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岚的《田野之眼——视觉时代的人类学纪录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6月版，以下简称《田野之眼》）是一部运用阐释学、文本研究、视觉思维等方法，探讨人类学纪录片诸如影像记录、文化深描、民族志的发展历史、创作观念、形态建构、叙事美学、文化书写等一系列核心问题的有思想有深度有价值的学术专著。

可视性文化与人类学纪录片的镜像表达

文明具有可视性。人类有着漫长悠久的视觉图像史。图像是人类一种古老的信息记录和传播方式，其历史和人类起源一样久远，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图像是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按照柏拉图的观点，人类终生在与“镜像”发生联系。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和融媒体的广泛使用，图像重新占据重要文化高地。“图像时代”的到来，并非否定人类社会图像久远的历史，而是对人类社会文明表征的再命名；图像不仅是文化符号和存在方式，更是时代语态和信息本质。人们的思维方式伴随信息呈现和传播方式由文字向图像的转变，逻辑思维向形象思维的迁移，图像在图像时代，既是现象又是本质。21世纪，影音技术迅猛发展、视觉文化汹涌如潮，它赋予长期只存在于书斋和研究室的人类学文献影像以真正服务于人类整体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人类学纪录片以它综合的视听能力，为人类记录下种种曼妙的生活现场——自然风景、时代风貌、人文气息、宗教仪式、婚丧嫁娶，还有那些生动的情感和情绪——笑容、悲伤、焦虑和困惑。作为人类学研究的文本而存在的人类学纪录片从诞生起便承担起记录、传播、研究的文化人类学功能。人类通过影像，讲述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作为视觉人类学重要的研究范畴和手段的纪录片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学的表述方式和“写文化”的形式，与（视觉）人类学的本体研究有着极为深刻的互为价值认知和意义启发的关系。正如《田野之眼》所言：随着人类学由“书斋摇椅”时代走向“田野”时代， 21世纪的人类学纪录片在新媒体和数字影像技术的加持下，展开了一个辉煌的序幕。

文化符号与“有意味的形式”

于20世纪70年代获得学科独立性的视觉人类学，相较于整个人类的视觉历史而言，堪称年轻；然而视觉人类学经历半个世纪的发展，宣告人类学视觉转向时代的来临。视觉人类学是一门“人类学的艺术”，同时也是一门“艺术的人类学”，理应是纪实性和审美性并重、人文内涵和艺术表现共生的学科。

19世纪以降的摄影术和摄像机的发明，特别是后者为人类的视觉记忆和视觉思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视觉是一种文化符号，用视觉形式做记录的尝试是人类的文明自觉，是“有意味的形式”和对人类文明记录的尝试。视觉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文明是可视的”的理念基础之上的。视觉人类学承担着阐释和复原人类文明的重任，皆因文明是可视的。《田野之眼》对这一研究内容的界定，是将人类文明放置于一个语境下：任何时间点上的人类文明皆可以一定的视觉形式表现出来。而视觉人类学的任务就是要捕捉这些文明印记，以此对相应的时代和历史作出文化内涵和价值的思考，视觉真正成为文明的象征和符码。从这个层面上看，视觉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上至人类文明初始，关怀当下，面向未来。

借助视觉人类学的学术引领以及数字影像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代中国人类学纪录片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影像中异常引人注目的部分。与新世纪文化多样性同构的人类学纪录片，表现出多元的发展样貌，极大地拓展了人类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

在视觉人类学视域下，人类学纪录片的“表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被关注的学术焦点，如何表述、谁来表述、表述什么等都是学界不可不考虑的问题。这是人类学纪录片成熟发展的体现，也是视觉人类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学科深刻的自我审视和内在生长性的结果。《田野之眼》的观点别具一格：当代中国人类学纪录片在视觉人类学视域下获得了更为深广的书写品格。有别于早期受西方影像民族志影响下的“东方奇观化”表达和20世纪80年代“电教片”式的程式化，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影像民族志在叙事上基本形成非奇观化的日常叙事、非固定化的空间叙事、民族精神和族群记忆叙事对象化的美学范式，在国际视觉人类学领域独树一帜。叙事上的特点既内在的符合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态势，又高度契合影像发展的趋势，呈现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影像民族志的叙事美学。文化视野进一步拓展，由“远方”走向“庭前”，关注身边的文化事象，及时承接“回归生活世界”的学术转向；在文化使命上由“文化抢险”和“抢救旧文化遗存”逐渐转向文化书写和文化建构，承担起观照当代民族文化视角，审视文化变迁的轨迹和脉络的功能；在文化表达方面展开人文关怀，对当代多元民族文化的表达和对情感唤起等方面显示出不凡的表现。

影像赋权与艺术的人类学

视觉人类学在现代媒介技术的推动下，为人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的拓展提供了外在动力，新媒体时代的视觉人类学必然面临人类学纪录片观看形式和传播形式的改变，传播介质也必然引起传播内容的更新。数字视频、手机视频、交互式网络等新媒体业务在传播上趋向于微型化，微阅读、微观看成了新的看读方式和思维方式。沉浸式、深层思考、完整体系的文化知识形态不再是大众接受的主流，代之以支离破碎的信息点和体验性感知方式盛行。当代视觉人类学在时代变迁和技术发展的机遇下，表现内容发生转向的同时，其表达形式和美学形态也有嬗变，即彰显了人类学纪录片强大的影像赋权能力。

视觉人类学的当代研究面临新挑战，《田野之眼》认为人类学纪录片不仅需要通过镜像聚焦和折射的当代文化视像，还需要直接面对人类活态的视觉文化现象，面对不同群体的视觉表达、视觉传播和视觉行为，研究人类的群体性图像信息、视觉符号和视觉文化行为，关注视觉媒体和媒体革命对文化的影响，考察在现代视觉媒体影响下的文化变迁。当代视觉人类学视域下的人类学纪录片，不仅需要将镜头聚焦民族文化事象和文化景观，置民族文化于静态观照，更需要直面人类活态的视觉文化现象，捕捉其发展态势和未来性；不仅需要关注人类的视觉文化信息和视觉文化行为，更需要对文化信息和文化行为背后的社会发展态势和文化变革进行整体认识；不仅需要分析外显文化符号，更需要探索主体文化心理；不仅需要严谨人类学的学科规范，更应该尊重人类学研究的主位立场和民族文化自我表达的有效性。从这个层面理解视觉人类学，其意义就远非解决人类学“表述危机”，而是极大地拓展了当代人类学的疆域，比如媒介人类学、艺术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感官人类学、共享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地方人类学等。因此，《田野之眼》为人类学的未来走势展开了令人期待的前景。

（作者：李明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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