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即人学，人类的共同经验以语言艺术的形式凝成文学经典并得以代代相传。对于前现代和现代的人们来说，“文学经典”的具体内涵和存在价值是相对明确、具有共识性的，即：文学经典是文化和文学传承的核心，是文学传统延续的中心，反映了某一个时代人类精神的面貌和文明程度，体现了文学家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生命体验和想象生成。文学经典的共同特征是：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深刻性、语言与形式的独创性、想象的延展性。

（图片选自《典籍里的中国》）

文学经典：不断受到冲击，却又不断释放活力

在一个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新媒体时代，文学经典“存在与否”、“属于谁”以及“是何种层次上的”等反思性问题日益突出，在相当程度上使“经典”出现了“地动山摇”，为文学经典的重构以及文学史的重写开启了新空间。在今天，文学经典的辐射范围也与以往不同了，它们不仅要在本民族内部传承，还要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跨文化“场域”。

文学的跨文化交流是经典的传承与变迁的重要方面，不但可以使经典本身焕发出新的生命、折射出新的光彩，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建构，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和20世纪后期“拉美风暴”的引发就是这个问题的最好注脚。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文学经典在消费时代的弱势格局。在如今文学相对被边缘化、文学典律的概念日趋淡漠的形势下，文学研究者应该向学生和广大读者传授些什么？世界性的人文教育滑坡、文学教育碎片化的现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文学经典有没有永恒性？这在前现代和现代文明时期，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经典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每个民族自身的文化典籍和文学名著，如中国古代的《诗经》和唐诗宋词、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等。但是，随着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乃至各种后现代思潮的到来，一些民族原有的经典不断受到冲击，另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品则开始登上经典的殿堂，文学经典日渐出现多元化面貌。事实上，尽管经典受到了冲击，但是，一些真正意义的文学经典依然散发着永恒的、不朽的艺术魅力，向当代人昭示生命的本真和终极的意义，提供丰沛的精神滋养。譬如《诗经》中的《关雎》，当我们今天重新阅读的时候，依然为诗中所展现的人性之美、情感之美、意象之美、音乐之美等感动不已。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是永恒的。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经过时间的淬炼，所谓经典，总是能让读者在其中寻觅到对人之处境的真切关心，对人在这个世界上之命运的周彻认知，对人内心经验的感同身受的体谅，在“认识真理”“立人”的层面上让参阅之人认识世界、观照自我。这也正是梁启超在《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后的附言中所说的，“我们作为社会成员，总要彻底地了解它，才不至于产生社会意识隔阂”，“另一方面我们日常生活中应事接物，常常仰仗它给我们光明”。因此，经典中所凝聚的深邃智慧，决定了经典必须是用来“啃”的，相对于畅销书等的“淋漓尽致”，并不一定算得上是愉快的体验。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看，文学经典是了解异域文化的重要手段。世界文学经典是各民族基本价值观和审美诉求的反映，在网络虚拟性冲击着经典标准的今天，作为民族团结的核心因素和情感纽带的文化经典传承变得尤为重要，而传承的根本方式就是不断地研究经典，在“价值重估”的平台上作出与时代相符的文化阐释。如何与这些经过时间筛选而沉淀下来的经典交流对话，如何从构成各民族文化土壤的文学经典中汲取精神养分，不仅是人文学者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读者应该面对的课题。

数字与人文结合，赋予文学经典阅读和研究新的视角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新生力量急速发展的同时正改变着当下的中国社会格局，亦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现实社会的媒介文化。在互联网出现之初，曾被一些一味崇尚“新奇”的文人雅士吹得神乎其神，也曾被另一些文人雅士贬得一文不值。实际上，“互联网+”的核心是以共生、共享的空间和共创、共赢的平台来实现用户的参与、互动，简言之，“互联网+”是通过数据识别用户实现精准服务。科技的发展使民众不只是信息的消费者，相反，在很多时候，针对一些事件和现象，普通民众可以把自己的所见、所想以最简短、快捷的方式传递给他人，网络民意由此走进现实，呈现出对现实的干预能力。

因此，当下的网络媒介社会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它绝不是以往媒介功能的简单放大。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方式已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大众传播、交互传播、沉浸传播的发展，推动了传播学理论的思考与创新。不仅如此，由于互联网等新技术变革支撑的传播实践，各种领域的社会关系进入一个持续的重塑过程。展望未来，新技术与新人文的互相融合应该是数码时代艺术发展的前景。创作者如何选择和应用技术这把双刃剑，对文学艺术的生存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社会大转型环境和“后人类”性的媒介技术“暴涨”，文学经典如何面对、应对和有效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确实是一个亟需讨论的话题。毫无疑问，在日新月异的新媒体语境中，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运用大数据等新方法加强数字人文方面的研究，将诠释经典与“活用”经典并举，最大程度地发掘文学经典的精神矿藏。其次要通过多种手段引导公众关注文学经典、阅读文学经典。新媒体中有很多关于文学经典的“二度创作”，这其中肯定存在一些对经典的误读，但它也是一种重要的“阅读触发点”，很多人由这样的新媒体产品产生对文学经典的阅读渴望，并获得进入文学经典的新角度和新方式。这么做的目的就是用新的视角，回到经典文本自身，获得一种与现实有关联的文学新认知，重新激活传统经典在当下的活力。

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新媒体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方式，而且日益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尽管作为“数字人文”的文学经典研究和传播，愈发离不开“大数据”，但是重视大数据分析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意义的追索和对思想的执着追求。文学经典研究与传播必须搭建起人文与科技沟通的桥梁。对于文学经典的视觉化生存与数字化发展决不能忽视，也不能过度拔高，应该将时新的媒介高科技运用与传统的人文意义追索结合，构建立体型、纵深性的人文谱系，以适应时代变化、接续人文根系，更好地实现费孝通先生晚年积极倡导的“将精神遗产转化为现实资源”的美好愿景。

两个世纪前，托克维尔有个著名的发问：为什么当文明扩展时，杰出的个体反而减少了？为什么当知识变得每个人都能获得时，天才反而更难见到？原因固然与物质、技术有关，但更在于人们回避思考、耽溺安乐的自甘平庸与自我放逐。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唤起那种对深邃思想的卓越追索、对人类整体性精神出路的热烈关切，而文学经典永远能够提供这样的根基。

在新媒体语境中，更加重视深度思索和反思思维的作用

在新媒介语境中，我们更加需要重视深度思索的作用。知识本来就是供人思索、讨论的，以纳入生活的经验当中。而今，深度的阅读和思索变少了，深入的沟通也变得匮乏。科学技术与文化越来越深入地嵌入人们的生活，而人文文化需要充分地发挥其反思性的作用。如今，知识在无名的数据库中积累，人们对计算机的使用越来越多，这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在信息的汪洋中陷入新的迷茫。因此，必须重视文学经典，结合大数据分析，回到经典本身，结合现实语境进行思想的新创造。

人文知识的特长原本就在于基于理性的批判与反省，文学经典研究必须搭建起人文与科技沟通的桥梁，将诠释经典与“活用”经典汇通融合。从整体上看，今天的文学经典已经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文学文本，反而成为一个容量巨大的文化“场域”、“话语”海洋，各种来自文学和非文学的力量形成的对话与张力使其“意义”得以不断生成、增殖与传播。只有立足于“动态”的文化“场域”视野，文学经典研究才能避免将文本细读与社会语境人为割裂的危险，进而在文学与社会、精英与大众、美学与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有效沟通的桥梁。

毫无疑问，文学创作与文学阐释均是全球化时代表达民族身份和自我身份的一种方式，也是展现表达权、语言权和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具体方式。研读文学经典是全球化时代的明智选择，基于经典阅读的人文教育，其核心功能就在于帮助我们在新的历史情境下重新发现、多层面思考“人”自身的内在含义。

（作者：傅守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新疆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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