就在眼前。伏尔泰在启蒙时代对中国的研究和赞美，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是不能不肃然起敬和难以忘怀的，他对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贡献永垂史册。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的“文明的故事”系列卷帙单列《伏尔泰的时代》，很厚的一卷，译成中文也有87万字。这也是我在书中给予伏尔泰和他所处的启蒙时代以足够的篇幅的一个抵达式的原因。

东西方人物肖像 向云驹摄

希腊神庙的神女柱 向云驹摄

文明互鉴之新史识、新观点、新维度

阴奕璇：您在书中提到了“西学中源”说，对于这个思潮您有独特的见解，能否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您对“西学中源”的看法？

向云驹：我的著述中有一个重要判断，就是我认为无论是对中国文明而言，还是对西方文明而言，这两者的相遇与深度相识交往，是比其他任何文明交往更加重要的文明相遇和交往。西方(欧洲)文明形成后，几经曲折，文艺复兴是一次重大的文明变故，但它是自己与自己的重遇。西方文明听闻中国文明、知道中国文明、寻找中国文明、认识中国文明，乃至靠坚船利炮使中国“文明蒙尘”，对于西方来说是超过其与任何文明交往的历史重要性的。中国同样如此，无论正面效应或负面效果，东西方文明往来，都比中国与任何一个其他文明(包括印度和佛教文明进入中国)往来要重大得多。而且这种重要性还在现实的历史中在东西双方都继续向广度深度展开。在东西方文明相遇的历史中，有一些特殊的人物、事件、思潮具有特别的意义。布罗代尔认为1793年英国访华使团马戛尔尼一行在中国的遭遇和经历是思想史上最有价值的历史事件之一。我的著作也特别有意地关注和论述了若干诸如此类的历史事件，“西学中源”说就是其中之一。“西学中源”说，从字面上理解，似乎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意思也好像是说虽然我们现在家道中落，但我们以前也曾富过，别看你西方现在科技超强、学问先进，但这些东西中国都曾有过，西方成就的源头都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这种阿Q精神被后人羞于提起，学术界的考辨也是寥寥数语且语焉不详。但是当我仔细爬梳一下相关资料后，不禁大吃一惊。我的结论是：“西学中源”说是中国文化接触、接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科技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学术思想，这一学说萌芽于东西方接触之际，形成于清初康熙年间，后又延续到乾嘉学派时期，一直到近代的洋务运动和现当代的中西科技史研究都有若隐若现的影响。明末清初时，来华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中一批学问家都涉足了这一问题。康熙皇帝将它定义为“西学中源”(“西学实源中法”)，清初最著名的学者梅文鼎对康熙从崇西转向崇中及时给予赞评，首次指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古今中西”问题(“今古中西皆一贯”)。这个事情就大了，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仍然是“古今中西”如何融合、均衡、互鉴、并置、继承、转化、综合、创新的纵横捭阖问题。

“西学中源”说的出现既有东西方交流和文明互鉴中历史的必然性，也有文明碰撞的特定原因和固有规律，是一个古老文明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时的一种反应，也是它接受和适应强大冲击时的一种策略。“西学中源”说导致的中国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反应，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造成弊端的一面。其实类似的现象在西方也经常出现，在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被西方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后，西方也是出现过简单粗暴地将一切晚于它们出现的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指认为是从巴比伦或埃及文明传播出来而形成的。因为古埃及有象形文字，且出现时间比较早，等到中国发现殷墟甲骨文时，就断定中国的象形文字是从古埃及传播而来的。后来，商博良破译埃及象形文字，找到它的语词、语音、语法特点，与中国甲骨文其实风马牛不相及。而甲骨文造字规律与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出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六书”说更加吻合。当然，这一学说提出的文化溯源问题至今仍还存在，依然启示着东西方众多研究者把学术目光停留在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溯源、影响、互鉴的方向。它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是一种有效的或者说重要的文化研究方法。而且，我还认为这个问题与李约瑟之问(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明中发生)有关联，我们可以贯通起来加以研究。这个学术现象也只有在中国这样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中才能发生，既涉及文明发生学，也建构着文明传播学，也关乎文明互鉴创新机制。

阴奕璇：我们知道您一直都在研究中国的非遗保护问题，您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论要》中也用了一个章节来谈中国的非遗保护问题，那么在东西方文明交流日益深化的今天，中国的非遗保护如何进入全球视域？

向云驹：把非遗研究纳入本书主题范畴，主要有这么几个考量。首先是在我写作之际，地中海水下考古出了一个震撼世界的发现。2020年4月21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一支名叫“谜团沉船计划”的英国考古探险队使用精密的机器人在黎凡特海面以下1.2英里的海床上发现了12艘沉没于1630年左右的古代沉船，其中发现了大量完好的中国明朝青花瓷器。这是中国古代非遗的世界性影响的最新案例。其次，中国的陶瓷、茶叶、丝绸、漆器、园林、造桥、盆景、塔、亭、轿等，风靡欧洲数个世纪，形成至今还令欧洲记忆犹新的“中国风”。这是中国在西方树立起的第一个触手可及的中国形象。而这些中国元素几乎全都属于今天的非遗，其中大多数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再次，中国非遗是人类文明的独特文化风景，数量大、历史久、样态丰，在“世界非遗”中数量排第一。非遗为中国文明贡献了活态的、智慧的、形象的、精湛的、别致的文明景观。所以，我认为，论及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不能缺少非遗的角度，当然这也是以往文明史叙事中不见经传的角度。

艺术作为“文明之美”在文明互鉴中负有重大使命

阴奕璇：在当下的国际传播环境里，东西方已进入一个文明对话交流互鉴的时代，那么您认为在向世界阐释中华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消除隔阂、寻求共识？

向云驹：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文化界面对着强大的西方文化的撞击性进入，无论它是通过航海直接而来的西方文化，还是通过我们的东方日本传来的西方文化，还是来自印度、阿拉伯或其他方向的外来文化，一概统称为西方文化，形成笼统的“东西文化”来指代实际的“中外文化”。与此同时，西方也有类似情况，就是把欧洲文化以外的文化也习惯性地统称为“东方文化”，因为这些文化从欧亚大陆、非洲大陆的地理位置看，只论东西的话，都在东边。埃及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等，无不是西方的东方。所以，萨义德的《东方学》主要讲的就是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的泛东方主义。我在前面提到，我们主要在这个广义的东西方关系中重点讨论狭义的西方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这是东西方两端的文明交往及其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我对其中西方他者“看中国”历史的梳理结果有这样的结论：西方“看中国”经历了和正经历着的是猎奇时代、调查时代、征服与反征服时代、比较博弈竞争时代、文明互鉴时代。冷战结束之后，文明问题凸显在世界舞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世界风云际会，人类更加需要也必须倡导一个全球性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时代，这是解决当下人类面临的来自自然的危机和人为的危机的唯一途径。这个时代的到来，表征着中华文明在经历“文明蒙尘”的历史以后，再学习西方文明，探求古今中西融合之道，获得了文明品质的再造，中华文明进入了一个更加立体、更加全面、更加有活力的重塑时代。这个文明复兴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本质特征的重要内容，也是贯注其间的现代性精神。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定构成和核心内容，其由来是古老的中国文明传统。物产丰饶、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文明未断、传承有序、天人合一、崇尚和合、睦邻友善等，都是我们实现现代化转换的历史根基，是我们生发生成现代性转型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因。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促进人类和平的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美美与共的文明交流互鉴，使人类的胸怀比海洋和天空更加辽阔。海纳百川，胸怀天下。习近平总书记说：“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釆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在“全球文明倡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这些体现的是当下中国具有世界意义和人类高度的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

阴奕璇：前不久，您提到每一个文明都具有多维的向度、独树一帜的艺术形象和美学现象。那么您认为艺术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向云驹：人类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构成，中国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耀眼明珠，从文明的维度把握文艺的历史本质和时代本真，对于深刻领悟“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实践价值，努力“把弘扬中华文明的事情办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美美与共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曲折复杂的文明史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图像、艺术和美学的文明原则：第一，民族个性及这个个性的极致性和它对艺术个性形成的影响力是美学魅力生成的第一基石。第二，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中，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美学差异和美学互补是审美价值生成的核心要素。第三，伟大的文明是中国成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根由。中华文明的高度是吸引世界目光的客观存在。艺术是文明之美，是文明的感性显现；文明是美的结晶，是艺术的精神之基。艺术形象是文明高度的第一标尺。第四，艺术形象与文明尊严构成表里关系、内外关系。形象具有变异性，文明具有稳定性。中华文明五千年从未中断、传承不绝、生生不息，必须在长时段历史中才能把握其真正的形象价值和形象真相之所在。第五，艺术形象的歪曲、扭曲与国家民族的国际地位、国际关系密切相关，霸凌之下，只有艺术价值，没有艺术尊严。形象的他塑是变动不居、可好可坏的，而艺术的自塑才是根本的道理。没有自塑的能力，就会失去形象的定位权、定妆权、定型权。第六，文明的价值是恒定的，由长时段历史积淀和传承的文明价值，具有重焕光彩的质感。艺术和美术形象必须有美学价值支撑才具有文明的属性，而图像是功利性、情绪化的产物，具有容易偏离历史轨道的属性，因此也是可以重塑、再建、新构的。第七，近代以来的中国文明的“文明蒙尘”是与“国家蒙辱、民族蒙难”同步发生的，是殖民主义及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导致的文化后果。经过百年奋斗，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中国文明也从拂去历史尘垢，走向再现文明光彩、重铸文明辉煌的历史进程。

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置于历史的枢纽、文明的枢纽，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一个古老文明的伟大的重塑工程。习近平总书记说：“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几千年来丝绸之路上中外文明络绎不绝的往来和交流互鉴，就证明“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

古罗马雕塑 向云驹摄

阴奕璇：请您谈谈文艺评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或应该怎样起作用？

向云驹：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们文艺评论工作的一个新课题。过去，我们把文艺评论的焦点放在文化交流、文艺交往、比较文学等方面。对文明交流互鉴中的文艺评论的体系性建设、文明语境的建设，都还远远不够。文艺评论通过对文艺的研究和评论，促进文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加主动、积极、有效的作用，这是一个时代性的新课题。文艺在人类史和文明史中历来就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过文明与文艺的关系。他首先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在某种意义上，文明是一种美，存在一个“文明之美”。其次他指出，“文明之美集中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等经典著作和文学、音乐、影视剧等文艺作品之中。”中国文艺与世界文艺的双向奔赴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需要弘扬中国人民历来就具有的天下情怀，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再次，他提出了艺术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应该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美学原则，强调“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赋予艺术交流深刻的文明使命。“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文艺要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展示和传播文明之美”。习近平总书记这些关于“文明之美”及其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美学原则、美学目标、美学价值，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文明思想、文艺理论的时代光芒，是文艺评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应有作用的思想指南。

所以，我认为在文明交流互鉴语境中建构艺术的文明观和新的世界格局中的“世界观”是一个崭新的文艺理论评论课题。评论需要理论的指导和理论的升华，有理论的评论才能有更敏锐的洞察力和更深刻的判断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和他对“第二个结合”的精辟论断，对我们建构文明交流互鉴的文艺文明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也有许多精彩的艺术文明思想值得我们深刻领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及其他论述中就针对资本主义开辟的世界文明进程带来的时空变局、历史的复杂性和文明的挑战性，给予了深刻的剖析。他们指出了世界文学到来的历史必然，指出了资本主义与诗歌“相敌对”的关系，指出了西方文明势如破竹的发展正使一种“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文明现象出现并由此带来东西方文明关系、东方文明存续等一系列的深刻命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有一些重大的艺术文明理论值得重视。比如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理论，破解了艺术永恒与时代变迁、两种生产为什么有平衡也有不平衡的关系、弱小的民族为什么也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担当第一提琴手等一系列难题。如文明平等、文明不能以物质生产发展水平论高下、每一种文明都有自身独特的价值都应得到重视和尊重、文明交流互鉴存在于文明包容共存互利的可能性中，等等，这些都是对艺术与文明、世界文明观的重大突破性理论。恩格斯则专门论述过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他还对文艺复兴何以由希腊罗马雕塑的考古发现引发作出精辟阐述，也对但丁的创作是文明转折的标志作出过判断，对文艺复兴时代与文艺巨人之间的匹配关系作了精准解读。这些思想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文艺的美美与共推进文明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同时也起到了理论奠基的作用。

理论要指导实践。文艺评论是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文艺交流是文明互鉴的先锋，也是国家交往的文化使者。随着“一带一路”伟大倡议的深度展开和不断落实，中国文明与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交往进入到划时代的历史时期。当前我们的文艺创作也正在全方位地加强对“一带一路”和文明交流互鉴主题的挖掘与呈现，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雕塑《丝路金桥》受到世界性的广泛好评。美术创作中中外画家共绘丝绸之路也令人耳目一新。科幻文学、科幻电影引起世界关注。舞剧创作出现了《马可•波罗》《五星出东方》《丝海梦寻》《丝路花雨》《张骞》等一批优秀作品。中国文艺走出去、世界文艺走进来，在我国举办的一系列国际性政治活动、经贸展会、体育盛典中，文艺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一场盛大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及冬季残奥运会，通过开幕式和各种呈现形式，让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惊艳世界。文艺评论应该认真关注这些文艺新现象，发现佳作，阐释规律，推进发展。

中国艺术既有世界文明美美与共的可通约性，又具有鲜明而独特的审美风范。中国绘画、中国书法、中国音乐、中国戏曲、中国诗歌、中国陶瓷、中国园林、中国雕塑、中国建筑等，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和中华文明的风采。以文明之美促进人类文明美美与共，是我们为世界和平、发展、进步、繁荣作出贡献的一个历史责任和使命，也是文艺评论当前的一个重要历史责任和使命。

采访人：阴奕璇 单位：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11期（总第98期）

责任编辑：王朝鹤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创作谈” | 向云驹：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关于著述《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论要》的思考（“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微信话题·名家专访

喜讯！《中国文艺评论》被评为AMI核心期刊

2022年《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征稿征订启事

书讯| 《中国文艺评论精选集》/《中国文艺评论》编辑部 编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度重点选题参考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11期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