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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文学叙写武汉抗疫经历的独特方式(刘醒龙 王雪瑛)

2021-08-27 阅读: 来源:《文汇报》 作者:刘醒龙 王雪瑛 收藏

探索中国文学叙写武汉抗疫经历的独特方式

——对话刘醒龙的长篇散文《如果来日方长》

  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刘醒龙的创作历程中长篇纪实散文《如果来日方长》是一部具有特别意义的文本。写作主体与写作对象都具有特殊性,作家以“在场”的方式,从一个普通武汉人的视点,以温润而坚韧的笔触,记录着一家三代六口在2020年中度过的抗疫日子,叙写着亲人、邻里、同事、友人、医生与疫情决战的具体细节,再延展到武汉人共同抗疫的“拼命”精神。他的写作既是“个人”的“在场”体验,同时又通往广阔的社会众生,抗疫时期的武汉生活,他以个人经验与公共现实的深度联系,将个体写作实践与时代演进构成真实的对应,为当代文学探索着叙写武汉抗疫历程的独特方式。

  通过评论家与作家的对话,回溯作家的创作心路,让读者更贴近地了解武汉人民的抗疫经历,更真切地理解武汉为什么是“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为什么是“英雄的人民”。

  疫情是很特殊的镜子,映照出人间百态

  王雪瑛:“今年的水仙花不开……母亲的梦惊窗扉,父亲的酒才半杯。如果你、如果我来日方长,人人是奇迹,个个天使飞。”翻开这部长篇纪实散文,迎面而来的是这段“歌词”,这是一种自我抒怀,一种贴心诉说,也是一种柔韧温情中的坚强,一种正视困境后的祝福,这样的语言和情感成为我打开这本书的引导,请说说在什么情况下,你为战“疫”歌曲《如果来日方长》写出歌词?并以此作为书名。

  刘醒龙:武汉封城第十四天,朋友来电问过“你还好吧”后,迅速切入正题,说是《为了谁》的原创班底,想推出如《为了谁》那样表现武汉战“疫”的歌曲,觉得歌词创作非我莫属,自己在电话里不敢承诺,放下电话后,想到湖北武汉,人人都在拼命才算完全答应。这16句话,前后用了20多天改来改去,只要写到拼命两字,不是泪流满面,就是哽咽不已。

  2019年家里的水仙花开得极好,更兼香气袭人。2020年家里同样位置养着的水仙花,不仅花没开,连叶子都不青翠。“今年水仙花不开”是我在那段艰难日子里最早写下的句子,也让自己有了依靠天赋能量,拼一场命的底气。歌词中的“父亲的酒才半杯”,是有感于一位朋友的经历。他的女儿是医生,要上一线了,他拿着酒杯给女儿壮行,只喝了一口就再也喝不下去,背过身去,落下的眼泪,比喝下去的酒还要多。疫情之下,花且有灵,何况是人。朋友一家后来全都安好。协和医院的一位医生,将这首歌与战“疫”期间亲手拍下的图像做了短片,用于自己医疗团队的一个活动。她在微信里说,同事们都觉得这歌真好听。

  王雪瑛:有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她把自己的写作比喻成:放大地图的尺寸,既要忠实于‘原图’,更要有所取舍。为了凸显与主题关联度最高、长时段看最重要的史实……”作为亲历武汉战“疫”的作家,你不需要从浩如烟海的研究资料中梳理与挖掘,那么你在纪实写作中,需要考虑的是什么?你如何从所见所闻和真实经历中取舍你写作的材料?

  刘醒龙:要遵循诚实的原则。我确实没有“浩如烟海”的资料需要处理。前后七十六天,我对家庭中与往昔不同的生活细节,自然而然地格外珍惜。平常时候,我不会注意到九岁孩子的读书声。封城时环境格外寂静,直到学校上网课,听孩子独自端坐在那里读书,才发现稚嫩的读书声是如此动人。用不着多想,下意识地就写了下来。无论是何种写作,我都会坚持宁肯吸引不到别人的眼球,也不会听信那些海量传闻枉负自己的一双眼睛。

  王雪瑛:你是一个擅长虚构的小说家,这次直面武汉封城的重大疫情,直面自己特别的人生经验,这部纪实作品的写作体验与你以往的小说创作一定不同吧,从动笔写作到完成书稿用了多长时间?在这部散文创作中,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刘醒龙:武汉“封城”后,我零散写了点文字,有访谈,有随笔,还有这首歌词,被谱成曲后,反响还不错。随后自己将断断续续写下的文字,重新构思写成一部20万字的长篇散文。从老母亲在疫情高峰时患重病起,到二叔因为疫情次生灾害病故,我尽可能从细微处入手,表现“封城”之下一个武汉家庭,男女老少,力所能及,所思所想的生活情愫,以细流通江海的襟怀。

  疫情是一面很特殊的镜子,照出来的人间百态,没有一样是特殊的。前后近一年时间,我写这部《如果来日方长》,最重要的体会就是这两个字:陪伴!科学上的难题一般人解决不了,心理与精神上的伤痛,总是最简单的办法最有效:陪伴!

  刻骨铭心的记忆承载着与武汉的生死相依

  王雪瑛:“一个人要何等坚忍,才能使自己面对玉石俱焚的现实而幸免于身心俱碎?”武汉协和医院眼科护士长谭璇读到这句话时,她说特别感动。“怕,成了生活的一种形态,但是怕不等于屈服,怕也不等于投降。”我读到这句话时,心有感慨,联想到了曼德拉的名言:勇敢并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坚持去做,战胜了恐惧……敢于面对现实的真相,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在写作中特别重要吧?

  刘醒龙:2020年元月中旬,为了治疗眼疾,连续多天,我没戴口罩,泡在医院,多少次与新冠病毒擦肩而过。事后得知,从头到脚直淌虚汗。也因为眼疾,封城之后,无法去医院医治,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也暗自庆幸,这些年自己还是修了一些功德。开始“封城”时,专心请求外地的作家朋友点对点支持几位白衣天使,还帮助一个素不相识的四口之家脱离险境。

  武汉战“疫”中人们承受着日常生活中不同的困难,同时又守望相助,隔离不隔爱地缓解忧虑。一千一百万颗眼泪分散开来,都还是眼泪,而将一千一百万颗眼泪汇聚到一起后,就不只是眼泪了。无论你是什么角色,处在何种位置,每一个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同从未见过的病毒、从未有过的疫情抗争。

  从“封城”的那一刻起,全国人民就齐心协力,倾尽家底,给予支援。除夕夜,我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大国重器“运20”,满载医护人员还有救护物资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那种震撼感不是军迷很难完全体会。

  王雪瑛:2020年4月8日零时,武汉江汉关的钟声,随着网络响彻祖国的大江南北,我们取得了武汉保卫战的胜利,这个历史瞬间留在了中国人的记忆中。你以质朴的笔墨记录了那一夜的欣喜和兴奋,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承载着你与武汉的生死相依,这是一家人与一座城,也是千家万户与武汉的深情守望。

  刘醒龙:零点一到,家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大家一点睡意也没有。零点30分时,才突然起了去江汉关看看的念头。我们到江汉关时,已是零点50分,临江的街道旁有不少年轻人,在那里一次次腾空跳起来……对于我们,两江四岸的武汉三镇,过去是生活与存在,现在是生死之交。

  2020年春天的武汉战“疫”,一千多万武汉人,留守家中,用生命的每一个细胞进行拼搏!武汉之美,美就美在天下之惨压在头上,天下之悲堆在身上,天下之险堵在门口,还能用对一碗热干面的追求,陈述这座城市的坚强。人人都还是那么热爱生活、善于生活,压力再大也不会丧失对生活乐趣的追求和享受。

  王雪瑛:一年多过去了,2021年的全球疫情依然不容乐观,这些人生中的重大情结会影响你今后的创作吧,你自己对这部长篇散文的写作如何评价?你目前在准备写作“青铜三部曲”之二?

  刘醒龙:2020年的中国大地上,哪一个不是在与武汉、与湖北、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分享这艰难!越是遇上不同寻常的时刻,越是不能因情志不遂,乱发肝火,乱用蛮力,太粗鲁了就不是文学。庚子去,辛丑来,春秋已经轮替,世界还在疫海沉浮。风景这边独好,更要晓得记录这个世界的种种罪恶不是文学的使命,文学的使命是描写罪恶发生之时,人所展现的良心、良知、大善和大爱;文学的任务是表现荣光来临之前,人所经历的疼痛、呻吟与挣扎。疫情过后,我最想做的事当然是先治好眼疾,目前,做了两次手术,扎了几十回针灸,服了两百多副中药,虽然眼科专家表示,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治愈概率,但我不允许自己不乐观。对,一直想动手的“青铜三部曲”之二正等着我去写。

  战“疫”拼的是人间烟火,守的是市井街巷

  王雪瑛:这是通往人类的,也是面对自我的,这是武汉的经历,这也是个人的记忆,读着《如果来日方长》,我的心里流动着这样的思绪,这是一部容量特别丰厚的文本,以“个人经验”为起点,行文视点快速切换形成多层面多线索的展开,进入武汉抗疫生活,书写真实的人生经历和历史事件,从真实的个体,真实的细节,展现出武汉抗疫艰辛过程中勇敢前行的人,你以“武汉战‘疫’拼的是人间烟火,守的是市井街巷”的动人书写,探索着中国文学叙写抗疫经历的独特方式。

  刘醒龙:在这部长篇散文中,我写了几位在火线上“自我提拔”以卑微的身份担起巨大职责的医护朋友,但我依然觉得,这不过是身陷火线的我们,用相对一手的文学元素,给未来的文学天才作些预备。所以,我尽可能完整地写出一个人或者一件事。

  一个人只要为着掐断疫情使劲,一个人只要保持健康无恙,就是战“疫”的强大战斗力!一千万人都喊武汉加油,其实是在为自己加油。一千万人都宠爱热干面,其实是在集万千宠爱于自己一身。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我深深信任这些全力做好每件事情的医护朋友和同行,就像伟大的作品从来不是用大话狠话来写的。做力所能及的小事,写才华能够处理好的小人物,才是行稳致远的唯一正途。如果总是忘不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就不可能有冻土上一株绿芽、戈壁中一杯淡水那样的写作。

  王雪瑛:经历过全民抗疫的历史过程,你认为,作家、写作者有着怎样的责任呢?如何理解写作对于人生的意义?在这次“亲历”之后,你对写作意义的思考有什么不同吗?

  刘醒龙:人世与人生,其实一直都在变化之中,只不过疫情将这种变化放大了,让人人都能清楚看出过去与现在的不同。我曾说过,文学不是直接站在潮头上弄潮,而是从潮头上退后半个身位,不与即时报道的新闻争宠,用更加深入的观察,更有体系的体验,重建这股大潮的艺术形象。文学做不到朗月,也做不到骄阳时,能做到星光满天也好。

  武汉战“疫”,国家在,政府在,人民在,文学也在,文学中的自己也在。经此一疫,世人更应当明白,文学不是以作家身份进行创作,必须是以人的身份进行再造。文学不是作家手中的专用工具,必须是人的灵魂呈现。

  王雪瑛:杨绛先生把读书比作“到世界上最杰出的人家里去串门”。读书是以潜在的对话,发现自我、丰富自我的过程。阅读,是你生活中的常态吧,请说说你的阅读心得,如何在阅读中有更多的收获?假如只带3本书去荒岛,你的选择是什么?

  刘醒龙:非常凑巧,六月中旬,我去了一趟南海,前前后后上了六七个岛屿,有的岛屿上有人,有的岛屿上没有人,我们还见证了那最美的全富岛上,刚刚生长出一棵草。在那些岛屿上,天底下的爱恨情仇,我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有想过在这样的岛屿上读三本书。在丰衣足食的环境里,读书是一件平常而神圣的事。在荒岛上,活下去是第一位的。如果有三本书,我希望它们都是用金箔做成的,我会将第一本与老天爷交换一瓶淡水,用第二本与海龙王交换一份食物,用第三本与百花仙子交换一片绿叶,遮挡荒岛上空只需一个小时就能将皮肤晒出毛病来的阳光。如果还能活着离开荒岛,那时,我就不是读哪三本书,而是一定要写三本书。这次去南海,一不缺淡水,二不缺食物,第三,从头到尾有一艘五百吨的渔船作为保证,所以,我写不了三本书,只写了一本几万字的小册子。虽然是小册子,其中内涵是自己过去读过的一百本或者一千本书的总和。

 

  (对谈嘉宾:刘醒龙,湖北省文联主席、作家;王雪瑛,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文汇报》高级编辑、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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