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吴文莉及其书写移民族群的三部长篇小说尽管都比较熟悉，也就此写过一些文字，但对这三部小说所赖以构成的知识谱系与吴文莉作为“70后”城市女作家的身份之间的关系，一直有些好奇。因为自从世纪之交“70后”作家登上文坛以来，他们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一群书写城市时尚文化，书写身体、隐私与感官体验的另类作家。而来自陕西的这位“70后”城市女作家吴文莉，却用了近20年的时间，在执着地书写120多年来山东、河南难民流落陕西关中的移民史，其中充满了苦难、饥饿、病痛、死亡，以及求生的挣扎与奋斗，而且写得又如此生动、逼真，触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灵。那么，支撑这种书写的知识谱系是如何与一位“70后”城市女作家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位怎样的70后城市女作家？

我一贯认为，小说作家的叙事不仅仅需要天赋和才情，更需要知识和经验的支撑。因为作家所讲述的故事都是在特定地方、特定时间、特定行业发生的，而这些特定的地方、时间与行业又是由必须深度认知、体验的知识和经验构成的。这些知识和经验便是故事发生的基本语境。小说作家尽管有着虚构的合法权力，故事及其情节是可以虚构的，但知识是不可以虚构的，而且，小说中知识的真实程度，标志着一个作家的写作诚信和艺术伦理。因此，当一个作家要讲述某个故事时，首先必须深入研究、习得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时间和行业的相关知识，并形成讲述这个故事所必需的知识谱系。作为吴文莉前辈的陕西作家路遥在写《平凡的世界》前，不仅有着从小在陕北生长的苦难经验，本来就熟悉陕北的地方性知识，而且为了更加深入地习得他所书写的那个时间区段内的时间性知识，他一张一张地翻阅了每一期《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竟至把指头磨破；另一位陕西作家陈忠实在写《白鹿原》前，为了获得民国年间的地方性知识和时间性知识，仅查阅地方志和相关历史文献就用了几年的时间；贾平凹小说中呈现出的秦岭大山里山民生活的特殊知识，以及秦岭风物志式的书写，同样可以看出作家经年累月对秦岭人文、自然等地方性知识的习得、积累与深度体验。

同时，一个作家的知识谱系本来就不是由普遍性知识构成的，而是由特殊性知识构成的。文学写作本来就是对特殊性知识的书写。这种所谓特殊性知识主要便是指地方性知识、时间性知识和行业性知识。地方性知识是一个人类学概念和科学实践哲学概念，国内外都已广泛应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文学写作，尤其是小说写作，还要特别提出另外两种特殊知识的概念，即时间性知识和行业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在国际语境中是指非西方的或非现代性的、某种民族性的生活常识和风俗习惯；在中国语境中，是指区域性的、由方言表达的、某个地区或族群的生活常识和风俗习惯。这种知识不仅在人类学研究、科学实践哲学研究中非常重要，而且在文学写作中尤其重要。事实上，几乎所有文学名著都是由地方性知识构成的，都是一种方言写作。

时间性知识不等于历史性知识。我们都知道历史是被建构出来的，是用来演绎人和权力的关系的。除了司马迁那种“无韵之离骚”式的“史传体”历史叙事（同时也是文学叙事）外，历史性知识很少涉及普通人群的生活常识和风俗习惯。而时间性知识则是某个特定的时间段内，由普通人群的生活常识和风俗习惯构成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类型。

行业性知识更是一种特殊性知识，是只在特定行业内才能存在的、对行业外人士来说完全陌生的专业知识类型。譬如，另一位陕西作家陈彦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梨园行的特殊性知识构成的。如果不熟悉梨园行的知识，就不会有《装台》《主角》和《喜剧》。

或许是由其特定的书写对象决定的，吴文莉小说的知识谱系可谓地方性知识、时间性知识、行业性知识的一次聚合。

吴文莉小说知识谱系中的地方性知识包括河南、山东和陕西的大量风物、人物个性、习俗和生活方式。《叶落长安》中河南人与陕西人生活习俗的差异和融合得到了大量展示，如对陕西的“胡辣汤”和河南的“胡辣汤”的不同精细描写，以及大量陕西人经由河南移民郝玉兰的烹饪绝技和舍命经营，爱上了河南的“胡辣汤”等一系列书写；《黄金城》中，被贬到河南乡下没吃没喝的刘兰草，用对西安城里各色名小吃的精细回忆和讲述，来让自己的儿子毕成功抵御饥饿的折磨。

吴文莉小说知识谱系中的时间性知识，包括了19世纪末期以来120多年的时间区段内，河南人、山东人、陕西人的生活常识和风俗习惯，涉及晚清时期的灾荒、花园口决堤中河南难民的生存境况、新中国成立前后西安城小东门内外的生活情境、“文革”中的城乡社会样貌和世态人情、改革开放以来西安城内移民族群的发家史等，由几个大的时间节点上的知识构成。三部小说中，每一种时间性知识的书写都经过了作者从大量文献和老一代移民的口述实录中求证，经过了作者设身处地的感知、体验和想象力的过滤，因此真切可感。

吴文莉小说知识谱系中的行业性知识，涉及生意行、餐饮行、梨园行、佛教、农事、中医、木匠等许多行业的特殊知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对每个行当特殊知识的习得、体验与书写都到了“行家里手”的程度。这其中自然暗藏了作者大量不为人知的直接或间接学习的艰辛。

从学理上来讲，小说写作的难度与深度，不仅在于对所谓本质真实和历史必然规律的揭示，也不仅仅在于艺术和审美上的天赋与才情，还在于作家建构属于自己的特殊知识谱系的艰辛，以及对这种知识谱系的书写和呈现。如果说，对本质真实和历史规律的揭示，以及艺术和审美的天赋与才情是一部小说的光彩与灵魂的话，那么对特定知识的书写则是一部小说的实体、躯干和血肉。试想想，如果连实体、躯干和血肉都没有，何来光彩与灵魂？如果一个作家只能把握住光彩和灵魂，那他可能是一个诗人或者哲学家，是写不出小说来的。

吴文莉用密集甚至有些超载的地方性知识、时间性知识和行业性知识，及其对这些知识的深度体验、极限体验和“小叙事”方式，扎扎实实地书写出两个移民族群和一座城市、一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并由此升发出陕西、河南、山东这些中华民族最早繁衍生息的地方所固有的民族精神这样的光彩和灵魂来。

同时，吴文莉以一个“70后”城市女作家的身份，通过长期在西安的河南移民族群、在关中各地“山东村”中的山东移民族群中生活、学习、交流、观察和田野调查，以及大量文献的阅读，习得并深度体验了本不属于她的这些地方性、时间性和行业性知识，本身就诠释了一个特殊的“70后”概念——“陕西70后作家”，从而也终结了人们关于“文学陕军断代”“陕西没有70后、80后代表作家”等种种担忧和关切。

陕西的“70后”“80后”“90后”作家，本身就生长于一块文化厚土和重要文学传统的聚集之地。他们既具有这个全新时代应有的精神视野和文学观念，又延续着前几代文学陕军形成的“陕西经验”，正在成为一个既可以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道路，又具有新锐的文学观念；既与传统文化保持着血肉联系，又具有现代体验和现代精神；既可以写苦难、写饥饿、写农事、写中医、写宗教、写戏曲，又可以写城市、写时尚、写新时代，显著区别于文坛上其他区域的“70后”“80后”“90后”作家群体，并以此标志属于自己的知识谱系、文化气质和精神个性。吴文莉是其中的一位，也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作者：李震，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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