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察生活与审美观情

——读孟繁华文学评论集《散文的气质》

关于汉语散文的起点，虽说始自甲骨卜辞、《尚书》或《鹤林玉露》等持论各有出处，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体性描述，早已将先秦至晚清甚至当代的散文写作，按照文学性的标准，纳入同一个古久的文类之中。而古久，也意味着驳杂与繁难。由于散文的文体意识多来自经验世界，是语言的修辞而非逻辑的产物，其概念也因此多停留在隐喻性的层面，作为天地道心的情感外化，以至于在即便是文体意识极为自觉的汉语新文学之初，对散文的定义也只是用排除法，“除去小说、诗歌、戏剧之外，都是散文”。显然，长时段散文史的流脉中，概念的模糊，韵律、语体和典籍目录等分类标准的不断转换，以及难以统一的美学判断，都使散文的理解和阐释充满了难度。

尤其是当代散文。汉语新文学曾以“美文”“艺术散文”等新形式对无所不包的古典文章进行“提纯”，虽说这顺应了历史场景中的现代化需求，但现代性的唯新逻辑，在不断追逐新思想、新形式的意识力量推动下，严重缩略了散文的文体种类，损害了散文的肌理。直到20世纪90年代，重新接榫中国传统美学的散文写作，才在当代性的刺激下重获了文学性，呈现出散文的新面貌，一副充满文化复杂性与文体开放性、流动性的面貌。孟繁华的《散文的气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呈现的正是此中面貌。

美学选择也是美学趣味。尽管作者在后记中特别强调，文集所收录的散文评论除了恩师谢冕先生外，多为应邀之作。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他拒绝自我重复的生花妙笔中，看到真诚的批评态度，及其理解当代散文的独特视野与方法。根据《散文的气质》二十篇文章的组织关系，审美对象与精神结构是孟繁华讨论散文与散文家的主要尺度。除却散文家们的才华成就标准外，风格、探索性、人文价值和美学经验等共同构成了孟繁华评价散文的基本坐标系。而坐标系的立锥之轴，是书中稳定的、一以贯之的散文的“气质”。

所谓“气质”，《散文的气质》开篇《不仅仅是唯美的告白——90年代散文随笔中的谢冕》即开宗明义。文章并未过多言及谢先生早已被历史承认的文学成就，而是从其热爱艺术、敬畏生命的散文书写中，还原了一个性情达观、可敬可爱的长者形象，以及他在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随笔创作中即已开启的散文“气质”的标准化。在孟繁华看来，在20世纪90年代，谢冕先生在散文中不断重申“文学的使命”，强调作家要书写时代、介入世界，是其以散文成就和写作本身共同参与建构散文“气质”美学的开始。其实，“气质”与艺术上的成熟、技法上的熟练并无直接关系，而是文辞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格调与风度。

《散文的气质》所描述的“气质”，遵循的是“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的古老传统，借散文的气质观天地道心、人间情义。比如擅长书写日常生活寻常事的贾平凹，借烟火之气，真正建立起散文与生活之间扎实的联系，“寻常事物中，贾平凹书写着自己的情怀，这个情怀是人间情怀，虽然没有日月经天般的高远，却表达了他对生活真切的热爱”。在孟繁华看来，散文的“气质”正在于这些当代重要的散文家们，以有情的写作，为时代与人心托底。毕竟，作为“文如其人”“风格即人”最为典型的文体，散文只有“有气质”，才能明心见性、以文映心。

更重要的是，《散文的气质》对于散文“气质”标准的美学建设，还为当代批评理论空乏等问题提供了启示性意义的批评实践。在讨论李敬泽、南帆、张清华、何向阳、陈福民、刘琼等人的跨界散文写作时，孟繁华敏锐地注意到几位批评家的理论自觉为散文的语体和体式等方面带来的正面影响。比如李敬泽的文无定法、信马由缰，南帆的散文改造和理趣主张，张清华的哲思与诗才，何向阳的行吟美学，刘琼的花草中国性等，都是以个案的方式在散文疆域上进行的有益尝试。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陈福民的散文，几乎可以视为一次当代散文批评与写作实践互动的成功实验。孟繁华和他频繁的通信往来，对散文的节奏、章法、人物、材料择取、文体辨析等各种文学性要素进行逐一讨论。陈福民的散文集《北纬四十度》在批评与写作间的彼此对话、校正中，完成了理想主义者的千年抒情，以“身体的主体性”致敬梦想、青春，以及永恒的文学气质。

在这一点上，孟繁华和他的评论对象有着高度的同构性。以入世的情怀体察生活、审美观情、要求自我。这是“现代知识分子面对当下世界的主动选择”，也是人文主义者的现实期待与美学想象。

（作者：赵坤，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著作作者：孟繁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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