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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的当代意义(李少君)

2023-12-28 阅读: 来源:《文艺报》 作者:李少君 收藏

1957年《诗刊》创刊号刊登毛泽东主席十八首诗词,是轰动性的诗歌事件,也是社会事件和历史事件。诗人毛泽东的形象从此更加深入人心,后来引发国际范围的热潮。那个年代,我认识的很多哥哥姐姐都能将毛泽东诗词倒背如流。我试图从下面几个角度谈谈我对毛泽东诗词的理解和认识。

橘子洲头的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图片选自《文艺报》)

一、诗歌的人民性

五四精神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人民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胡适等都强调人民性。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文学革命三大主义,第一条就是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里,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些主张的精髓,本质上都是强调人民性。

中国共产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的真正继承者,毛泽东曾说:五四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五四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五四创造了中国新文化。

毛泽东在北京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语言上全面白话化。他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演讲,动员能力、感染能力、宣传能力前所未有,这体现在他编辑的《湘江评论》中。他后来到了延安,更是有意识地自觉推动语言的群众性、人民性。《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是有针对性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化了人们对诗歌人民性的理解。延安文艺界在毛泽东讲话的带动、指导下,全方面走向民众。赵树理、孙犁等的小说,李季、阮章竞的民歌体叙事诗,冼星海、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以及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作的歌剧《白毛女》等等,形成一个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宣传深入人心,革命歌曲、革命口号,鼓舞人心。

毛泽东很早就重视诗歌的人民性,他反复强调,“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这也表现在毛泽东对诗歌语言的使用上,他大量使用口语,所以他的诗词朗朗上口、妙趣横生,比如“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等等。

毛泽东的诗歌语言接地气,老百姓都能听得懂。他用喜闻乐见的词汇,始终充满激情,即使是在最艰难时期,也能写下“战地黄花分外香”的诗句。这背后是诗人的胆识和英雄气概。毛泽东的语言通俗幽默,巧妙用典,这在其诗歌中比比皆是。

这对新时代的诗词创作有着丰富的启示。新征程上,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文学和诗歌。只有这样的文学和诗歌,才能更好地提神振气、凝聚人心,汇聚磅礴的精神力量。

二、人诗互证、诗史互证

毛泽东主席的形象和个人魅力,有人认为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来自其诗歌,甚至不逊于其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形象。

毛泽东诗词,最形象地呈现了其个人情感、情怀和胸襟,无论是“诗缘情”还是“诗言志”,毛泽东诗词都直接显现了其独特个性。

诗歌就是要真实地呈现自我,无论是抒情,还是言志。“修辞立其诚”,诚就是实,真实无妄、坦诚无伪也。这样的诗歌,才能人诗互证,凸显诗人的本色、诗人的情感,从而呈现诗人之真形象、真精神。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和《沁园春·雪》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

《沁园春·长沙》写道:“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首词写于1925年,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一首诗歌。作品中呈现的年轻毛泽东的形象,影响了成千上万的青年。

《沁园春·雪》写于1936年2月,其中写道:“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毛泽东最著名的词作之一,以磅礴气势展现了诗人的抱负、情怀,甚至可以说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关键时刻赢得了最广大的人心。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毛泽东诗词中,如果说体现人诗互证的是抒情诗,那么,体现诗史互证的是叙事诗。很多人都说过,“诗比历史更真实”。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时间、地理、人物、情感等元素,均保留在诗中。

革命进程中的很多重要历史,大都留痕于毛泽东诗词中。从大革命到长征到延安到解放战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其长征诗歌,如《忆秦娥·娄山关》(1935年2月)、《七律·长征》(1935年10月)等。长征时期也是毛泽东主席创作高峰期,他完整地用诗歌记录了伟大长征。

《忆秦娥·娄山关》写道:“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七律·长征》则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伟大的长征途中,真正现场写下的诗歌,真正做到了诗史互证。诗作具有历史的现场感、鲜明的时代性,记录了伟大的历史事件和生动的细节事实。

三、基于传统再创造,开创诗歌新境界

毛泽东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后来,他又说过:“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实际上,毛泽东才是真正将古典、民间和现代结合起来,极具创造性的诗人。他通过改造旧形式、创作新内容,做到了新旧结合。他把旧体诗写活了,尤其是其写新中国新气象的一些诗作。这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二个高潮,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期间,他的诗既古又新。比如《浪淘沙·北戴河》(1954年夏)、《水调歌头·游泳》(1956年6月)等。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真正做到了用旧体诗写新时代、新事物、新事件。毛泽东诗词中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水调歌头·游泳》)、“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浪淘沙·北戴河》)、“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二》)等等,用旧体诗反映全新的感受,因而体现出新鲜感。所以,新诗、旧诗,都可以记录新时代。

学者贺桂梅在《毛泽东诗词与当代诗歌道路》一文中认为,毛泽东诗词最独特的地方,在其“古”与“今”、“传统”与“现代”混溶而成的特性。其读者层广泛覆盖旧体诗词爱好者群体、新文学受众群体和社会主义当代文学实践群体,称其为受众最广的作品也不为过。广泛的受众群也意味着,毛泽东诗词具有某种超越古典、现代、当代而又同时涵纳三者成分的混溶特点,它创造的是一个极其独特的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有着“古典中国”的样貌,但又是“现代性逻辑”的构造物,同时更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化身和主观镜像。它从古典中国生发出来,但又越出了五四新文学的视界,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构建了革命中国和文学的当代性内涵。简单地称之为“旧”或“新”,都不足以诠释其独特性。如何阐释毛泽东诗词这种古今混溶的特点,事实上不仅是如何理解当代文学与当代诗歌道路的难题,同时也是如何评价世界史意义上的中国文明独特性的一大挑战。

贺桂梅的这些观点,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毛泽东诗词对于当代诗歌的启示和意义。


(作者:李少君,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诗刊》社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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