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孙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诞辰110周年。作为一位横跨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创作生命达六十余年，且在生前即被文坛公认为“文学大师”的重量级作家，孙犁及其作品不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滋养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作家和读者，同时也是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出版与海外传播的重要样本。

不同版本的《荷花淀》

“战地荷花”：从“冀中的吉尔波丁”到“一个有风格的作家”

小说《荷花淀》“震动延安文艺界”之前，孙犁首先是以文艺理论与新闻通讯在晋察冀边区崭露头角的。抗战初期，孙犁即投身革命事业，为配合敌后抗日宣传工作，他写下了大量的文艺理论文章，被当时《红星》杂志社主编路一誉为“冀中的吉尔波丁”（吉尔波丁系苏联著名文艺批评家）。1938年4月，论文《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由人民自卫军政治部油印发行，据冉淮舟《孙犁作品单行、结集、版本沿革年表》记载，这是目前发现的孙犁最早的作品单行本。1939年5月，孙犁调往晋察冀通讯社做通讯指导工作，在担任《通讯往来》《文艺通讯》等刊物编辑期间，创作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同年10月，这本新闻学著作由晋察冀通讯社铅印发行，边区抗敌报社总经销。侯军在《孙犁第一本专著的“传奇”》一文中指出：“此书一经问世，就受到了‘超常规待遇’——在晋察冀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竟得以铅印出版，足见这本‘应运而生’的专著在当时是多么受重视和青睐。”1941年9月，孙犁创作的儿童读物《鲁迅·鲁迅的故事》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列为“青年儿童文艺丛书”第一辑，全书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由鲁迅的小说缩编”“一部分是编配一些人对鲁迅的回忆，或编者个人对鲁迅的感触”（孙犁：《〈鲁迅·鲁迅的故事〉后记》）。沙可夫在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称其为“灌输鲁迅精神的补品”。1942年春，孙犁根据《冀中一日》（《冀中一日》是在冀中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借鉴高尔基主编《世界一日》、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的办刊经验，组织开展的一次大规模群众性写作运动）编辑心得撰写的《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由冀中文建会油印发行。1943年4月17日，该论著荣获边区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颁发的唯一一项年度奖。同年7月，华北书店将冀中原油印底本铅印发行，取名为《怎样写作》（上、下册），全书共分九个章节，并附录《本书学习研究题要》以及作者油印本后记。据说，当时冀中军区总司令吕正操无论带领部队转战何处，都会随身携带孙犁的这本文艺学著作。此后该书又多次更名出版，如1947年7月冀中新华书店印行的《文学入门》，1950年2月分别由中南新华书店出版的《写作入门》和上海文化工作出版社印行的《文艺学习》等，均系削删本的再版。直到1964年8月作家出版社编印《文艺学习》时，该书才得以重新恢复原貌，除《前记》《油印本后记》《校正后记》外，另附《新版题记》。《孙犁文集》《孙犁全集》所收录的文本亦基本沿用此版。

1944年6月，孙犁抵达延安鲁艺，随即迎来文学创作的“井喷期”，日益成为解放区独树一帜的知名作家。《荷花淀》《芦花荡》等一系列重要作品的相继发表，更是一举奠定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据丁玲回忆，毛泽东主席在看过《荷花淀》之后，曾在当期《解放日报》的边缘处留下“这是一个有风格的作家”的简短评语。时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的方纪亦在评论文章中写道：“读到《荷花淀》的原稿时，我差不多跳起来了，还记得当时在编辑部里的议论——大家都把它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足见孙犁作品在当时延安文艺界产生的震动效应。1946年11月，《荷花淀》单行本由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系“大众文库”之一种。据《孙犁年谱》的作者段华考证，这是现存《荷花淀》的最初版本。同年，《荷花淀》被收入北京书店印行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周扬在《编者的话》中明确指出，包括《荷花淀》在内的这些作品，是“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方向在创作上具体实践的成果”，不仅在内容上反映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新的生活与新的人物”，而且在形式上也呈现出“一种新的风格，民族的、大众的风格”。据贺桂梅考证，当时出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的周扬，准备赶往上海组织文艺界人士赴美访问。他带去的两件礼物中就有《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后因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访美计划遗憾未能成行。我们姑且将其视为孙犁作品走向海外前的一次“彩排”。

1947年4月，小说散文集《荷花淀》由香港海洋书屋印行，被编入周而复主编的《北方文丛》第二辑，内收六篇作品，即《荷花淀》《游击区生活一星期》《村落战》《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山地的春天》《麦收》。据周而复回忆，当时《北方文丛》一经出版，便在国民党统治区、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地区产生极大反响，印刷数量与日俱增，有力提升了工农兵文艺的向心力和影响力，成为海内外进步人士了解共产党文艺路线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窗口。而《荷花淀》也由此成为孙犁文学作品的“出海首秀”。新中国成立前夕及之后一段时间，《荷花淀》又多次被重印和再版，如“1949年8月，由三联书店刊行的《荷花淀》是香港海洋书屋版的重印本，首印3000册，除了封面和版权页稍有变动外，其他几无变化”；“1955年9月，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以‘文学初步读物’之一种出版了《荷花淀》单行本，内收《作者介绍》和《本书说明》各一篇，并配有戴泽、绍晶坤插图五幅。这是自1946年之后《荷花淀》第二次以纯粹单行本方式面世”；“1959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合集《荷花淀》，首印54000册，内收《荷花淀》《采蒲台》《嘱咐》《光荣》四篇作品”；“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修改本，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学语文教材（包括大学选本）对《荷花淀》进行的修改。这些修改大多是编辑们自行操作的，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全新文本”。

左：《风云初记》法文版；右：《荷花淀》英文版

“多风趣而不落轻佻”：“孙犁风格”的扩散与传播

1949年，天津解放，孙犁随军进城。在编辑《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期间，他不仅先后创作发表了《村歌》《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颇具分量的文学作品，而且为中国当代文坛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形成了后来著名的文学流派——“荷花淀派”。随着“孙犁风格”影响力的日渐扩大，国内各大出版机构都对其作品保持密切关注，大量文学书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孙犁年谱》记载，1949年4月，天津知识书店将孙犁1941年连载于晋察冀《教育阵地》杂志上的少儿读物《少年鲁迅读本》再版，系“新少年读物”之一种；7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芦花荡》，内收《藏》《蒿儿梁》《碑》《丈夫》《芦花荡》《邢兰》《战士》《女人们》八篇，列为“群益文艺丛书”之一种；8月，短篇小说集《嘱咐》由北平天下图书公司出版，系“大众文艺丛书”之一种，内收《光荣》《浇园》《纪念》《嘱咐》四篇。1950年2月，中篇小说《村歌》由天下图书公司出版；4月，小说散文集《农村速写》由天津读者书店出版；12月，短篇小说集《采蒲台》和论文集《文学短论》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1951年4月，诗集《山海关红绫歌》由天津知识书店出版；10月，孙犁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第一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为“文艺建设丛书”之一种，12月又再版。孙犁在致康濯信中自信地认为，这部小说“绝非过眼云烟，一时热闹之作，颇有传之其人，证之历史的愤激之情”。好友王林亦在多则日记中记录下阅读孙犁小说时的欣喜之情：“孙犁同志《风云初记》第一册看完了，芒种和春儿这两个人物写得特别好”，“芒种到山地送信，巧遇秋分的丈夫（高蠡暴动时领袖）高庆山。明知是个巧遇，是作者的安排，但是心里特别高兴、愉快”，“文学不应是事实的堆砌，而应表现人的情感和愿望。《风云初记》就颇带民间传说式的美”。（王林：《我与孙犁四十年——王林日记辑录之一》）

在此期间，孙犁还受邀加入访问苏联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为了便于苏联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作家，临行前，他按组织要求撰写了个人自传。在为期一个多月的访苏之行中，孙犁不仅随团参观了柴可夫斯基剧院、马雅可夫斯基博物馆、托尔斯泰故居、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等文艺圣地，同时还参加了中苏友好联欢会、乌兹别克诗歌节等多项文学交流活动，受到苏联作协方面的热情招待。这次苏联之行也标志着孙犁作品正式迈出国门，走向世界。1953年2月6日，王林在日记中明确写道：“一朝鲜青年翻译同志说孙犁同志的《风云初记》已译成日文出版。”由此可见，此时孙犁作品的翻译与推介工作已经启动，并在海外拥有一定的受众群体。

1958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并列为“播种文艺丛书”。全书收录了抗战初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孙犁所写的绝大部分文学作品，共计五十四篇。这本书是“荷花淀派”的扛鼎之作，最能体现出孙犁朴素、明丽、清新、柔美的艺术风格特质。王林曾于1959年前后接连为《白洋淀纪事》撰写三篇评论文章，称赞书中的小说、散文“篇篇像女人头饰上的珠花，珠珠放光”。冉淮舟亦写下洋洋万余言的长篇评论，将孙犁的作品称作“美的颂歌”。7月，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文艺理论家王淑明在《新港》杂志上发表的《读〈铁木前传〉》，不仅从文本层面上对小说的语言、人物、结构、叙事等进行细致解读，同时从人情、人性、人道主义角度对作品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给予高度评价。1960年7月24日，茅盾更是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充分肯定孙犁的创作，赞赏“他有自己的一贯的风格。《风云初记》等作品，显示了他的发展痕迹。他的散文富有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绝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

与此同时，孙犁作品的海外译介和传播也迎来高峰期。中国外文局创办的《中国文学》杂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向西方读者及时系统地译介中国文学艺术的官方刊物，行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1951年10月《中国文学》英文版创刊，后又创办了法文版）对孙犁的小说青睐有加。据刘卫东考证，在1961—1966年间，《中国文学》先后出版发表了孙犁的《铁木前传》（1961年）、《孙犁小说选》（1964年）、《村歌》（1966年）等作品。其中，英籍汉学家、翻译家戴乃迭和编辑家兼评论家吕剑，在孙犁作品的译介和传播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当时正值盛年的戴乃迭曾将孙犁的多部作品译出，推荐给国外读者。《中国文学》相继刊载了她翻译的《山地回忆》《芦花荡》（1962年第9期）、《风云初记》片段（1963年第9期）、《光荣》（1965年第10期）等作品；1964年，吕剑的《孙犁会见记》在《中国文学》法文版1月号及英文版3月号上发表。文章以访谈随笔的形式详细介绍了孙犁的性情品质、创作风格、审美意趣、知识构成和思想来源，从而为海外读者勾勒出一个生动、鲜活、丰满的中国作家形象。此外，苏联的《文学报》还于1963年初译介了孙犁的《铁木前传》。黄秋耘说：“英译本《铁木前传》不错，不知道俄文本质量如何。”王林亦在日记中称：“我已记不起告诉他（指史如北，时任天津文联办公室主任——引者注）苏联《文学报》译载了孙犁的《铁木前传》。想来，显然我是作为一个好消息告诉他的，不然我就不会向他说这件事了。”显而易见，这一时期孙犁作品已经在海外传播中产生较大影响。

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津门小集》《白洋淀之曲》《文艺学习》《文学短论》以及《风云初记》三集合订本、单行本也相继被中国青年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一版再版。

《铁木前传》俄文版、英文版

从“清荷”到“淡菊”：孙犁的晚期风格

新时期以降，重返文坛的孙犁笔耕不辍，老而弥坚，十余年间创作发表了大量的回忆散文、读书随笔、评论杂谈及《书衣文录》《芸斋小说》等，共计百万余字。伴随着国内出版机构陆续恢复运营，尘封多年的孙犁作品也迎来一个出版的“中兴期”。由于这一时期相关出版物数量庞大，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笔者在此只能择要（即新著、合集、文集等）述之：1979年8月，《晚华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81年3月，《秀露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6月，《耕堂杂录》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0月，《澹定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82年1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孙犁小说选》，列为“当代作家自选丛书”；12月，《尺泽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孙犁文集》五册七卷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81—1982年陆续出版。1983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荷花淀派作品选》和《孙犁文论集》，前者收入孙犁小说11篇，后者收录文章132篇；12月，《孙犁诗选》和《书林秋草》分别由河南少儿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4年1月，《孙犁散文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文90篇；3月，《远道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2月，《老荒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87年4月，《陋巷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89年6月，《耕堂读书记》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9月，《无为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1月，《芸斋小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1992年3月，《如云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6月，《孙犁文集》（珍藏本）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文集共八册（前编五册，续编三册），前编为1981—1982年“百花版”，续编收入1984—1992年间出版的六部散文集文章，以及新中国成立前的佚文旧作，附录张金池《孙犁著作年表续编》《孙犁作品单行、结集、版本沿革年表续编》。1993年，金梅主编的《孙犁散文选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收文62篇。1994年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学正主编的《孙犁代表作》，收文127篇；12月，郭志刚选编的《孙犁诗意小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文15篇。1995年11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曲终集》。1996年5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严秀、牧惠主编的《孙犁之卷》，系“当代杂文选粹”第四辑；6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刘梦岚主编的《芸斋梦余》；10月，北京出版社出版姜德明主编的《孙犁书话》。1998年5—6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先后出版刘宗武主编的《书衣文录》和《芸斋书简》。

同一时期，停滞已久的孙犁作品海外译介与传播工作也同步开启。以马献廷的《我见到的孙犁——为〈中国文学〉而作》一文（《新港》1979年第10期）为前奏，1982年《荷花淀》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孙犁小说选》由《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1982—1983年间《风云初记》的英文、法文版相继出版。此外，海外汉学家对孙犁的评价与研究亦随之面貌一新。在法国汉学家林曼叔、海枫、程海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78年4月版）中，孙犁被誉为“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艺术水平的作家”。

2002年7月11日，孙犁先生逝世。巨星陨落，文坛同悲。为缅怀和纪念这位“党的忠诚战士、人民群众热爱的文艺家”，国内的孙犁作品“出版热”持续升温。2002年10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八卷本《孙犁文集》。2003年4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孙犁选集》；5月，长征出版社出版《幸存的信件》，收录孙犁1959—1982年致冉淮舟信127封。2004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十一卷本《孙犁全集》。2008年12月，文汇出版社出版《孙犁文集》（天津日报珍藏版），全书分上下册，汇集孙犁从1949年1月至2005年7月在《天津日报》发表的大部分文稿。此后，每到孙犁的诞辰或逝世周年，国内各大出版社都会推出体裁多样、形式各异的孙犁作品选本、合集。特别是在2022年8月，为迎接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集中推出了“孙犁作品插图本”三种，即短篇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和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林锴、张德育、林浦分别为三部作品配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孙犁逝世之后，“孙犁文学史定位与重估”问题一直是海内外学者普遍关注与热议的话题。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怀念孙犁先生》（收入《百年孙犁》，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4月版）一文中指出：“孙犁先生对前人的借鉴沉着而又长久，他却在同时‘孤傲’地发掘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他于平淡之中迸发的人生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气，尽在其中了。大师就是这样诞生的。”德国汉学家顾彬亦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中认为，孙犁“写出了女性战友们‘美的心灵’”，不仅是“解放区成长起来的最重要的作家”，“甚至是新中国的伟大叙事者之一”。

国内学界素有“两个孙犁”之说。早期孙犁的小说清新似“荷”，晚年孙犁的散文则淡如“菊”。荷花又名莲花。北宋大儒周敦颐曾在《爱莲说》中有云：莲，花之君子者也；菊，花之隐逸者也。孙犁的创作风格虽前后迥然有别，但文学价值却可等量齐观。正如刘卫东在《从“清荷”到“淡菊”》一文所言：“孙犁青年时，‘荷花淀派’与‘山药蛋派’相提并论；孙犁晚年时，曾有‘南巴（金）北孙（犁）’的说法。由此可见孙犁的文坛地位。”

（作者：赵振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协研究员，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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