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诗歌的新质与可能

——基于宏观视角的考察

如果我们要对十年来的诗歌及其对应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语境作出一番考察的话，其难度系数可以想见。这使我想到非虚构作家盖伊·特立斯对历史的独特观察角度和叙述方式，即任何一个时代几乎都会同时呈现出被仰望和被遗忘的两个主体声部。历史证明我们考察一个阶段诗歌整体化的内部演化以及诗歌现象、生态结构、“历史流变”是可能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很难完全避免“文学进化论”和“文学史叙事”的影响或连锁反应。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网，摄影：达明伟）

新时代及其诗歌美学诉求

从社会学层面以及整体性的诗歌发生机制来说，时代情势对诗歌生产、形态、特质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而每一个时代的变革、转化过程中大都是诗人率先发出敏锐、先锋、实验、先导、精细、及时、快捷的回声和回应。诗歌就是时代屋顶上伸出的针尖，在第一时刻感受到幽微的变化以及剧烈的颤动。值得注意的是，时代与诗歌是多层次、全方位的互动，而任何时代、现实和社会景观进入了诗人的视野之后就变成了另一种现实，这一特殊的精神化、修辞化、想象性的现实显然区别于日常化的现实。从历史的长远性和整体性来看，一个时代也只是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与每个人乃至群体、阶层和民族发生密切而复杂的关联，“诗人——同时代人——必须坚定地凝视自己的时代”（吉奥乔·阿甘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显然，新时代诗歌是由不同的生长点和场域构成的，新时代诗歌需要新的传统和个人才能，由此诗歌的新空间、新代际、新主题、新题材、新经验以及写作的新方法就显得非常关键。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诗歌发展与整体社会文化系统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新时代与诗人之间的相互砥砺和彼此命名正揭示了诗歌发展的时代诉求和内在命题。在整体性的时代大势面前，“新时代”已然成为评价当前诗歌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化装置。这不仅是时代的认知原则，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新时代背景下，诗歌写作美学及其生产和传播形态以及多样化的文化功能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能性。诗人的写作身份越来越呈现出非专业化和大众化的特征，诗歌介入时代以及大众参与诗歌的程度不断加强。

十年来的诗歌发展已然证明，诗人通过自我意识、文体意识、文化意识以及社会意识对时代作出了程度不同的回应。十年来的诗歌，我们可以大体放在“新时代”的语境下来予以考察、分析。社会性和诗歌内在性的彼此咬合和纠正成为每个时代诗歌发展的内在性动力和平衡机制。尤其是在新的时代节点上，诗人和诗歌从来都是极为重要的回应者，因为诗人的使命就是发现、命名和创设，而这正是“新时代”之“新”对诗歌提出的要求。与此同时，诗歌内在性呈现了每一个写作者的差异性的心理结构和文本精神。

2019年11月28日至29日，全国诗歌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聚焦“新时代诗歌”的五个议题：“新时代诗歌的人民性和主体性”“新时代诗歌的时代精神与现实抒写”“新时代诗歌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新时代语境下的长诗现象与总体性写作”“新时代诗歌的大众传播、对外交流与译介互动”。显然，“新时代”是一个巨大的场域，涉及到的层面是极其繁复的。与此相应，具体到个体诗歌创作和诗人的眼界、襟怀，其面对“新时代”的感受是有一定区别的，这进而体现在诗歌文本的差异性面貌上。山峰之所以成为山峰，是因为其周边有洼地、沼泽、河沟、土坡、平原，这些地貌对应的也正是诗歌景观和灵魂景深。对于“新时代”整体情势下的当代诗歌而言，其最大的挑战必然是时间所带来的“未完成性”以及具备新质的时代经验。这不只与个体经验、现实场域和历史法则有关，也与诗歌写作的当代性、变动性有关。从动态景观来看，一个个阶段构成了新旧交替。与新时代相应，产生了新文化、新思想、新经验、新行业、新人群、新生活等等。这些新质力量以及经验构成了一个时代诗歌的驱动力。在新工业、新兴行业和新科技的加速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型的产业工人，而工人的社会境遇和工业诗歌的丰富性和崭新经验以及精神质素亟须从评论、出版和传播的各个层面予以观照和总结。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在大国重器、量子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流枢纽、快递服务、数字经济、媒介革命、速度景观背景下的新发展更是令全世界瞩目。与此相应，时代的新变导致新现实、新思潮、新动向、新生活、新题材、新主题大量涌向，这都对诗歌形态以及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提出了必然性要求。既然每个人都处于现实和社会之中，既然日新月异的景观对写作者提供了可能，那么写作者就有责任有必要对此予以承担。当然，这一承担必须是以诗性的承担、语言的承担为前提，即所谓的“诗性正义”。

目前新诗的体式和形式已是非常多元和复杂，这对于读者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比如一般意义上的抒情诗、小诗、主题性组诗、长诗、诗剧、剧诗（舞台诗）、广播诗、散文诗，比如双行体、八行体、新绝句、截句（四行之内）、歌谣体、民歌体、自由体、格律体、新格律体、儿童诗、儿歌等。当代诗歌的开放性以及差异性在诸多的诗丛、选本和年鉴中得以充分体现。诗歌选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揭示当下诗歌生态、传播优秀诗歌的作用。“青春诗会诗丛”“中国好诗”“蓝星诗库”“中国桂冠诗丛”“天星诗库”“凤凰诗库”“标准诗丛”“雅众诗丛”“磨铁读诗会”“常青藤诗丛”“2020年代诗丛”“白鲸文丛”“诗想者”“当代诗歌名家星座”“漂移丛书”以及《中国年度诗歌精选》《天天诗历》《新世纪诗典》等各种诗歌选本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和总结当下整体的诗歌创作状态和境况，也进一步凸显了诗歌美学的多元化特征。“青春诗会”是《诗刊》社的知名品牌，被誉为中国诗坛的“黄埔军校”，自1980年创办至今“青春诗会”已举办了40届，近十年来推出了一大批优秀青年诗人。2024年，《诗刊》全新改版。全国各地刊物以多样栏目及时反映诗歌发展动态。

译介繁盛与“世界诗歌”

无论是我们谈论一个时期诗歌的整体状貌与构造，还是具体而微地分析某一个具体的诗人和诗作，都离不开一个最基本的依据，即“有诗为证”。十年来，每年正式出版（包括译介）的纸质诗集在4500种左右，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译林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以及磨铁、雅众、小众书坊等出版机构推出的长效诗歌出版计划对于推动国内外优秀诗人诗作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6年前后是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年的重大节点，诸多文化机构、大学、研究者、刊物等围绕着一百年的新诗，从文学史、选本、经典化等角度予以深度讨论，从课题、出版、研讨等诸多环节予以深入推动。

从“世界诗歌”的影响来看，中国诗歌的本土化和当代经验是不断深入的，诗歌写作自信力在不断增强。十年来，现代性、中国化、译介、本土经验和原创力等问题一直被持续讨论。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世界诗歌背景下，中国的诗人和诗歌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译介的现代性”与“生成的现代性”以及如何达成个人性、本土性、汉语性和世界性的融合将是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以国际诗歌节为主体的多种形式的跨语际诗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尤其是“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的召开，促进了10个国家之间70多位青年诗人的深入互动、互鉴、互启。十年来，诗歌越来越成熟和多元化，在诗歌生态、生产方式、媒介技术、传播体系等方面出现新的变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属于中国现代诗自身的特有传统和文化属性。

随着近年来国内外的各种国际诗歌节、诗歌活动以及译介渠道的多样化，加之各种社会文化想象的参与，中国诗人较之以往已然获得了更多的“世界视野”和“发言机会”，甚至中国诗歌被提升到民族寓言的层面。诗歌译介在近些年持续升温，这是以诗歌为基点辐射到文化领域的跨语际、跨文化、跨国别、跨民族的多元对话过程。显然，中国诗人对“世界诗歌”的想象和实践也越来越明确。尤其是十年来，涌现出以西川、王家新、黄灿然、傅浩、张曙光、汪剑钊、田原、高兴、树才、陈黎、李笠、李以亮、桑克、程一身、伊沙、马永波、晴朗李寒、远洋、欧阳昱、周瓒、姜涛、张桃洲、王敖、胡续冬、范晔、周公度、周伟驰、雷武铃、王嘎、杨铁军、陈太胜、舒丹丹、薛舟、倪志娟、范静哗、张文武、胡桑、包慧怡、王东东、秦三澍等为代表“诗人翻译家”，使得诗歌译介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以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新陆诗丛、巴别塔诗典、蓝色东欧、雅歌译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磨铁诗歌译丛、俄尔甫斯诗译丛、镜中丛书、当代译丛、诗苑译林、桂冠文丛等为代表的诗歌翻译工程不再是以往欧美大国诗歌的一统天下，而是向以色列、叙利亚、伊朗、巴勒斯坦、芬兰、日本、印度、韩国、波兰、葡萄牙、匈牙利、黑山等更多的国家拓展。

目前诗歌对外译介和研究大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诗歌经典在外国的译介，现当代优秀诗歌的翻译，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以及少数民族诗歌在国外的翻译，新的翻译模式比如“合作自译”现象，百年视野下的诗歌对外翻译，对译介的媒介、途径、渠道和形式的讨论，海外汉学家译介中国诗歌的情况，翻译的现状、生态、新变以及出版市场，翻译的技巧、语言和文化问题，民族文学、文学传统、抗译性和交流性问题，译介的多层次以及重心的转移，“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诗歌翻译工程对塑造中国的海外形象以及建构本土化文学体系的作用等。

新科技、新媒介与诗歌的跨界互动

从2015年开始，中国基本进入强社交媒体的诗歌时代。诗歌类微信公众号的订阅用户已超过1000万，其中《诗刊》和中国诗歌网的用户已超过100万，每天微信平台上的诗歌产量超过全唐诗。从事古体诗词写作的人数量也非常庞大。当代中华诗词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强化诗歌与现实表达的互动关系，日常化经验和时代新变的景观以及新鲜的语言方式、修辞技巧给传统诗词创作带来了活力。

显然，这十年的科技发生了巨大变革并深度改变着世界格局以及生活方式，而技术让诗人似乎更为便利地通过电子化平台接触到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移动自媒体和短视频的沉浸式传播使得诗人创作心态、诗歌样态、生产方式、生产机制以及诗歌秩序、文体边界都发生了变化。新媒介使得诗歌传播更为便利，诗歌生产的数量更是成倍增长，这在丰富了诗歌生态的同时也使得诗歌标准失范。传播介质的改变和传播技术的迭代更新使诗歌的传播形式相应发生了变革，形成了“刊+网+微信公号+自媒体+短视频”的立体生态链，尤其是“两微一端”的传播速度、广度、深度减弱了对好诗人、好作品遮蔽的几率，但也带来一些副作用和负面影响，比如快餐式的浅阅读和临屏阅读。

十年来，在全媒体的语境之下诗人形象、文本特征、诗歌功能、诗歌观念、诗歌价值观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诗歌越来越呈现出开放式、对话性的结构，这涉及到写作主体、诗歌本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深入互动关系。人工智能跟诗歌的互动是最直接的，机器人读诗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目前，机器人读诗、机器人写诗和机器人评论诗歌已经成为现实。在媒体生产力和数字化生产力的时代情势催动下，在弱人工智能（ANI）向强人工智能（AGI）和超人工智能（ASI）的发展过程中，遭遇挑战的不只是诗歌观念、写作方式以及文学生态，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职业伦理（比如“知识劳工”所受到的来自人工智能机器的挑战）也随之发生变化。随着人工智能和算法写作成为热点，写诗机器人“小冰”“小封”出现并先后推出诗集《当阳光失了玻璃窗》（2017）、《万物都相爱》（2019），这种特殊的创作主体“拟主体”甚至对著作权法提出了挑战。回到人工智能“写诗”本身，我们发现其真正法则就是机器的高度智能化和数据化的“习得”能力，比如小冰完成一次学习只需要0.6分钟，而由计算机制造的“类文本”已经颠覆了我们对诗歌发生学的惯常理解。由此，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诗歌”无论是从内涵还是外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动，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文学观念和眼光来看待近乎日新月异的诗歌新变。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诗歌总是处于“边缘化”的位置，然而随着新媒介和强社交媒体的发展、介入和推动，近些年诗歌却异常地“热”起来并呈现出“类诗歌”的泛化和跨界动向。尤其是近年来频繁的诗歌文化活动以及新媒介的深度参与使得诗歌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诗歌升温”“诗歌回暖”成为持续讨论的热点话题。与此相应，诗歌文体的融合以及诗歌的跨界传播趋势越来越明显，诗歌的跨学科、跨文体、跨艺术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诗歌与音乐、影视、舞蹈、绘画、书法以及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诸多领域发生了交互，诗歌的剧场化、影视化、大众化、公共化的跨界传播现象非常普遍。一些代表性的诗歌作品被改编成了音乐舞台剧、实验诗剧、意象戏剧以及纪录片、电影等多种形式。经过二度创作之后，这些诗歌的传播空间以及受众群体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与此同时，多层次的社会文化空间和公众参与诗歌的程度、广度进一步拓展了诗歌的功能。一部分诗歌在与公众和社会对话和互动的关系上带有了艾略特所说的“剧诗”的效果。

多元文化、现实感与长诗写作热潮

十年来，诗歌面临和抒写的文化环境也越来越复杂，比如乡村文化、城市文化、新移民文化、底层文化、后工业文化、后现代文化、消费文化、地方文化、传统文化、跨语际文化、译介文化、全球文化、媒介文化等对诗歌整体生态乃至新变的种种影响。从社会圈层以及诗歌生产的区域空间来看，随着城市化和新工业景观的快速崛起，关于诗歌的地方性知识、乡土伦理、文化乡愁、移民文化的写作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从“草根诗人”“底层诗歌”“打工诗歌”“农民工诗歌”“新农村诗歌”“新移民诗歌”“工人诗歌”“快递诗歌”“新工业诗歌”“行业诗歌”的阅读效果史中我们目睹了“阶层”“现实”所携带的社会学层面的连带反应。在不断累积的社会化的阅读中“郑小琼”“许立志”“余秀华”“王计兵”已不再是“个体”，而是转换为“样本”“案例”“文化符号”，因为在其身后站立着与他们有相似命运的众多人。这也是一种集体想象机制和文学消费逻辑。在阅读效果史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诗学”和“社会学”的博弈。与此同时，随着新兴行业、技术和媒介的发展，涌现出了大量的各个行业的诗人——比如快递诗人，他们以鲜活的行业经验、生命经验在诗歌中注入了活力和生机。随着短视频平台对这些诗歌的推广，这些诗人以及创作已经成为令社会瞩目的文化现象。

当我们必须谈论诗人与时代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杜甫是怎样以诗歌话语的方式抒写了一个自己的时代。比如我们可以追问，同样是在唐朝生活的杜甫同时代的诗人，他们也深处于动荡的社会现实之中，可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写出杜甫那样的诗歌？难道他们的诗歌与时代没有关系吗？为什么偏偏是杜甫被认为是“诗史”，而他的诗歌也被视为是对一个历史阶段的最有代表性的呈现？由此，我们就会发现诗人与时代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等关系和直线型的呈现，而是更为复杂和值得重新思考。

十年来，诗歌的现实题材和诗人的现实感、现场感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诗歌的及物性、开放性和介入功能进一步强化，而诗人对分层化现实的理解方式、认知态度以及处理方式也是开放性的。诗人与现实的关系在十年来的诗歌写作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诗人在诗歌中感应现实、想象现实，甚至参与现实和重塑现实，而现实生活也在调校着诗人的方向感，这正是精神现实和社会现实彼此对话、相互打开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媒介的深度参与之下，诗歌中的现实也一定程度上被媒介化和屏幕化了。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特殊的诗歌“发生学”机制，而在不断强化诗人“现实话语”和“当代经验”的吁求中，在诗人与空间和公共世界的互动上，如何把个人的现实经验转变为历史经验，如何通过赋形和变形把个体的真实通过语言的途径转化为历史的真实就成为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命题。无论是从个人精神生活还是从时代整体性的公共现实而言，一个诗人都不可能做一个完全的旁观者和自言自语者。

这一视角，也会影响我们对“个体诗学”“个人写作”“私人写作”的判断。对这些观念的强调，至今仍未消减，其意义也不用多言，但是，个体写作不能陷入物感化的日常经验泥淖之中。我们期待的并不是一个时代出现了多少写作者，一个代际或世代出现了多少诗人，而是要看到底生产出了多少具有绝对重要性和区别度的标志性诗人和文本。

随着写作经验和现实经验的复杂化，很多诗人不再满足于写作短诗。十年来，吉狄马加、欧阳江河、西川、于坚、王家新、张学梦、周伦佑、大解、赵野、陈先发、雷平阳、宋琳、柏桦、翟永明、沈苇、梁晓明、叶舟、胡弦、谷禾、刘立云、王久辛、梁平、龚学敏、舒洁、海男、沈浩波、赵晓梦、蒋浩、江雪、育邦、郑小琼、王单单等诗人不断进行长诗写作，甚至已经出现了史诗品格的长诗。长诗对诗人的要求和挑战是近乎全方位而又苛刻的，不允许诗人在细节纹理和整体构架上有任何闪失和纰漏，同时对诗人的思想能力、精神视野、求真意志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确实，在写作越来越碎片化的整体时代情势下，我们亟需“总体性诗人”来应对阅读和写作的焦虑，重建诗歌的整体感和方向性。从更长时效的阅读时期来看，长诗与总体性诗人往往是并置在一起的，二者在精神深度、文本难度以及长久影响力上都最具代表性。

十年来的长诗热已经成为重要现象，而集体出现比拼诗歌长度的势态以及相应的写作机制和深层动因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正如欧阳江河追问的：“这个时代长诗有可能变成什么或者已经变成什么？”而在我看来，当下的长诗写作更多凸显的是碎片化时代的语言焦虑。诗人主体精神的建构和诗歌话语谱系的达成有时候更容易在主题性的组诗和长诗中得到验证、累积和完成。这十年内产生的百行以上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长诗达上千首。

在写作的碎片化越来越突出的创作情势下，优秀的诗人必须具备总体化的视野和写作襟怀，而长诗就成为诸多诗人的选择。优秀的长诗总是能够在超大的精神体量、思想载力、繁复结构、内在机制、修辞技巧等方面展现出厚重、深邃、大气的艺术魅力，能够在宏阔视野中更为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和诗学的诸多命题。

空间转型与少数民族诗歌

随着空间转向以及“地方性知识”的逐渐弱化，在世界性的命题面前人们不得不将目光越来越多地投注到“地域”和“空间”之上。这十年又恰好是“地域性”或“地方性知识”发生了巨大变动的时段，这对诗人的世界观、诗歌写作观念以及整个诗歌生态都带来了不无深刻的影响。

由诗歌的空间和地域性我们总会直接联系少数民族的诗歌写作图景。

十年来少数民族诗歌写作无论是在精神型构、情绪基调、母题意识还是在语言方式、修辞策略、抒写特征以及想象空间上，它们的基调始终保持对生存、生命、文化、历史、宗教、民族、信仰甚至诗歌自身的敬畏态度和探询的精神姿态，很多诗句都通向了遥远的本源性写作的源头。

从获得第十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诗歌作品来看，现在的少数民族诗人所抒写的空间越来越呈现出开放的姿态，本土空间、城市空间和异域空间同时在现代性进程中进入诗人的视野，而从精神向度和思想载力来说，这些诗歌也更具有对话性和容留空间。这种本源性质的精神象征和相应的语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向民族、传统和母语致敬和持守的意味。这也是一个个少数民族诗人的“梦想”。而任何一个民族和部落以及个体所面对的诸多问题都是共时性的，打开了面向生存、世界、历史、文化、族群和人类的尽可能宽远的文化空间和诗性愿景。随着加速度的城市化进程对原生态地区和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性时间对传统的地方性时间和农耕时间的挤压，少数民族写作也遇到了不小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是现实层面的也是诗学层面的。民族历史、区域文化、族裔信仰、属地性格、精神图谱、地方性知识在当前的少数民族诗歌中被反复抒写，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这些精神向度和文化载力变得愈发重要。具体到个体主体性以及创作个性来说，每一个民族诗人又从情感、经验、语言、技艺等方面提供了差异性的多元化空间。这些充满难度与可能性的民族之诗、时代之诗、现实之诗、命运之诗为当下少数民族诗歌繁荣带来持续的活力与深刻启示。

当然，我们不能对“地域”“地方性知识”作狭隘化的理解，而应该将之与更广阔的时空结合起来。“地域”“地方性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化的变动空间，更为准确地说并不只是空间而是时空体结构，它与整个社会的大动脉以及毛细血管发生着极其复杂的渗透关系。然而，随着“景观社会”的来临，在由“速度”“城市”和“后工业”构成的现代性法则面前，曾经近乎静止的整体化的地域和一个个具体的空间、地点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动。与此相应，“地域性诗歌”的文化功能以及诗人与地域的关系已然与传统诗学迥然有别。这正反映出一个写作者与环境和地域之间相互刺激、拉伸、消长以及调整的复杂过程。

总之，面对着十年来的诗歌发展以及新变，我们看到了诗歌生态的每一个链条上充满的新的可能性。从精神世界的维度来说，诗歌文化正在形成一种穿越时空的传统。我们所期待的，正是能够穿越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一段历史的经受得起时间淬炼的精神传统和诗学传统。而新时代所形成或正在形成的精神传统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由此来看，评价一个诗人的个人才能不是凭几个诗歌奖、评论家的文章以及诗人的几本诗集所能说了算的，必须放在历史装置和传统谱系中予以确认和评价。也就是说，诗人的写作和时代评价都必须具有历史意识，具有对一个时代风景的整体性关注和扫描。

诗人既是“社会公民”“现实公民”，又是“时间公民”和“语言公民”，诗歌是诗学和社会学的融合体，是自主性和社会性的异质混成结构，也是时代启示录和诗学编年史的共生。我们期待着中国诗歌在未来能够真正创造出属于“当代诗歌”自身的传统，期待着中国诗歌在读者、公共空间以及世界视野中能够获得进一步的共识度和公信力。

（作者：霍俊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诗刊》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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