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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红军在经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历尽艰难险阻后踏上贵州遵义的土地时，人数已经由长征开始之初的8万余人锐减至不足4万人。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史称遵义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而这次在危机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会议，却没有在历史上留下照片，中国美协连环画艺术委员会名誉主任、画家沈尧伊创作《遵义会议》的动机正是如此：“历史照片资料的空白是无法弥补的，但好的历史画能达到比照片更可信更真实的水平。这很难，不过值得试试，为什么不呢？”

　　油画《遵义会议》脱胎于沈尧伊1988年至1993年创作的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这套连环画共有926幅，有关遵义会议情节的26幅。其中，需要画一幅形象相对完整的全体与会者20人在会场的画面。长征留下的照片资料稀缺，共产党人为什么没有在遵义留下照片？沈尧伊思来想去，只能得到一个结论：当时形势过于严峻，谁还会想到拍照片呢？他犹记几十年前第一次去遵义时，对会场旧址的解说词的一段话深为震动：“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这是流了多少鲜血，付出何等大的代价才得到的啊！”沈尧伊在创作后记中写道，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忘记历史，就会得到惩罚。为了新长征路上的胜利前进，我们应当告诉后人真实的历史，尤其像遵义会议这样充满了深刻的思想意义的历史。因此，创作《遵义会议》也是沈尧伊的一个夙愿——一种对重大历史事件的透明度的追求。

沈尧伊《遵义会议》（油画）

　　连环画的基调来自于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中的描写：“那些椅子，警卫员本来摆得很整齐，这些过惯战争生活和游击生活的人，却把它拉开来，坐得松松散散，好像过于拘谨正规，已经不再适合他们的性格。”他将情节定在开会场景之前，并确定了“肖像群”这一创作核心：不是“排排坐”“排排站”，而是有情节限定，又非情节化；有环境容纳，又非场面化。“开会”给予了画面身临其境和自然的条件，而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大部分人对中国20世纪的社会进程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表现“开会的人”是根本的任务。围绕“肖像群”创作核心，他在原稿基础上淡化情节，在人物关系上兼顾画面中人物位置的合理性与主次关系，以及人物间的对比、衬托，“比如毛泽东与周恩来，这是画面的中心，我把所有的强烈对比关系都集中于此：动态上一坐一站，色彩上一白一黑，神情上一个深邃一个坦荡，造型上一个开放一个严谨。在这种对比关系中，两个伟人的个性得到了强化。”沈尧伊说。

　　在连环画转为油画创作过程中，为了尽可能贴近当年真实的场景，沈尧伊从多方面入手参考材料、征求意见。作为一位坚定的红色革命题材主旋律画家，曾有人问他：“你太熟悉他们了，背着都能画了吧？”对此沈尧伊的态度是：“越是熟悉，就越不能背着画。”为了不使笔下的人物形象程式化，他“老老实实钻到历史中去”，不断挖掘对象的精神气质，再以动作、表情、服装、道具等表现在纸上。定稿过程中，沈尧伊始终抱着一股“较真儿”的精神，得到了不少老红军与专家的帮助，王朝闻老先生曾就草图写了3页纸意见。沈尧伊又画出各种图，拿去询问亲历长征的老人，因为对亲身经历的认识和概括才是最客观且有价值的，得到他们的认同才算“考试”通过。对于画面细节的还原程度，他甚至考据到一盒烟：“油画《遵义会议》中毛泽东的动作是从烟盒中拿一支烟，这是个引而待发的动作。烟盒的形象，这个在连环画中可以忽视的细节，在油画中就要较真儿了。几经周折，我才查明红军在遵义缴获了贵州军阀王家烈新买的数箱上海南洋公司出的‘白金龙’香烟，又经友人帮助，找到了20世纪30年代‘白金龙’烟的样品。我才发现其形甚有特点：硬纸盒，可抽拉，锡箔，十支装。查究烟盒的细节，是油画《遵义会议》在艺术追求方面的缩影。”

　　细节尚如此，作为画面主体，20个人物的动作更含糊不得。沈尧伊基本上都找到历史照片的依据，但没有一个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在参照大量史料、回忆录、采访和读解历史照片后找到的符合人物性格的习惯动作。画面中，从左到右依次为李富春、王稼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凯丰、朱德、陈云、彭德怀、聂荣臻、刘少奇、邓小平、李卓然、林彪、杨尚昆、刘伯承、伍修权、李德、邓发。他们正以不同姿态，围绕着画面中一张圆桌或坐或站，出现在灯光明亮的会议室里。

　　根据史实，毛泽东当时已经被排除出党中央领导核心，却通过反复的细致沟通与对形势的准确分析，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与王稼祥的支持。作者打破常规视角，创造多角度表现。画中的毛泽东虽然没有位于人物群像正中，却表情坦荡磊落，仿佛对即将发生的结果成竹在胸。周恩来身着深色军装，腰背挺直地站在毛泽东身边，目光深邃而坚毅。王稼祥不顾身体伤痛，坐在一张躺椅上，身体向毛泽东与张闻天的方向前倾，投去的目光流露出对局面的关注。而在圆桌正中，博古神情凝重，一筹莫展，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犯下教条主义错误的他，即使在会议中，也在读手里一沓厚厚的文件。处于画面右侧角落的李德远坐在门口，将头扭向一边，似是在生气与不满。敞开的窗户昭示着会议在深夜召开，也寓意着此时此刻是革命的深夜。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为人们所熟知。会上，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将失败原因归结为敌人过于强大等客观因素，不承认主观错误。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战略、战术错误，主动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重大失误。接着，毛泽东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等。会后，由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发言内容，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会议上是何等激烈的讨论场景，如今已不得见，沈尧伊在创作油画《遵义会议》时，刻意将谈话、动作等情节性内容淡化，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更多是党和红军领导人在危难中所表现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对胜利坚定的决心。油画内容虽然发生在会议开始之前，却已经将结果一一展现给观众。沈尧伊将版画技法融入油画之中，具有硬度的版画线与体积结构、明暗的结合，勾勒出一场即将发生的思想交锋，同时又在色阶上压缩色彩区域，运用有变化的暖灰色调，使得共产党人在平淡、真实、朴素的场景中焕发出另一层光彩。

　　“《遵义会议》这件作品是革命美术题材美术创作经典中的经典，这幅画看似是一个会场，实际上通过对空间的营造、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安排，很好地表达了遵义会议中最深刻的一个场景。”《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尚辉说。姜维朴则在文章《喜见沈尧伊油画新作〈遵义会议〉》中评论道：以美术形式来表现会议场景是一大难题，独幅画较之连环画更难，而表现遵义会议这样政治性强、历史意义重大的会议，其难度可想而知。也许正由于这些原因，在我国长期以来的美术作品中，虽然陆续出现了不少歌颂革命历史的传世之作，但表现遵义会议的独幅作品，还很少见。沈尧伊这幅油画的问世，可以说以其艺术上的成绩填补了中国革命历史画的一项空白。而对于夙愿得以实现的沈尧伊而言，长征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永远起着重大推动作用的伟大历史事件，它在中国永远以新的形式继续着，长征是永恒的。“历史画不仅表现历史，也表现了作者与社会的关系和现实社会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好的历史画也是当代史的折射。”沈尧伊说。

　　历史档案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中共中央为准备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曾在1934年夏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经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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