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九红（以下简称“李”）：赵冬苓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我们都知道，您是一位非常擅长主旋律作品和擅长人物塑造的编剧，像《红高粱》《青岛往事》《因法之名》等电视剧收视率和口碑都非常好，您的作品七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您个人也获得了华表奖优秀编剧、金鸡奖最佳编剧、百合奖最佳编剧、飞天奖最佳编剧等多个奖项。三十多年来您笔耕不辍，创作了多部佳作，在中国影视艺术的长廊中留下了一幅幅动人心弦的美丽瞬间。今天想就您这些年的创作经历来谈谈您的创作感受。

　　赵冬苓（以下简称“赵”）：之所以能有这些成就离不开观众的支持和喜爱，我很乐意和大家分享这些年来我创作得来的一点体会。

　　四分钱的邮票：敲开职业编剧的大门

　　李：请问您是怎么走上编剧这条路的？您做编剧有什么秘诀吗？

　　赵：哪有什么秘诀。我从小就喜欢写作，但时代的无奈阻断了我们这代人当年的求学路。1966年我读初一，忽然没学上了，唯一的出路是加入“上山下乡”的“大军”。还算幸运，插队落户的时间并不长，三年后的春天，我就回城了，进入济南的一家经济单位做行政工作。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份工作体面又安逸，但我自己想起来，记忆里好像都是灰色的，每天都在做重复的事情。工作之余，我就写小说，但有时也苦于找不到创作方向，那是一个孤独且充满自我怀疑的过程，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这块料。因为喜欢写作，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就给当时的山东省广电厅金厅长写了一封自荐信。半个月后，这封花四分钱寄出的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厅里派人告诉我可以借调过去了。今天想起来都觉得像“天方夜谭”，我当时一没名气，二不认识领导，仅凭一封自荐信就调了进来，实在是太幸运了。就这样，我调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山东影视制作中心，就是今天的山东影视集团，算是真正进入了这一行。

　　李：您一入行就是高起点，1992年，您写的第一部电视剧《大地缘》就荣获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赵：其实，这部电视剧的“出笼”颇为坎坷。这是一个写农业科学家改造盐碱地的故事，电视剧在当时基本没市场，剧本写出来也不知道找谁投资，为了资金我们花了很大力气，中间一度快绝望了。好在凭着信念坚持了下来，这部剧对我来说特别关键，假如当时放弃了，可能编剧梦也就破碎了。

　　李：纵观您的编剧作品，“主旋律”是您早期创作生涯的一个关键词，这一类作品对编剧的考验在哪里？

　　赵：在影视行业内，大家都知道，如何把握主旋律叙事，尤其是艺术地书写当代共产党人的先进形象，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艺术形象，一直是创作的难题。角度、切入点、叙事方式、人物的真实度和可信度都是挑战。《孔繁森》算是第一个这样的挑战。之所以写《孔繁森》，我是被他的故事感动了，记得当时去西藏采访时正巧赶上了他的追悼会，两个在他身边工作过的藏族青年哭得拖都拖不起来，我想，这个人身上肯定有些不寻常的东西。所以，我去了西藏、聊城和莘县采访，在创作过程中，我找到了孔繁森在事业和亲情之间的两难抉择，这种抉择带来的痛苦复杂的内心世界是矛盾的冲突点，捕捉到孔繁森身上家国不能兼顾的痛苦，写出来才能让观众和听众相信。之后我又接到写任长霞的任务，不能简单地把任长霞的英雄事迹重述一遍，这是不符合艺术规律的。我想要写出好的故事，任长霞做过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塑造人物形象。从这个想法出发，我从三个方面写任长霞：一个争强好胜性情执拗的人、一个如牛负重的局长、一个深于情专于情的女子，用两个案件贯穿起来写她生命中的最后36小时。

　　李：听说电影《郑培民》的制片方找到您时，已经换了几拨编剧，但都没创作成功，这时候压力大不大？

　　赵：记得当制片方来找的时候，《郑培民》的宣传已经接近一年，人们心目中郑培民的形象已经相对固定，接连换编剧都没能写成，创作的难度可想而知。曾经有位记者对我说：郑培民满足了她自幼对共产党人的一切想象。这一切，放在一个人身上，已经接近于完美，但在艺术上，却形成了空前的困难：没有冲突，没有矛盾，人物形象如何塑造？我们都有同感，有些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好人好事放到艺术中却变得虚假而不可信。所以如何让观众信服是个难题。在北京和湖南，我采访了郑培民的同事、下属、妻子、亲人，最终决定选择郑培民和一条路的关系构架剧本。这条路地图上没有，却是老百姓心中的“培民公路”。有了这条结构主线，他一次次为这条路奔波才有感染力。正如不是一切先进人物都适合搬上银幕一样，任何先进人物也都有成功搬上银幕的可能，关键是看你能不能找得到他的魂。除了英模外，凡人故事、民间形象也是我在展现主旋律题材时刻画的重点，我更喜欢书写小人物的故事。

　　李：您深入宁夏实地采访而创作的电影《上学路上》是这方面的早期代表作，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赵：这部电影原型是当年的新闻人物马燕，她出过一本畅销书《马燕日记》。2003年夏，我到了漫天黄土的宁夏西海固体验生活，那里被联合国认定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五个人，一辆车，白天同颠簸，晚上睡通铺，早上只能用一瓶矿泉水洗漱。在大家眼里的苦，对一个编剧来说心里充满的却是难得的幸福之感。我们盘腿坐在炕头上，炕边上孩子们那一双双乌黑的眼睛很清澈，孩子们的父母在旁边诉说生活的艰辛，创作的灵感就这样撞到你面前，那是我们不深入生活根本捕捉不到的情感和故事。生活的一颗颗珍珠，就是这样等待着你用两只手从黄土中刨出来。在当地，一个小学生一个学期的学杂费只需要20块钱。在我国许多贫困地区，20块钱就能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也可能导致一个孩子特别是一个女孩子辍学。这种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给了我强烈的震撼，也给了我创作电影剧本《上学路上》最强烈的动力：我一定要把这种社会现实告诉大家。于是就有了王燕从十个鸡蛋开始，充满想象力的挣学杂费的故事。

　　李：电视剧《沂蒙》也是在这样的心路历程下应运而生的吧？

　　赵：在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影视作品中，为领袖立传的作品屡见不鲜，而专门为普通百姓立传的作品却没有几部，更何况，我们免去了对号入座的烦恼，给自己一个纵横驰骋的天地。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沂蒙》。在这部剧里，那些原本连名字都没有的普通人成了故事的主角，而罗荣桓、陈毅都成了群众。我到现在一直把《沂蒙》作为自己的代表作，我觉得这是自己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也是我从事电视剧创作以来，第一次当播出时我忠实地每天守在电视机前看自己的作品。一直到现在，我还对剧本里的每个人物念念不忘。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相信那些人都活过，并至今仍活在那片土地上，我甚至能感觉到他们的呼吸，这对创作者来说是种非常幸福的感觉。有些作品你写完，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不错”，只有《沂蒙》让我觉得把每一个人都写出来了，写活了。其实，写主旋律作品要求一点都不低，台词要能感动自己，也要能感动他人。不浮夸、不虚张声势、不假大空，是对观众和市场的尊重。

　　一块石头：必须搬着它一起走

　　李：纪录片《未被审判》和《潍县集中营》是您作品中比较独树一帜的代表，虽然是您创作中的意外发现，却也成为您编剧之路上的重要一笔，甚至是里程碑式的作品。

　　赵：2001年7月12日，我看到一则新闻，山东农民刘连仁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状告日本政府案一审胜诉了。当年，我们曾把刘连仁的故事拍成了长篇电视连续剧，后来，又为刘连仁拍过电视专题片，山东影视集团一直关注着刘连仁的命运，关注着刘连仁索赔案的发展。这次刘连仁对日本政府索赔胜诉，确实又激起了我强烈的创作冲动。这个故事具有天然的好电影的基础：国人强烈关注的对日索赔、一个艰难的诉讼、一个小人物对一个世界强国政府的战斗，还有它终犹未终的结局。它属于那种具有强烈的主旋律色彩又有着强烈的商业化因素的题材。这类题材，任何一个有艺术敏感的创作者遇到了都会一把抓住。我是想以此为题材创作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甚至连拍摄计划都报批了，电影叫《越洋起诉》，电视剧叫《刘连仁》。在筹备这个题材时，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推动对日索赔诉讼这件事情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中国，不是中国的知识界和民众，而是日本社会中的左翼势力——那些有人类良知的律师、记者、作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几十起官司花销巨大，支持的费用全部来自这些日本人，没有来自中国的一分钱。我感到坐不住了，我想，拍摄一部电视剧不如拍摄一部全面反映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纪录片更有现实意义。那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真实而残酷的历史，必须用一部大型纪录片来匹配。作为一个编剧，这是唯一能够用自己的声音去声援的方式。我下决心，就算吐出血来，也要把这件事做成。

《未被审判》海报（李九红供图）

　　没想到资金的拮据成了我最憷头的事，这比当编剧辛苦多了。开始的大部分时间，我是先要应付两百多万的资金预算，山东省广播电视局借给剧组30万启动资金是我们最初的经费来源。直到有一天实在没办法周旋了，我就试探性地在网上发出了征集声援活动的呼吁书，收集支持刘连仁二审的签名，结果办公室里就不断地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签名声援信。在拍摄的途中，我们始终都要面临经费这个最现实的问题，没办法，只好由我带头，在六人组成的摄制组里，不管是名编剧大导演，还是普通工作人员，大家都不拿稿酬，只拿月工资，压缩又压缩的摄制组成员都义不容辞地担当了多面手。现在想来，我都十分自豪地认为自己做了一次不是商业行为的艺术创作。

　　这部片子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次全景式地记录中国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纪录片，能够全身心投入，我们每个参与者都很自豪。参与者还有孔笙、侯鸿亮、李雪等人，在当时都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最好时期，大家都放下本业长达两年时间，一步迈入自己不熟悉的纪录片行业。为了写和拍这部纪录片，我谢绝了几个剧本的写作，推掉了很有诱惑力的稿酬。这部片子做的如何自有公论，但那种追求和舍得，那种挥手自去，成为了我一生的记忆和光荣。

　　李：是什么让您放下自己的创作，抛下牵挂的亲情，投身于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里？

　　赵：这是块石头，我碰上了。我必须抱上它才能往前走，否则，就会被它绊倒在那里。这块石头，我抱了两年。我不敢企求所有的人都愿意抱着它，但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它的分量。近两年的跟踪拍摄，五次出国、数次奔走在全国11个省市，我们用镜头抢救性地记录下了十余起不同类别的诉讼和数十起官司中那些大多已风烛残年的“活证据”。350盘磁带、近12000分钟长的素材堆了一屋子，那不仅仅是普通的记录，那是普通生命个体和国家情感之间的紧密联系。最终，这部原名叫《未来之讼》的21集纪录片后来改名《未被审判》在央视播出了。

《未被审判》剧照（来源：国家地理）

　　正是这个制作的过程，我发现和关注到了另一个二战东方战场的角落——位于山东潍坊原乐道院的潍县集中营。于是，从2006年开始，我又开始策划和推进纪录片《潍县集中营》的创作。生命中一些星光划过，你以为它熄灭了，其实，它仍然在你生命的深处照耀，并最终决定你生命的亮度。我最初是从一位驻美国外交官那儿知道此事的，之后便开始有心收集相关资料。借着《未被审判》要到美国拍摄的机会，便与美国知情人士提前建立了联系，希望能在美国访问期间顺途采访能找到的集中营的人士。得知中国来人采访潍县集中营的事情，当年的幸存者们几乎是奔走相告，在他们的网站上互相传递消息，主动和我们联系。有的被访者驱车几百英里来找我们，有的热情向我们提供当年的照片等宝贵历史资料。通过采访我们得知，有关潍县集中营，海外已经出版了至少五六种回忆录，在网络上更有大量的回忆文章，还有一些人正在通过网络联系大家，准备在我们采访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潍县集中营建立60周年的时候重访潍坊。但在集中营的所在地潍坊，人们并没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价值，集中营的原址已经基本上被拆除，档案材料荡然无存，当年死难者的墓地被平掉，连奥运冠军利迪尔、电影《火的战车》原型利迪尔基金会建立的利迪尔纪念碑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由于我的建议和倡导推动了潍县集中营项目的开发和遗址维修，才有了五集纪录片《潍县集中营》的诞生。

　　那些味道：对城市历史文化背景的传达

　　李：您说过，找到一个角度，就可以成就一部作品，发现的眼光弥足珍贵。

　　赵：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思路，以“城市”概念来展现宏大叙述、平民化视角、细致的心理描写、小节之处激发巨大的共鸣，是这一系列作品最大的特点之一。写济南故事的《北方有佳人》算是开始，济南是我的第二故乡，这个城市天然具有的泉水和城市人文历史，让我把她和一位绝色女子的传奇命运联系在一起，乱世动荡、民族存亡之际中国老百姓的众生相，透过民国泉城中社会底层的一个窗口，呈现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生死沉浮，个人命运融入到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中，可以折射出整个社会变迁的同时，还能描绘一幅近半个世纪旧时代风情的历史画卷。讲述西安故事的《叶落长安》，改编自吴文莉的小说，这是一部编年体电视剧，按照生活的原态展示老百姓的日子，像河水一样向前流淌。如果仅靠悲欢离合的悬念和传奇来吸引观众，观众很快就会厌倦，只有抓住人的生存状态，对人的生存细节和对人物形象的描摹，在大历史背景下寻找小人物身上的温暖才能使观众产生共鸣。人物对命运始终进行痛苦的思考与抗争，生活的质感自然质朴，对那个荒凉年代的再现，是我理解的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同样，描写重庆故事的《雾都，雾都》，写的是重庆的一段历史，以抗战为主题，抓住一个女子的感情主线推进故事，透过情感表现当时特殊的时代里中国人民的英勇无畏与智慧。《金陵往事》也是城市系列的一个故事，聚焦的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一个13岁女孩林语慧因遭家庭变故跟着养母来到南京，终日跟着养父在秦淮河畔沿河卖唱寻觅生计，过着忍辱负重的生活，在日寇的铁蹄踏遍南京的时候，她用孱弱的肩膀挑起了救助难民、保护父亲旧友的重任的故事。

　　李：当您应邀去写青岛的时候，您怎样去辨识青岛这个城市，怎样区别于其他您写过的城市？

　　赵：我在青岛一个多星期的采访中广泛接触了青岛的各方人士，有老居民、文化工作者、历史工作者、青岛本土文化爱好者和研究者。我和他们座谈，用心观察他们的言谈举止，我问自己，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青岛人？什么是独属于青岛的味道？临走时我又带了很多关于青岛的图书，希望在字里行间努力寻找出只属于青岛的气息。青岛这个城市自1891年清代建制时就诞生了，到1898年清政府和德国签署胶澳条约后，青岛完全由德国人管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由日本占领，抗战胜利后日本人被彻底赶出青岛，前面近50年的历史中，青岛基本上是被外国人占领。这段历史也使青岛这座城市有了不同于山东乃至中国其他城市的不寻常的气息，青岛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与世界的联系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能否真实再现青岛开埠时期的社会风貌，能否描述好第一代青岛移民的创业之路，是反映青岛的历史风情、挖掘青岛的文化内涵、展现青岛的城市文化底蕴和青岛人的拼搏精神的关键。

　　我最初的创作灵感来自于青岛的劈柴院。那个地方离剧中所写的俾斯麦大街不远，当年是青岛的下层人做生意、聊天、游乐的聚集地。今天的劈柴院早已看不出当年的痕迹。但我们采访中听到姜傻子原型的儿子讲那段故事，脑子里就有了追想当年盛况的画面：最底层的市民在这里变戏法、杂耍、唱戏、聊天、交友、过日子，隔壁传来各种新闻，中国人边议论和观察着外面的世界，又在怯生生地模仿和学习，同时还顽强地保持着自己古老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最早的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青岛的味道就在这种交互中。这时候三个一起成长的兄弟天佑、满仓、德发就跳出来了。所以黄渤饰演的满仓有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别人坐着，他站着；别人站着，他走着；别人走着，他跑着。最终，他得到了最多的亲情和爱。许多观众看完这部剧后说本剧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一部剧，能让观众看后觉得受到了启发，觉得有人生的教益，我想，这大概也算成功了吧。《青岛往事》也成为央视重播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

　　李：讲述包头故事的《安居》，创作起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棚户区改造，是个难啃的硬骨头吧？

　　赵：在写《安居》之前，我写过沈阳的《铁西区》，一个老工业区改造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和包头的棚户区改造有相似之处。在接受这个任务之前我是很犹豫的，也没有马上答应一定创作。但到了那里，北梁棚户区的场景，老人呆滞的眼神，脏乱差的巷子里几只孤独的狗在晃荡，与城市另一端日新月异、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有着强烈的反差。这个城市的味道是传统和现代、新与旧、忧居与宜居的混搭。我在接触到基层公务员之后找到了一种创作的冲动，采访中，我被全市两千多名干部上北梁百日攻坚所打动，他们是棚改工作能够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他们带着对老百姓的深厚感情，认真了解和吸纳居民意愿，耐心细致地做好答疑解惑的工作。然而，困难还是不期而遇。由于北梁改造多年所积蓄的矛盾，很多群众对干部抵触、不信任、不支持，有的干部被老百姓打，有的老百姓放狗咬人，棚改干部们却迎难而上，用更多的热情、耐心、诚心去感化拆迁住户。百日攻坚，难！但干部们掏空心思想办法，融化了居民心里的疙瘩，有的倾心相谈，让他们最终放弃了不合理的要求；有的以亲人相待，帮居民搬家忙里忙外。动迁不仅关注弱势群体，那些承载着北梁回忆和精神的有故事的建筑，也深深地铭记在棚改动迁的工作中。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故事都来自于北梁棚改中的真实事件。人物冲突带来故事情节的推进，城市的味道是在城市生活的枝枝蔓蔓中渗透出来的。

　　碰撞类型：创作需要与时俱进的审美共振

　　李：最近的一个传播效果非常好的网络剧《冷案》，因为临时决定在腾讯视频排播，也没有提前宣传，但没想到第一周就上了热搜，也收获了播出八天点击率就过了两亿的可喜成绩，让我们看到了您对类型剧的新追求。

　　赵：《冷案》也是一个尝试，大概在几年前，央视曾邀请我创作美国华裔神探李昌钰，后来虽因种种原因该剧没做成，但由此引起了我对嫌疑侦破这个领域的浓厚兴趣。几年来，我不断阅读这方面的有关书籍，留意报纸上电视上的有关报道，一度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再加上近年来此类型美剧、日剧、英剧的火热，更激起了我的创作欲望，英剧《布莱切利小组》是最近给了我启发的一部作品。我想，眼下创作一部反映用科学破案、用证据说话的网络剧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也是警匪片中的一个新的品种，也比较适合网络受众的需求。悬疑侦破剧以悬疑、凶杀、暴力、侦破、动作为其主要的商业元素，是国外和好莱坞的一种重要的类型片，也一直是我们努力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在对国外此类影片进行了认真地学习和分析后，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像好莱坞一样把创作重点放在如侦破过程、警匪角逐、枪战、追车等商业元素上，很可能由于缺乏创作经验、资金限制等方面的因素，在竭尽全力制作后，得到的却是东施效颦之作。

　　出于各种考虑，我们创作之初打算采取类似“老鹰抓小鸡”的创作模式。因为我们以表现人性在人生困境中的挣扎为主，所以我们不故弄玄虚。大部分案件，我们在开头就交待出案犯是谁，然后一步步表现警察的追踪、案犯的挣扎，直至破案。在《冷案》里，罪犯就是早早告诉大家的，为什么走到这条路上才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的内容。在我看来，东野圭吾不是偶像，松本清张和宫部美雪才是。在这部剧里，我们选取的四个案件中的罪犯都不是职业罪犯，而是一个个像你我一样有着种种欲望和人性弱点的普通人。在我们的理念中，有罪与非罪，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我们选取的案件，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生困境，在这种困境中，人性的弱点在一定条件下被放大，一步步演化为犯罪。我们希望，这些罪犯因其普通以及与我们接近而成为“熟悉的陌生人”，使观众在看他们的时候认出自己。也就是说，在同样的条件下，他们做过的事情，我们也可能会做。我们期望以此与现实贴近，与观众贴近，引起观众的共鸣。

　　李：对类型剧的写作方式的探索也体现了您对观众和市场的尊重。您曾说过，观众的换代带来了创作方法的改变，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赵：是的，现在已经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编故事的时代了，这是互联网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一是打破了农耕文明对个人的束缚,使人从过去以家族为单位到现在以个人为单位生存于世,过去社会的组织在许多时候是以家族或者单位为单位来分工协作的,而现在却是以个人为单位来分工协作了。家庭关系不再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社会关系才是。二是人的视野无限扩展,活动半径无限扩大。人独立于世,面对的风险和困境无限大。一个人以自己的意志对事物做出选择和判断,同时自己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三是每个人都是自媒体,每个人都掌握了话语权。四是神圣之物不再存在,一旦进入市场,一切都以质论价。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可能成为被嘲笑的对象。这个大时代,就构成了今天的影视业的从业环境。这个环境,是和上面的大时代的变化息息相关的。这个时代对每一个影视从业者都提出了强烈的挑战, 那就是影视从业者以何种姿态和这个时代相处。我本人抱着热烈欢迎的姿态。这种姿态一直伴随着我的编剧职业生涯：一直在观察，一直在现场，一直在书写。

　　李：如果把您的作品目录列出来,真是长长的一个单子！这些剧目的累积，唯有热爱生活、唯有坚守创作才能收获吧。

　　赵：我想是因为自己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行业。不创作就像生病了一样。我没有节假日，也没什么社交，一天不写勉强可以，两天不写我就要怀疑人生了。我每年的工作时间几乎是满负荷的365天，多年来就过年的时候停停笔，大年初二就又开始写作了。今年还开玩笑地在除夕、正月初一、初二都在微信上打卡写剧本，春节假期一天都没有休息。写作对我来说就是生命的需要。如果说我后来能有一点成就的话，可能都是源于我对这个行业疯狂的热爱。疯狂到什么程度呢？我写《沂蒙》的时候，最短的纪录是用17天时间写了20集剧本，靠六个包子过了三天。当剧本一气呵成，才感觉腰疼得几乎站不起来了。你让我出门或是专门拿出半个小时来给自己做顿饭，我觉得这是浪费。

电视剧《沂蒙》海报（李九红供图）

　　李：每每您有新作问世，我经常听到的是好奇的追问，赵冬苓数年中能一直保持那么高的创作数量和水准，她的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东西？

　　赵：对此，我还是只能老实地回答：写剧本对我就像农民种地，勤勉地匍匐在大地上，辛苦地劳动，期待着来年的好收成。就像你开头问的问题，如果说有什么秘诀，也就是更加专心致至、更加勤奋而已。现在的从业环境对编剧要求很高，是市场作品，还是个人作品，需要编剧自己做选择。一方面，要面对制片方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更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编剧的个人品牌是作品铸就的。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如果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作品不被市场认可是很痛苦的。现在中央号召文艺工作者到生活中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人民为中心。我个人创作得来的感受是，真心走进你的人物，仅仅到生活中去是不够的，也不一定就会有所收获，这和你是否真诚，是否用心有很大的关系。你如果希望自己在编剧事业上真正有所作为，就一定要有一种和自己死磕的精神，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工匠精神。我对自己的定位不单单是一个影视娱乐界的人，我还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有责任写清洁向善的文字。我也是一个生活得比较单纯的人，生活中似乎没有别的事情好做，只有写作这一件事。生活中有许多的诱惑，但对我来说，最大的、始终的诱惑只有一个，那就是在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把自己的新发现新感悟记录下来，传达给读者和观众。对我来说，发现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了巨大幸福感的过程，而每一次新的体验新的发现，都是对自己生命疆界的新的拓展。

　　作者：李九红 单位：山东影视传媒集团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10期(总第49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 袁正领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杨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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