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近百年以来的军旅散文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看到，军旅散文作为军旅文学的一个重要支脉，虽然并不总能领新标异，但确实能在不同时期对时代风云有所回应，对战争历史有反思，对生命经验有感悟，对军营生活有描绘，而且不断形成和丰富着作家们的自我创作个性，同时也丰厚着军旅散文的艺术底蕴，尤其是以军人的独特风骨和军营文化的独特内涵，为散文这种轻盈的文体提供了硬朗的骨骼和灵魂的重量，同时更加确立了军人精神境界的神圣价值，最终形成了军旅文苑中姹紫嫣红的明媚风光和万千气象。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也是一个散文的国度，从先秦诸子、《尚书》《战国策》到汉赋，到唐宋八大家，其中军旅（或战争）篇什也是洋洋大观，连篇累牍。具体一点说，从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到诸葛亮的《出师表》，从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到苏轼的《赤壁赋》等等，名篇佳构亦不胜枚举。但自明清以降，文风随世风迁移，怡性娱情的小品文逞一时之盛，那种取材于战争的气势磅礴的黄钟大吕之音反倒日渐稀少，沉雄阔大的散文一脉式微若游丝。新文学运动的前20年，散文成绩斐然，大家杰作迭出——有儒雅闲适的周作人式的小品，也有妙趣横生的林语堂式的议论；有丝丝入扣的胡适式的说理，也有投枪匕首般的鲁迅式的杂文；有意境俱佳的朱自清式的美文，也有言近旨远的许地山式的寓言；有郁达夫、徐志摩宣泄无遗的抒情，也有夏丏尊、丰子恺精简传神的记述。

　　比起上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散文大观，“军旅散文”的发展则相对滞后。直到建军初期，它才作为对时代的一种文学响应而乘势发展。代表人物如朱德、茅盾、老舍等人，对时代的痛楚作出直接回应，他们或愤怒于敌军的残暴，或痛惜亲人、友人因时局混乱而惨遭不幸，以笔为枪讨伐世道之不公、屠戮者之不仁。此时战争形势严峻、人民苦难深重，军旅散文艺术也在反思、扬弃中逐渐寻求艺术突破路径。

　　以毛泽东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文为标志，新中国成立，也昭示出军旅散文由此进入当代文学的视野和范畴。受时代环境限制，军旅散文在纪实和抒情两条路上都显得力不从心，传诵一时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是当时环境下军旅散文的典范之作，也被视为当代军旅散文的发轫之作。虽然这两篇散文常被看作是战地通讯，被纳入新闻的范畴，这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完全符合通讯的要求，具有完备的新闻要素。但是将其视为当代军旅散文的发轫之作也毫不勉强，因为这二者之间本来就不存在严格的楚河汉界。更何况，魏巍是一位有深厚文学修养的成熟作家，他在“通讯”中自然而然地使用了更多的艺术笔法，倾注了更浓厚的个人情感。事件的真实性使它像通讯，而表述的文学性又使它成了散文。这是一个“混血儿”，杂交的优势是魏巍散文脍炙人口、风靡一时的重要因素，同时成功地开启了前十七年纪实类军旅散文的先河。在这条河道上奔涌前进的还有刘白羽的中篇纪实散文《龙烟村纪事》《万炮震金门》以及《志愿军一日》《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大型回忆性丛书。以个人角度的散文笔法记录下战斗历程，从而写出散文佳作的作家还有巴金、丁玲、孙犁、吴伯箫、碧野、柯灵、杨朔、艾煊、黄秋耘、菌子、刘真、冯牧、方纪、白桦、叶楠、彭荆风、吴有恒等人。而巴金的《会见彭德怀司令员》、方纪的《挥手之间》、吴伯箫的《歌声里的回忆》则是其中艺术性较高、影响较大的上乘之作。这一路散文发展到新时期，因思想解放和题材开放，进一步强化了新闻性和纪实性，继而从散文家族中彻底独立出去，蔚成报告文学一大国，又别有一番洞天。

　　与纪实类散文并行发展的是抒情类散文，主要代表人物是刘白羽。他的名篇《日出》《长江三日》并不以真实具体地记录重大事件见长，而主要以抒情著称于世——借用“日出”和船行三峡的壮丽景观，来抒发一个战士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进程所作出的如高天流云般的俯察与观照和激流勇进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与必胜信念，显得胸襟阔大，格调高远，激情澎湃，文采华美，有一种交响乐的气势与辉煌。它成为一种抒发革命豪情与理想的范文，却又使人掩卷兴叹，难以模仿。刘白羽晚年著有长篇散文《心路的历程》，作者以散文家优美的文笔，通过坎坷的人生抒写，刻画了一个旧中国的崩溃，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刘白羽

　　杨朔的散文创作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前，主要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火热的战斗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则有不少反映抗美援朝伟大斗争的通讯特写，这些散文多为客观叙述的“实录”，报道性较强，但反响一般，真正引起文坛瞩目的是他的一批立足审美的“诗化”散文的出现，如《荔枝蜜》《雪浪花》等。

　　新时期之初，为军旅文学重振雄风的首先是小说，其次是报告文学与诗歌，散文（“艺术散文”）则在前者频频获奖赢得的阵阵喝彩声中湮没无闻。或者说，此一阶段的军旅散文和当代散文一样，正处在挣脱“十七年”传统窼臼，并向着更加良性的散文生态环境发展的过渡时期。

　　“文革”过后，曾以《第二次考试》享誉文坛的何为率先发声，于1977年发表散文《临江楼记》。此文以《采桑子·重阳》词意贯通全文，追溯毛主席当年在闽西的战斗足迹。

　　此后，较为活跃的军旅散文作家代表有王中才、杨闻宇等人，尤其是杨闻宇，以痴心不改的初衷持续在散文领域深耕细作。他在坚持散文创作的三十多年中先后出版了《灞桥烟柳》《绝景》《不肯过江东》等多部散文集，其间留下了艰难蜕变的履痕，也逐渐修炼出了一身“功夫型”的散文身手。他对中国传统散文的精研和对典籍的谙熟，使他常常能辑古钩沉，发历史之幽思，愈到晚近，愈有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之趋向。

杨闻宇

　　真正打破军旅散文沉寂局面的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尤其到了九十年代，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多音齐鸣的文化格局，都使得作家们的精神和心态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于此，散文热潮的高涨也就不可避免了。有一特点倒也与当代散文界相近似，从诗人、小说家队伍里杀出几员大将，才从根本上开出了军旅散文的新生面。他们是：周涛、莫言、朱苏进、朱增泉、李存葆。

　　周涛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个“大”字，它们气势沉雄，意蕴深远，笔力强健而汇成一股语言的雷鸣，夹带着西北的天风滚滚而来，使人如闻天籁，振聋发聩。这些大散文具有两个向度上的意义：从共时性看，它把周涛推上了当代散文革命的前沿；从历时性看，它和“十七年”时期的散文传统明显决裂，传送出了散文换代的先声。周涛创作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稀世之鸟》《游牧长城》《兀立荒原》等散文集使他鹤立于军旅散文界，并和余秋雨、张承志、贾平凹、张炜、韩少功等优秀作家一起排列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散文世界的最新风景线。

　　朱增泉和周涛的相似之处是都由诗而文，相异处在于：周涛是一个“半路出家”、33岁入伍的“半吊子军人”，他的军人精神和战士品格主要来自他的个性和边疆马背民族文化的熏染。而朱增泉则不然，他是一位真正行伍出身有四十年军龄的老军人，并且官至中将，是军阶最高的当代中国作家。因此，《秦皇驰道》的散文选材和思情走向有着更为鲜明和强烈的军旅定位。他关注一般的军营现实和戍边官兵，但他对古战场和历史名将投注了更多的目光。在抚今追昔之中，融入了他对民族文化传统、古代军事智慧和现实军队命运的交织思考，将尚武精神、载道传统和言志理路作出了巧妙的嫁接，展示了一位将军散文家特有的气度与风范。进入新世纪之后，他又以煌煌五卷本《战争史笔记》和四卷本散文与随笔“重拳出击”，为军旅散文史添写了重要篇章。

朱增泉

　　莫言将他小说中的奇诡和浪漫带入了散文创作，而且更突出了幽默和俏皮的一面。其风格一如他的散文集名：《会唱歌的墙》。与“感觉”成为了莫言小说的重要特点不同的是，幽默成为了莫言散文的主要特征。虽然明知他的想象和夸张的惯性在其中作祟，“添油加醋”、口吐莲花，但由于基本素材的真实性，仍然使人身临其境，和作者感同身受，获得了很强的现场感和参与感，并且常常因为作家出人意料的苦中作乐，或自嘲或调侃而忍俊不禁乃至捧腹大笑。而这笑又是带泪的笑，笑过之后，留下的是沉重的回忆。《吃的记忆》在悲惨的情境中充分展示人的豁达与乐观的天性和作家幽默与机智的天赋，或者反过来说，它以乐写悲，长歌当哭，是一种严峻的调侃、深刻的反讽。高人一筹的幽默品格使莫言散文不同凡响。

　　朱苏进的散文创作却和他的小说特点基本吻合，一是锐利的思想性，集中表达当代职业军人对战争、军人、死亡与和平的深度认识与终极追问，常常在形而上的层面升华为睿智的哲理，或者以理念的火炬照亮生活的发现；二是深思熟虑、出手谨慎，所作不多、作必精到。《天圆地方》和《独自散步》两本集子篇幅不大，却都有沉甸甸的分量。而万字长文《最优美的最危险》堪称其代表作，对作为战争组成部分的武器类别、性能的谙熟，对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枪炮的审美欣赏、酷爱与把玩，对作为以嗜血为目的的杀人工具的高度警戒、敏感与防范，都写到了极致，尤为精彩的是，在这种尖锐的悖论中表达了一种高超而优美的艺术的辩证法和辩证的艺术性。豪不夸张地说，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凡写武器的文章，尚无出其右者。

朱苏进

　　李存葆介入散文较晚，但起点很高。从小说之后，经由报告文学《大王魂》《沂蒙九章》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在散文界露出峥嵘头角。他的散文特点和他的小说、报告文学创作有同有异。同者皆为大题材、大气魄、大情感、大篇幅；异者则在于转向了文化关照，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紧密跟踪，转向了对未来人类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鲸荡》《大河遗梦》《祖槐》短则万余字，长则三万字，均是散文中的大制作。或从鲸群自杀下笔，或从黄河断流着眼，关注的是后工业社会中的环保问题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抓住的是现代文明进程中人们的普遍焦虑，表达了一种大忧患与大思考，比《高山下的花环》中所传达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与眼界更见阔大，比《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中所表露的政治反思与社会批判更见深邃。同时，李存葆又一反他的小说写作常态，粗中有精，在大处着眼，在细处着笔，开始注重讲究语言、从遣词造句到排比到对仗到节奏到韵律，无不精心斟酌推敲。虽然略有用力过甚、修饰过细之嫌，但自创其“新赋体”却在散文界别开生面。

　　与周涛、李存葆、莫言、朱苏进、朱增泉等人的阳刚大气之作形成呼应与互补的有两个方面军。一是来自女性王国的一批清新秀丽之作，以及由裘山山、毕淑敏、燕燕、庞天舒、项小米、卢晓勃、唐韵、刘烈娃、王秋燕、刘馨忆、文清丽等和前辈作家郭建英、杨星火等共同组成的军旅女散文家群。郭建英是一位从朝鲜战争中走出来的老一辈军旅散文家，出版过散文集《长城望不断》《关山集》《流星雨》等。她的散文多是以个人回忆形式写成，在许多宝贵的历史素材基础上，创作出大量人物小传体的散文作品，以饱满的热情表现着军人的人性美。她的散文一洗过去那种战争散文的窠臼，以历史和生命的视角来重新回忆和解读抗美援朝战地演出的日日夜夜。毕淑敏有过长期的藏区高原生活经历，她的散文从小处着眼，探讨生活的深层意味，文字风格质朴真诚，诉说的是对世界的惊奇，对生命刻骨铭心的感悟，对生活始终不变的热爱。

左：郭建英  右：毕淑敏

　　二是由诗人、小说家、资深编辑、报告文学作家组成的“混合军团”，如叶楠、彭荆风、凌行正、朱亚南、峭岩、喻晓、程步涛、韩静霆、王宗仁、苗长水、金辉、阎连科、杨景民、卢江林、汪守德、张为、吴国平、师永刚等人“搂草打兔子”式的散文写作，也收获了军旅散文的丰硕成果。由此，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军旅散文开始初具规模，有了基本阵容，有了代表人物，也有了重头产品，可谓军旅散文的辉煌时期，而由此也可以说，军旅散文的辉煌相较于其它文体来得更晚一些，是军旅文学中一朵“迟开的花朵”。

　　进入新世纪，在硝烟散尽、和平安定的年代，战争叙事不再是军旅散文的主角，军旅散文进一步在取材、风格上显示出多样性，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是边关叙事异军突起。新世纪军旅散文收获最丰的当属西部军旅散文。雪域高原和沙漠戈壁都赋予西部军人不同寻常的生活体验，以王宗仁、裘山山、杨献平、凌仕江为代表的行走边关的军旅作家，将自己的生命所感书写成独特的西部军旅散文，成为新世纪散文的一道亮丽风景。

　　裘山山的散文可谓成绩斐然，代表作有《一个人的远行》《亲历五月》《从往事门前走过》等，其中散文集《遥远的天堂》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书中记录的故事是如此富有人情味：站岗巡逻、克服寂寞是和平年代边防官兵对于军人职业的坚守，然而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却被作家挖掘出了深蕴其中的因生活差异而产生的张力与人性深度之美。

裘山山

　　同样，王宗仁的散文集《藏地兵书》摘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桂冠，书中记录了几代青藏官兵的生活与心灵。作家将自己在青藏线上当汽车兵的经历与当下对边防生活的所见所闻相结合，书写着青藏军人共同的坚守情怀，表现了微不足道的个体在严酷的生活中是如何坚忍与顽强。

　　唐韵主要的散文集是《我们的蜗居与飞鸟》，笔者曾在该书序言中对其评价，如今看来也恰如其分——这部散文集记录了唐韵三上高原、再访敦煌、重又朝拜西藏的曲折心路和学医多年的生命体验以及久居都市的情感历程。在蜗居与飞鸟之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务实与浪漫之间，关注人类生存的精神状态。

　　其次是杂家荟萃、精品迭出。新世纪以博杂面貌出现的跨领域散文创作不在少数，譬如小说家或杂志编辑朱秀海、周大新、刘亚洲、韩静霆、陈可非、朱寒汛等人，均出手不凡，表现不俗。朱秀海的散文可以说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小说创作，新世纪以来先后出版了《行色匆匆》《山在山的深处》等散文集。朱秀海的散文有明显的个人特色——独特的战争经历赋予了他对于战争的感悟细腻、深刻、独到。如《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武汉大雪》一文，以作者接到上前线任务后的心路历程为主线，写尽了生死一线间本能地回避死、而后又告别生的自我疏导过程。作家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每一个细微的感受、每一个下意识的行动都是如此真实，这是无此经历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复制的心理烙印，从而使得整篇文章极富人性深度与艺术张力。再如游记、读书笔记《三重印象下的俄罗斯》《天下无书，唯有闲书》诸篇，无不使人惊异于作家知识之渊博、学养之深厚、见识之不凡，以及对于不同文体的驾驭能力，跨界自如，游刃有余，来去带风。

　　周大新的散文集《呼唤爱意》在新世纪推出，其中收录了《大师的馈赠》《酒之外》《晚霞与朝霞一样绚丽》《人性立方体》等篇章。作家以数十年的人生感悟和思考，以朴素的语言和精炼的情节，揭开了世间生离死别的真相，被评论家称之为“灵魂写作”。

　　刘亚洲的“跨文体写作”在新世纪独树一帜，在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拓展了军旅散文的审美与思维空间。张心阳、李庚辰等人杂文式的散文写作直面社会问题，既有勇敢的呐喊，又有冷静的思考与坚定的守卫，从中足可见出作家的思想高度与情感烈度。

刘亚洲

　　其三是以当代视角回溯历史。军旅散文的纪实性特征与其取材、立意密切相关，许多军旅作家的散文并非为一人一事或点滴情绪而作，而是多为一组人物、一系列事件或是一种大情怀的再现，也因此他们想要完成的，往往是对某个历史时代的复现或提供身处现实的目击。新世纪的军旅历史散文代表作家徐光耀、郭建英、凌行正、王龙等人在作品中展现出的对人与时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对历史的总体把握和洞察，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是作家在新世纪伊始写作的历史回忆散文，回顾了自己自13岁参加革命直至“文革”结束的富于戏剧性的人生经历，翔实地记述了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反右运动”“文革”等政治运动中的亲历亲见。作品寓苦涩与沉重于轻松、幽默之中，以讲故事的形式写出了一个个人物、一串串事件，叙事生动，思考犀利，融入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度思考，让人们看到作家大胆还原历史、反思历史的勇气和坦荡的胸怀。

　　老作家凌行正见证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他以散文记录了几十年革命工作的见闻，新世纪以来出版有长篇散文“军旅青春三部曲”：《感念西藏》《铁血记忆》《初踏疆场》，不仅还原了历史真实，同时以过来人的眼光对今天和未来深深祈愿：珍爱生命，珍爱和平。

　　王龙的历史散文写作别具特色，他的作品结集为《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以世界为坐标，探寻“天朝”的国运浮沉与历史兴衰。作家激情洋溢，从史料中走出，以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与自觉对中西国运异同作出深刻辨析与反思，核心则在于热切呼唤国家的强盛，早日傲立于世界之林。

　　梳理近百年以来的军旅散文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看到，军旅散文作为军旅文学的一个重要支脉，虽然并不总能领新标异，但确实能在不同时期对时代风云有所回应，对战争历史有反思，对生命经验有感悟，对军营生活有描绘，而且不断形成和丰富着作家们的自我创作个性，同时也丰厚着军旅散文的艺术底蕴，尤其是以军人的独特风骨和军营文化的独特内涵，为散文这种轻盈的文体提供了硬朗的骨骼和灵魂的重量，同时更加确立了军人精神境界的神圣价值，最终形成了军旅文苑中姹紫嫣红的明媚风光和万千气象。

　　（作者：朱向前，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徐艺嘉，中国航天员中心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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