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人们的观影兴趣，观众对电影的期待更多会去延伸日常生活的惯性，希望故事强、节奏快，热闹折腾，几乎没更多的耐性来观看一部慢于日常节奏的电影。其他艺术形态也同样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例如人们不愿意花时间看完一部慢节奏的小说，或者一出戏曲，甚至文艺晚会，总是把生活中积极投资赚钱的那股劲带到对艺术的欣赏中来，普遍缺乏耐性，快餐式地浮光掠影，浮躁情绪弥漫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的艺术倍受冷落，那些哗众取宠的假、伪艺术错误地引导着大众的审美认知，大有劣币驱赶良币之势。

书画界趋利倾向尤为严重，丑书丑画横行，网络平台助推着这种现象，使得当下文艺审美追求滑坡渐成趋势，短视频中粗俗的影像展示，网络电影题材的妖魔鬼怪、血腥暴力、色情暴露、离奇古怪的题材混浊了观众的眼睛。日常生活题材的艺术呈现是要达到“陌生化”效果，是需经艺术家对题材的理解、对艺术凝炼加工之后，通过不同的艺术形态，遵从艺术创作规律而完成艺术创作过程。作品虽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其目的是挖掘日常生活中本有的真善美，或者是创造生活中缺失的真善美的精神内核，而非假恶丑的内容展示和夸大。近期上映的表现“敦煌女儿”樊锦诗先生的影片《吾爱敦煌》是一部值得静心去接受灵魂洗礼的一部电影佳作。

在电影题材上，要把一个英模人物搬上银幕，容易被套上主旋律电影的概念性认知。《吾爱敦煌》的高明之处在于对樊锦诗作为一个人的生活展示到位，有血有肉，有家庭，有日常，各种普通人所要面对的一切，樊锦诗同样要面对，她鲜明的个性是通过漫长的生活累积形成的，是有性格发展的过程变化，从一个北大毕业的青春少女到大漠敦煌工作60年，历经了生活的沧桑变化。对于观众而言，樊先生伟大人格的形成有可信度。这是基于生活真实，而非导演选择性地横截面式仅展示其辉煌的一面，否则容易让人有刻意拔高之感。

一个艺术形象的塑造，无论是英模人物还是其他，要注重在情节推进中刻画人物性格的变化，这样更易于观众的审美接受，所塑造的形象真实可信，是在生活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樊锦诗经历了就业、成家、为人母、职业升迁、亲人生老病死每个节点，每个生活阶段都无异于常人，但是观众从影片中假设若置身她的阶段，大多数人可能做不到樊先生那样，电影题材的表现恰恰提供了这种反思的可能，观众做不到，樊先生做到了，她的伟大人格顺理成章被观众接受，人物形象就立起来了，这样的艺术处理给拍摄主旋律题材以很好的借鉴。

《吾爱敦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作品的形式外观是纪录电影，没有很强的戏剧冲突，但是人物的生存与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冲突，樊先生60年坚守大漠，研究和守护敦煌文化，这份工作在外人看来是极其枯燥乏味的，在莫高窟的时间仿佛凝固了，空间也禁锢了一样，与社会发展似乎脱节了。要有什么样的毅力才能坚守这样的人生？樊锦诗先生作为常人的生存与这样的工作环境之间产生了反差张力，吸引着观众去接近樊先生的伟大灵魂，从她对事业的执着中，从日复一日的平淡工作中，从与旅游开发者的顶撞中，从莫高窟的数字化保护中，一种生活平乏与事业伟大之间的反差让观众窥探到了樊先生的人格魅力。电影用自述的形式外观来叙事，让观众感觉亲近，容易产生带入感，进而产生共情。影片叙述语言的（内心独白）文学性很强，像一篇内涵深刻的优美的随笔散文，娓娓道来的叙述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影片的艺术感染力还在于音乐的旋律渲染，大提琴曲的垫乐与大漠苍茫的景象相应和，也只有这样深沉的大情怀配乐加上敦煌的大全景，才能映衬樊先生的崇高精神，作为大写的“人”的樊先生，她的精神境界笼罩着观众的审美感受，影片带动的审美情绪波澜壮阔，敦煌自然景观的大美与樊先生精神的大爱相辅相成，互相激荡，影片从而给观众产生崇高、壮美的审美感受。

《吾爱敦煌》让我们又重拾理想，反思自己的人生，观众在樊锦诗先生高尚的灵魂面前接受了一番洗礼，洗涤庸碌的人生俗气，寻求坚守理想信念，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追寻平凡生活中的意义。所有这些正能量的感悟都能从影片中汲取到，这种感悟是悄无声息地沁入我们的审美感受，而不是生硬地说教，观众沉浸在樊先生的高尚的精神世界里，看似平淡无奇的纪录电影拍摄，其带来的精神冲击力很强烈，这种表现手法是值得拍摄主旋律题材影片借鉴的。

（作者：张应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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