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为新时代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就短篇小说而言，创作主体关注中国社会变迁，把脉时代发展大势，反映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新气象、新样态、新格局。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网，摄影：张俊臣）

主题创作审美更趋自觉

当代主旋律文学中革命历史叙事多为正面描写，以革命斗争的现实主义描绘凸显历史叙事的崇高与神圣，近十年间出现了一些变化。刘建东《无法完成的画像》把带有神秘色彩的革命活动推到幕后，通过革命家画师给逝去战友画像过程的细腻描绘，展现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凛然气度与丰功伟绩，言此意彼的叙事追求提升了主旋律文学的品格。朱山坡《革命者》中“我”的伯父既是革命者，也搞美术，甚至有些放浪形骸，但他信仰坚定，为保守秘密而创作，显然溢出了传统的革命者形象。迟子建《喝汤的声音》打量封尘历史的海兰泡事件，但很少正面描写惨烈场面，而是借助家族史的视角、喝汤的细节和“牙齿”的隐喻梳理民族创伤史。张者《山前该有一棵树》写胡老师以自身的历史传承和精神追求，通过生活化的教学实践，塑造着无数幼小的灵魂。“疆二代”与胡老师及“树”构成的审美认知系统，传达了胡老师和胡杨树的生命价值。此类小说在艺术张力中实现了信息密度的增量，以日常化与象征化兼容的艺术表达深化了主旋律叙事。

随着城市化进程带来乡村新变，主体认知的重塑成为农民书写的新动向。短篇小说越来越关注乡村生态，且从文化主体层面去探究乡村社会命题。田耳《金刚四拿》以游走于城乡之间的“归来者”罗四拿找寻“金刚”的过程，试图对以往城乡二元想象有所超越。罗四拿不为现代都市所接纳，回乡后却能左右乡间的生死，缓解乡土的人伦危机。作者既不批判城市文化，也无意为乡土文明代言，而是从文化层面重估生命本体的价值，以生命本体的价值考量实现了对乡土文化灵魂的重塑。同样，汤成难《麦田望不到边》写苏北平原老农马永善与黑团之间默契的日常，展示了农民与土地之间朴素而深厚的情感。现代技术的介入，让老马当了一回电影里的主角，作者以心理波动描写完成了农民主体精神的重塑。

突进人物内心书写城乡变迁是主题创作的另一流脉。蔡东《月光下》聚焦于因时间流逝而产生的隔阂。刘亚和小姨李晓茹曾是亲如姐妹的两代人，那种特殊的亲密随着时间流逝，却在多年后都市重逢中不见踪影。岁月留下的是生分，是难以言说的心结。这种关系嬗变的书写，是在前现代乡村牧歌式的回溯性叙述中完成的。小说对情感疏远的追问并非是为了批判都市的现代性，而是透出普通人在都市生存的不易、无奈与艰辛。王占黑《去大润发》、朱文颖《分夜钟》、朱辉《七层宝塔》、文珍《咪咪花生》、张惠雯《玫瑰，玫瑰》、宋小词《小宴》、黄咏梅《昙花现》、吴文君《虹》等作品都有内向化的审美追求，力图在日常化叙事中揭开人物内心被遮蔽的隐秘真相。如赵大河《浮生一日》等军事题材作品，也从传统的正面战场描写转向主人公世俗日常的叙述，在情感生活的透视中洞悉抗战英雄的内心世界。

地方化书写的兴盛与异质性审美的张扬

近年来，“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边地文学”等引人关注的创作现象次第出现，这种命名超出了纯粹的地理空间概念，而是基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和自然地理因素的“合力”作用。邓一光、吴君、盛可以、厚圃等作家的深圳书写特色鲜明，记录了南方都市生活的各个侧面。南翔《伯爵猫》写一个叫伯爵猫的书店即将歇业，举办了颇具仪式感的聚会。作者借助陆工、铁粉老刀及读者的忆旧视角引出故事，弥漫开来的是一幕幕南方生活的场景。在惆怅而温馨的氛围中，作家、诗人、电影导演在叙述中纷纷登场。小说通过都市一隅，对南方日常中的人文气息给予地方化呈现。双雪涛、班宇、郑执等“80后”作家抱着和父辈荣辱与共的立场，以子辈视角讲述已成为“过去式”的国企工人下岗故事，同时也有子辈的自我审视。班宇《夜莺湖》就是“厂二代”集体经验的书写，提炼出当代都市青年漂浮迷茫的时代情绪。龚万莹《夜海皇帝鱼》《鲸路》等鼓浪屿题材小说，以地道的闽南方言来打磨故事，以个性化鲜明的叙事语言介入地方化写作实践。

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白色罕达犴》匠心独具地以亡灵视角来讲述生态故事，展开关于草原文化和自然生态的文学想象。兽医阿日坤与同伴到大兴安岭打猎，不幸被困在大雪中，由于一只白色罕达犴的引路而获救。可是同伴意欲捕获这只白犴，结果使之遭受重创。阿日坤为了报恩，救活了白犴。由于人类私欲膨胀无度，偷偷捕杀稀有动物，最终阿日坤还是死于偷猎者手中，暗示了悲剧之因不在“他者”，而在欲望的膨胀。作者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祈愿提出了人类自我重审的命题，有效回应了生态文明议题。次仁罗布《望远镜》写一个边疆少年放弃到城市寻梦的机会，而自愿留守边疆。望远镜作为隐喻，是少年心事延伸的道具，承载着家国与个体互动的情感逻辑。了一容《野菊花》讲述了牧马少年伊斯哈格和少女阿依努尔之间美丽而忧伤的爱情故事，人性揭示与草原民俗风情描写交相辉映。

雅俗互动彰显短篇小说文体的兼容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优秀的文艺作品要“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在“怎么写”的问题上向创作主体提出了新要求。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常常采用俯视视角，没有贴着读者写，让人民喜闻乐见又不乏艺术质地的作品不多。这种情况近十年来发生了变化，不少作家在“怎么写”的问题上做出了诸多探索，他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基层，尤其是受到网络文学以及自媒体影响，短篇小说在通俗元素的融入中变得既好看又耐看，显示了短篇小说的弹性空间以及文体优化的可能与趋势。

徐则臣《船越走越慢》以侦探外壳写世道人心，写来自亡灵的涓涓暖流在主人公老鳖内心的激荡。作者通过幻觉道出人物的内心密码：妻子以亡灵的形式表达对儿子的牵挂。作者的意图与其说是写辅警老鳖带队抓捕赌博团伙，不如说是以此来侦探自我的内心，追问自我的灵魂。侦探元素在小说中构筑着精神空间，盛放的是已逝母亲对儿子的魂牵梦绕、老鳖对儿子的愧疚之心。叶昕昀《孔雀》糅合了多种元素，初看起来如同类型小说，但细加品味就能发现，作者把两个残疾人的爱情写得峰回路转，其实意在探讨救赎的命题。

戏剧化的情节设置也成为激活短篇文体可读性的重要因素。姚鄂梅《去海南吧》戏剧化地呈现了闺蜜情谊的流变与波折。作者善于在意外的制造中把小说写得峰回路转，主人公陈艺唠唠叨叨地诉苦，让文颖产生陪闺蜜去旅行纯属救场的错觉。用网络流行语来形容，陈艺的倾诉无异于“凡尔赛”，文颖醒悟后断然拒绝闺蜜的邀请，然而陈艺在旅行中陷入绝境时，文颖又义无反顾地施以救援。闺蜜情谊所发生的戏剧性转折提升了文本的可读性，是当代女性的心灵标本切片。陈世旭《小城故事多》通过文化人的世俗生活片段展现了以老丁的艺术型人格与周光荣的世俗型人格的对峙与反差，以及由此造成的戏剧性效果。小说的魅力在于以诙谐的语言解剖人心，显示了以“轻”击“重”的美学风格。把戏剧化深入到人的灵魂，往往能把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写得跌宕起伏，成为故事性写作的另一向度。付秀莹《花喜鹊》写农民工老陈意外捡到一条项链，本想为儿子娶媳妇，但还是觉得有违道德，想把项链还给女主人。于是，他在对与错、是与非之间游移不定，甚至以花喜鹊的归来与否来决定是否将项链归还给女主人。作者不断为主人公找寻抉择的逻辑支撑点，写出了一个农民内心激荡起伏的曲折过程。农民内心左冲右突的戏剧化演绎，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丰富了当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谱系。

短篇小说艺术探索意识不断强化

应当说，近十年短篇小说美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但创作主体所追求的并非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是开放的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在新历史起点上的多样拓展。部分作家把自己对时代的思考，寄托于存在主义哲学思维和现代主义艺术表达，极大丰富了现实主义美学形态。

现代审美与古典风格的兼容成为部分作家的短篇艺术追求。东君《夜宴杂谈》没有清晰完整的情节，小说由散碎的谈话拼贴而成，人性的本相在碎片化的叙述中昭然若揭。乔叶《塔拉，塔拉》以散文化的笔致开启叙述，在旅途见闻式的描绘中萃取隐蔽在喧嚣中的人性标本。她的《煮饺子千万不能破》几乎没有情节，而只有对话以及人物的意识流，小说叙述流淌着有关食物的情绪与记忆，温润中见人心。秉持这种叙事追求的作家还有南翔、蔡东、草白等，他们在文体融合上都有自己的领悟和发现。《上海文学》每年开辟“文本探索专号”，推出了系列探索性文本，以媒介之力推动短篇文体在艺术形式上探索意识的强化。

逼近自我的存在主义追问成为短篇探索的精神指向，呼应着昆德拉的“存在”诗学。戴来《表态》写主人公“我”在女友、前妻、老头的逼问下被迫表态，而其实，“我”毫无选择空间。胁迫表态的心理需求显示了现代人的自我认同危机。老人张贴寻找自己的寻人启事，虽是企图让老伴迷途知返，但显然也是现代人寻找自我的隐喻。晓苏《老婆上树》吸收传统民间叙事资源，以诙谐的语言讲述了女主人公上树后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因此落入一种失重的境地。两次上树都是平衡状态的打破，把主人公推向观察者和思考者的位置。邱华栋《河马按摩师》以主人公高光永不停歇的寻找之旅把叙事上升到存在主义之境。陈然《几何学》以两个意象“井”与“镜”来隐喻人类在虚无的凝视中完成自我的审视。小说的叙述穿梭在虚与实之间，从他者的无法确认引向对自我身份的质疑。

从主题学上看，短篇创作“正向”思考不断强化，“光明面”得到理直气壮的书写。作为对底层叙事沉郁悲凉审美的反拨，人性的正向书写成为部分作家的选择。哲贵《完美无瑕的生活》直面边缘群体困境，以饱满的激情对世俗生活给予暖色调描绘。单亲家庭是残缺的，不完美的，但父女之间那种亲密关系，几乎可以完全覆盖那失去的母爱。随着女孩的成长，生理和情感上出现父亲无法解决的难题。但父亲借助养贵宾犬“奥巴马”消除了女儿的孤独，让萧小荔疏导少女经期的恐惧。父亲与萧小荔是否终成眷属，小说没有交代，却已不言自明。哲贵的叙事给人希望，以温暖的调子重启了向上向善的写作面向。弋舟《光明面》有着同样的思考向度，四面楚歌的破产男子与积极进取的阳光女孩，构成两种精神面向。在两颗心灵的碰撞下，男主人公的情绪状态悄然发生从“阴暗面”向“光明面”的位移。南翔《钟表匠》写两个都市独居老人的日常交往，一次达成彼此的精神互补，终究收获了珍贵的友情。

“题材热”是十年来短篇创作的重要特征，科学幻想、返乡扶贫、乡村振兴等成为短篇小说写作者主要聚焦的题材。《人民文学》2015年第7期推出三篇科幻小说：刘宇昆《人在旅途》、陈楸帆《巴鳞》和宝树《坠入黑暗》。他们把人性纳入宇宙星际与人工智能所构成的科幻体系来进行观察和阐释。正如新世纪以来以“向城求生”为主题的底层叙事那样，随着时间推移，如今农民工返乡潮频频进入公共视野，返乡题材小说成为中国城乡文化心理结构变化的佐证。刘玉栋《回乡记》以返乡者视角发现，城市的人情冷漠出现向着农村蔓延的态势。梁晓声《哥俩好》、姚鄂梅《爸爸的妻子》、余一鸣《地下室》、普玄《生命卡点》、郭文斌《如是我闻》等直面疫情，讲述发生在非常时期的中国故事，既有赞歌也有反思，是“在场化”写作的典型案例。李约热《喜悦》、少一《月光紧追不舍》等小说真实反映了十年来中国乡村的文化生态以及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面貌，成为文学为时代立传的范本。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看，新时代短篇创作担负社会历史使命，近距离观察社会热点问题，表达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和人文关怀。

从创作队伍来看，近十年来，有莫言、残雪、苏童、麦家、叶兆言、毕飞宇、韩东等成熟作家不断推出短篇新作，但中青年作家无疑是短篇小说创作的主力军，写出了不少为人称道的佳作力作，为文坛注入了生气与活力。同时，一批文学新人正在崛起。三三《晚春》对女性剥掉滤镜后的深渊化逼视，杨知寒《大寺终年无雪》对逃避与寻找中少女心态的细腻把握，宥予《最好的运气》营造的“爱”与“骗”同行的张力结构，皆以不同的审美气息确证了青年作家良好的艺术感觉。

（作者：王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财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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