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所带来的文化转变一直未被现当代文学学界所充分重视。虽然有诸多文章在讨论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文化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问题，但是，很多文章只是表象性地陈述一些文学中的传统文化符号与故事、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并未真的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根本，故而并未真正关切到这样一场文化复兴所带来的文学转折。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在引进西方文化所带来的三千年文化大转变，而新文学的产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大转变背景中借鉴西方文学而进行的。百余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实验”了西方文学数百年的经验与方法，也“实验”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与方法，文化的借鉴与学习更是广泛而复杂。当然，这其中也融入了一些作家对传统文化、传统文学资源的借鉴。这一系列探索，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相对于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文化的发展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此时，更多的人便看见了被抑制着的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这正是我们的集体无意识或文化基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新成就，正是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

（图片选自《典籍里的中国》）

当前，文化界一直在讨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现象。而当代文学研究界并未强烈地意识到这样的大变局对自身的转折性意义，其原因在于现当代文学是从新文化运动的基点上开始的，也是沿着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在演进，其文艺理论资源更多的是从西方文艺理论那里引进，而当前所进行的这样一场传统文化的复兴意味着我们要向中国传统文化、文艺理论要资源、要方向。这不仅需要我们重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还要重新借鉴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论与方法。这是难的，需要时间，需要重新学习与理解、融合。

同时，另一种现象也值得重视。网络文学与影视在很多方面走的是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所遵循的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性方向不同的道路，它们或直接从古典文学那里吸取经验与故事、人物形象，或者从古典文学那里学习古典精神，且这些文学与影视作品在当下广泛传播，影响到广大的人群。这与媒介的变化有关。网络与手机媒介的产生及其在生活中的广泛使用，使纸质媒介中生产的很多原创文学作品逐渐退回到“出厂状态”，但在网络与手机上广泛传播的往往是二度生产过的或是碎片化的文学，或者是被影视转化的产品，很多的“严肃”文学、“纯文学”却被束之高阁。纸质媒介的式微与数字媒介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着文学、文化乃至我们的生活。传统文学杂志、出版社进驻直播间，是顺势而为。如果固守不前，靠纸质媒介而形成的“传统”文学与研究会更加成为“文人的圈子文学”，与广泛的大众生活形成了更大的距离。媒介的高墙矗立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与确认。从根本上讲，媒介的转变要求人们去重视媒介本身，正如文字的创造产生了最初的文学、纸张的产生和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古典文学的普及，而报纸、杂志的产生和书籍的推广推动了新文学的繁荣乃至近代社会的革命，网络和手机媒介的产生改变了当下整个世界的文化传播和人类生活。这要求我们依托媒介的新变不断求索，推动文学在新的语境中更好地发展，甚至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样态。这是基于历史经验所产生的规律性认识。而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传播，必将借助网络与手机媒介改变当下的文化格局，文学也概莫能外。从历史的经验看，文学往往走在时代的前面。事实上，网络文学、影视也许正走在我们想象不到的路上，而由网络、手机、综艺、游戏等“养大”的新生代所创造的文学又将是什么样呢？我们难以想象。但这样的未来正在来到。

特别值得一谈的是，当代文学研究是基于当代文学样本研究而进行的再生产活动。但当代文学的发展却强烈要求新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出现，要求批评者和研究者打通严肃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学术壁垒，打破现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甚至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学科藩篱，打破媒介的高墙，面对广大而真实的生活，面对丰富而生机勃勃的新文学、新文艺，尤其要面对网络与影视，不是以后知后觉的呆板的研究方式解读、总结文学现象，而是以思想者、社会改革者的姿态引导当代文学艺术尤其是网络与影视的发展。如果那样，文学批评与研究将重获生机，重获尊严。文学也将走向良性发展的大道。在这样的“打破”面前，最需要打破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成见、无知与对立。它召唤我们重新回到宋明理学或六经注我的历史时刻，甚至周公与孔子创立礼乐文化的大写意时代，重新认识我们的先祖文化，并且反思现代文明，重新进行新的创造，然后，以这样的新的思想引导文学的发展。这是值得期待的。

（作者：徐兆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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