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松的长篇小说《故乡》是一部书写乡土的作品，作者借助米村这个极其微小的地方，深刻展现了中国乡村30余年来的变迁。作品着笔于代、陈、张、段四家，涵盖了中国几乎所有样貌的乡村人物，有着近乎白描般的自然、真实、冷静、细微。小说将社会的巨大变革嵌入普通个体的日子中去，家长里短与时代裂变交相辉映，历史的大潮起起伏伏，人们的生活状态却亘古不变，不管面对怎样的社会变迁，有很多东西一直传承了下来。由于时间跨度大、人物众多、描写细致入微，《故乡》被批评家誉为“一部厚重的乡村编年史”，“中国乡土社会的‘清明上河图’”。

　　近年来，大部头的历史作品成为小说书写的热点，不少小说热衷于史诗书写，时间跨度动辄三四十年，甚至百余年，比如刘醒龙的《黄冈密卷》、关仁山的《大地长歌》、何顿的《幸福街》等，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成为常态。《故乡》亦是如此，林林总总，包罗万象，反映了一种生活的总体性。但是《故乡》有意识地避开了那种刻意的强塞，不猎奇，也不有意制造矛盾冲突，而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故乡》很好地将东北乡土风貌呈现出来，景物本身也是有灵魂的，是主人公之一。地域性是其鲜明的特征，比如语言的地域性在小说中就很明显，随处可见歇后语和方言；小说中偏方治病的书写，也是源于东北的地域性特征。但是，鲜明的地域性其实也反映了很多共通的东西，东北或者米村是整个乡土中国的缩影。作家将人物的命运不露声色地描绘于纸上，个中滋味读者在字里行间能体会得到，而非一种外在的强加。

　　小说细节的刻画十分到位，比如蒸狸猫的描写、关于肉的记忆、偷集体的稻子互骂的场景，都极为形象生动。人物塑造方面，出场人物众多，小说开篇关于人物的介绍有名有姓的就多达几十位，除了几大家族的主要人物，还有章宝福、邓大屁股、刘歪脖子、狗女、大麻子等。描写人物的笔墨有多寡，但是作者的感情倾注似乎没有差异，更切合作者书写芸芸众生的主题。人性刻画方面也极为冷静客观，每位个体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作者将人性的复杂与本真平铺在纸上，没有掩饰，也没有夸张，将其原貌呈现。

　　乡土书写免不了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和城市化的反思，作者对此也有涉及，但并没有过多的宏观大论，而是将小人物的生活如实反映出来。“他们在那一小块土地上生存，繁衍，死亡，走出去，又回来，一代一代，就那么活着”，生生不息，绵延不绝。随着文字的流淌，人物、景物就这么跟随着时间前行，没有铺垫，没有高潮，也没有消退。有意思的是，小说的首尾有一种对比和呼应，这种呼应也暗示了乡村的走向。到最后，老一辈的人几乎都已不在人世，在老人的眼中，无论是地里的庄稼还是社会的风俗，都大不如前了，似乎有一种批判或惋惜的意味。但小说最独特的价值不是现代性之类的反思，不是对历史的深描，而是对生命坚韧的讴歌，对人本身的讴歌，回归到“文学就是人学”这一原点。就连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也只是一种很自然的平和心，比如“瞎宋”宋卫东是历史的遗留物，但是他并没有对自己的命运心生厌恶，泰然面对大家的各种玩笑，而人们也没有对这样一个外来人产生真正的嫌弃。

　　历史的进程带来的社会变迁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小说多次写到“变”的主题，很多时候可以说是剧变，比如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城市化浪潮等，但是人们面对变化始终是一种泰然处之的心态。说乐观、豁达、坚韧也好，无动于衷也罢，以不变应万变是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普遍心态。

　　在《故乡》中，既有历史的经验，也有感情的召唤，作者写出了史性和诗性，更写出了日常性和世俗性，写出了生活的本来面目。余松穿行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用文字记录下历史的一帧帧原始画面，既有温馨的一面，也有极为残酷的一面。温馨和残酷，都是生活本身的色彩。

　　文学作品中关于东北的书写一向以生命的呐喊与坚韧为主旨，无论是萧红的《生死场》，还是迟子建的《伪满洲国》《白雪乌鸦》，都写出了东北这块土地上芸芸众生面对灾难的坚韧、面对死亡的强大生命力，展现出一种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而《故乡》是近期乡土书写的良篇佳作，既有对乡土的审视，也有非想象的和解，作者并没有简单地为逝去的乡村唱挽歌，而是超越了一般的苦难和批判书写，用文学长镜头将故乡的面貌真实呈现出来。时间是流动的，也是静止的，生命的呐喊在文字间流淌，这是属于东北的“活着”，也是属于整个中国的。

　　（作者：刘小波，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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