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时代的交响

——新时代中篇小说观察

新时代的中篇小说的题材、表现方法以及思想情感等，既与过去本土的文学经验和传统有密切关系，也吸收了西方优秀的文学经验。新时代以来，国际国内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也在文学中得到反映。因此，中篇小说也一定表达了与以往生活和艺术并不相同的样貌。我试图通过对以下几部中篇小说的分析，阐发梳理新时代以来中篇小说的成就。

莫言《晚熟的人》切近现实生活，以“我”的身份、角度讲述故事，表达了他对生活介入的深度，同时有很强的代入感和仿真性。这部作品集展现了莫言在变与不变之间生长，他从容淡定地讲述故事，有着故事的土地性、人物的多变性和对现实的批判性。小说集凡12篇，几乎都是在高密东北乡的土地里成长的，我最欣赏的是中篇小说《地主的眼神》。人心和人性与身份没有关系，身份的认定是历史的范畴，与世道有关。地主孙敬贤不是好人，通过他割地时看“我”的眼神就能看到他的内心。孙敬贤的孙子孙雨来阳光、青春，热爱土地、热爱乡村，要多打粮食，很像梁生宝的孙子。身份是语言给定的，无论人还是社会，无论身份还是历史，都是语言创造的，这也是词与物命名的关系。

阿来《蘑菇圈》是一部内容充沛而丰富的历史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机村的阿妈斯炯的一生，书写了商品经济时代对机村的冲击，以及世道人心的改变。阿妈斯炯经历了50年代至今的所有大事件，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足以让她阅尽沧海桑田。蘑菇圈生生不息地为人类提供着美味的食物和生存的保障，它的存在或安好，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或相安无事。人生的况味，看不见摸不到，但又真实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命运中。阿妈斯炯受尽人间困难，但她没有怨恨、没有仇恨，对人和事永远充满善意。她随遇而安，只要有蘑菇圈，有和松茸的关系，有她自己守护的秘密就心满意足了。阿来小说中人的命运与况味，密切地联系着社会历史的变迁。

老宅既是祖上留下的基业，也是家族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的私人空间；既是具体的所指，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老宅里有数十年几代人的命运，那里的谱系关系是个人肉身的来处，也是个人精神的归宿。麦家《老宅》写外公、母亲最生动。但那里的家长里短日常生活，透露的是人生的虚无。故乡的故事没有惊涛骇浪，但在老宅里却一波三折，比如买卖老宅、分配遗产等。传言老宅“闹鬼”，母亲独自一人入住，随身只带了外公外婆的遗照镜框。这似乎是篇写乡村往事的怀旧小说，但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在一种看不见的对话中隐含了不同文明的矛盾和交流，也隐含了对不同文明形态的包容和宽容。母亲的形象是集天地万物于一体的“精灵”，无畏无惧，凛然大义，有敬畏，有担当。老宅是母亲的化身。

沈念《龙舟》可以看作“主题写作”，是建设美丽新乡村的故事，作品不仅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也继承了湘籍作家的传统和谱系。《龙舟》写到“现代性”和“中国性”的关系，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位从家乡亮灯村走出的大学毕业生，因爷爷突然去世，他奔丧赶回家乡。“我”既不是“大学生村官”，也不是“第一书记”，只是一个失去了爷爷的奔丧人。但他毕竟是亮灯村丁家的子孙，他决定暂时不回北京，要到老屋住些日子，这是小说主角与亮灯村重新建立关系的开始。“我”的重返故里，与那些建设美丽新乡村的“外来者”不同。首先，亮灯村是他的家乡，爷爷刚刚去世，留下来合情合理；其次，这是一个学建筑的专业人士，村里要改造老房子，这正是建筑师的专业；更重要的是，当事人目光所及，一切都是他熟悉的事物，都在他的童年记忆中。他对亮灯村的情感关系就这样被呼唤出来，留在亮灯村也水到渠成。“现代性”和“中国性”的关系，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是百年来不断被提起和讨论的，《龙舟》用小说的方式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对新事物、新观念的接受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并不意味着将过去全部抛弃或推倒重来，这些意象带着讲述者的观念一起来到我们的阅读感受中。

邓一光《深圳蓝》表面上写的是四个青年男女婚前婚后的情感纠葛。戴有高、李爱、蔡张望、吕冬冬两男两女，在波澜不惊中写尽了城市青年的当代病。这是小说实写的部分。但在实写部分的上空飘荡的，是一个关于深圳或关于当下青年心理和精神状况的寓言。这几个人，无论物质生活状况如何，有多大的差异性，他们的精神状况却出奇地一致。这是部相当现代、极具反讽意味的小说。邓一光的小说经常游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所谓传统，是因为他一直有对人生存和精神状况的关怀；所谓现代，是因为他总是能够准确地抓住这个时代城市人具有症候性的存在状态。

哲贵《微不足道的一切》开篇，失去自理能力的丁铁山被送进了养老院，不到一个月因为打人被遣送回来。对于儿子丁小武来说，父亲由谁来照顾或怎样照顾，是必须做的“命题作文”。丁小武的妻子柯又红曾在婚前因换房事件未与丁铁山结仇，有了这样的“前史”，丁小武曾试探将父亲接到家里，柯又红表示“门都没有”。丁小武搬离了家，一心一意照顾丁铁山，外人觉得这是丁小武在照顾父亲，但丁小武朦胧地感到他会以这种方式找回父亲，并以这种方式找回自己。作品情节的发展让人感到步履维艰，小说最难的是转折，如何完成这个转折是小说走向自然结束的关键。哲贵发现了“疾病的隐喻”，疾病是家庭最凶险的杀手，可以将一个幸福的家庭破坏得支离破碎。丁铁山的患病几乎毁掉了儿子一家，但哲贵的了不起就在于他反其道而行之，“疾病的隐喻”在这里有了新解：面对疾病的巨大压力，所有的人终归于善，过去的一切都“微不足道”，人心因善而与往事干杯。

蔡东《来访者》的讲述者庄玉茹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或治疗者，她的对象名曰江恺。这是一篇平行视角讲述的小说。庄玉茹是江恺的阳光，终要照耀到江恺内心的黑暗处。她不是抽象的理解和同情，而要通过具体的细节和办法让这个貌似“活得不错的人”走出黑暗。对于作家来说，更要关心怎样塑造他的人物，怎样让事件具有文学性。庄玉茹陪江恺回老家洛阳是小说最重要的情节。时间回溯，江恺重新经历了过去，那些美好与不快逐一重临，那扇关闭的心灵大门终于重启。他们来到白马寺，寺门已关，游荡中发现一家小酒馆，寻常生活场景弥漫的温暖、温馨和精致，让人怦然心动。充满爱意的生活是患者最好的艺术疗愈，庄玉茹对生活的爱意置换了江恺过去的创伤记忆。在一次访谈中蔡东说：“对日常持久的热情和对人生意义的不断发现，才是小说家真正的家底。”“意义不在重大的事项里，而在日复一日的平淡庸常中。”这不止是她的宣言，更是她在小说中践行的生活信念。

董立勃《梅子与恰可拜》是一篇“承诺与等待的小说”，表面上看是镇长、黄成、恰可拜与梅子的故事。一个19岁的女知识青年梅子在乱世来到了新疆。流落新疆的大学生黄成偶然间救起了因遭到凌辱企图自杀的梅子，两人相爱并希望在边地建起世外桃源，过男耕女织的生活。但黄成被几个戴着红袖章的人拖进了一辆大卡车。在荒无人烟的荒野里，恰可拜看到了这一切。黄成将梅子托付给了恰可拜，这是小说最关键的“核”。“承诺和等待”就发生在这一刻。梅子与黄成短暂美丽的爱情也从此幻化为一个“等待戈多”般的故事。黄成仅在梅子的回忆中出现，此后便被“放逐”出故事之外；小说中真正直接与梅子构成关系的是说着突厥语的土著猎人恰可拜，从他承诺照顾梅子的那一刻起，就是梅子的守护神。这是一篇充满“古典意味”的小说，等待与承诺的信守给人一种久违之感。在董立勃的讲述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那曾经的遥远的传说或传奇。

新时代以来，值得关注的中篇小说还有陈应松《滚钩》、葛水平《成长》、弋舟《所有路的尽头》、钟求是《我的对手》、林那北《镜子》、李凤群《良霞》、石一枫《地球之眼》《玫瑰开满了麦子店》、荆永鸣《较量》、林白《西北偏北之二三》、迟子建《空色林澡屋》、宋小词《直立行走》、陈希我《父》、张楚《风中事》、杨小凡《大学》、陈世旭《老玉戒指》、老藤《手杖》、杨晓升《龙头香》、孟小书《请为我喝彩》《终极范特西》、马晓丽《手臂上的蓝玫瑰》、东君《卡夫卡家的访客》、王凯《星光》、肖勤《你的名字》、海勒根那《巴桑的大海》、索南才让《月亮和大漂亮》、须一瓜《邮差藤小玉》、盛可以《建筑心理学》、徐小斌《芭提雅——一部电视剧的诞生》等。这个挂一漏万的名单还有很长，这些作品从不同方面表现了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

（作者：孟繁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孟繁华专页

文学史更是一个实践的领域（孟繁华）

乡村中国现代性的另一副面孔（孟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