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作家有属于自己的季节，就像好作品有属于自己的色彩一样。作家严歌苓有她独有的季节和色彩吗？

　　写了《家》《春》《秋》的巴金，笔下有凄凉、有肃杀、有控诉，但总是一种春天的感觉，那是从年轻的心底流淌出来的激情，有一种春天独有的蓬勃和活力。

　　汪曾祺就不同了，《受戒》《大淖记事》虽然写的是少年男女朦胧萌动的情愫，但笔触中的云淡风轻不经意间透露了老者的睿智与通达，有冬日湖泊的宁静和苍茫感。

　　严歌苓的时令则是秋意秋色。

　　“缺席的在场者”

　　秋是沉甸甸的，是收获的季节，恰如勤奋高产的作家一样，秋的沉实和丰饶就是一种最朴实的自我证明，无须多言。严歌苓的丰厚，离不开作品创造的那一大批为人们耳熟能详的鲜活灵动的人物——小渔、文秀、老金、多鹤、张俭、小环、玉墨、陆焉识、婉瑜、萧穗子、何小萍、刘峰……他们早已深入人心，给每一个亲近过他们人生故事的读者、观众带来过感动与思考，这一切都毫无疑义地向大众提示着严歌苓的创作才华与成就。

　　好作品的产出必要经过心灵的沉淀和酿造，而持续不断地酿造出好蜜，除了家庭影响——基因和才华，还非得有像蜜蜂般的勤奋不可，那是一种远远超出常人的刻苦与坚韧。严歌苓的个性和当下五零后的所有成功者一样，好强与坚韧是他们最突出的性格特质，做什么就要做得像样子，还要做到最好。她在同龄人中无疑是幸运的，家世好、早慧、起点高、引领潮流，跳芭蕾舞、进入鲁迅文学院、上世纪90年代赴美留学、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在那个时代嫁给了一位深爱她的美国外交官。然而，这种种幸运的前提却是作家的才华与美丽、以作品成名立身早，在国内学习时与后来成长为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的重量级作家和编剧们有着深厚的渊源。这一点让她和留学潮中出国的创业者们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即她虽然去国多年，却并不像很多人那样失去了国内的根基，在当代中国文学影视界她始终保有一种“缺席的在场者”身份，又因远离国内环境与作家编剧圈子若即若离而能够保持一种超脱姿态。

　　在边缘处追索的冷静

　　严歌苓的目光始终聚焦于中国的历史苦难与温暖人性，祖辈父辈的经历、她自己在国内丰富的生活阅历经过岁月淘洗，酿造出了如日益醇厚的陈年老酒。她的故事是属于过去的，笔触以回溯式居多，正好和文学是一种回忆或创作需要拉开必要的时间距离等要求相契合，也赋予了她的作品整体上的追念怀想、叹婉慨然的韵味。同时，侨寓的身份与纵跨东西方的国际视野又为她带来了一种开放、冷峻的审视立场，让她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或是非洲的某个外交公寓一次次进入中国历史与人性隐秘的通道去探察与剖析。作家的探察是敏锐细腻的，总是能够切入苦难的深处。因为空间阻隔这种思考也更为理性，如严歌苓自己所说的，她在哪里都是边缘人，也因此更好地保持了一种在边缘处追索的冷静。

　　较近由严歌苓小说改编的热映电影《归来》和《芳华》无论表现什么，都带有浓厚的伤痕意味，由此引发的社会反响之大既和她此前小说改编影片的热度一以贯之，证明了严歌苓对苦难柔情与复杂人性的刻写再次叩中了大众的神经与情绪。同时，当下社会对历史的反思通过这样一位远离本土的作家的隔岸遥望与探察得以实现，似乎又让这种叩问与追忆平添了几分欲说还休的意味。不得不说，大众接受的反响与热潮是有代价的，以《归来》为例，影片改编剥离了严歌苓原作的重要血肉。原小说《陆犯焉识》笔触之细腻、内容之厚重在严歌苓的作品中是突出的，陆焉识的人生苦难与历史苦难在作家的笔下既平静又无奈，以至于惊骇、震撼，每一处都充满了力量。然而在电影改编中这些情节段落基本被舍弃了，置换成了一个类似于上世纪40年代美国好莱坞《鸳梦重温》式的故事，外加上一个女儿的真诚忏悔。影片中表现的爱的深情与苦涩是催人泪下的，但小说的反思与批判力度却因此打了很大的折扣。

　　严歌苓作品的色彩是斑斓的，这一点也和秋季暗合，但斑斓中又有某种相通相近之处，这就是秋风秋雨愁煞人中那无法遮挡的温暖光芒，那是人性的尊严、美丽与柔情带来的。单凭这一点，严歌苓就不愧为一位有着鲜明艺术自觉与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家，因为这一自觉也正是文学存在的理由和宗旨，贯穿着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追求与原则。苦难，在严歌苓的笔下，长着多副面孔，历史的、种族的、时代的、国别的、地域的，苦难就像瘟神一般永远不肯放过世俗中可怜的、柔弱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无助的女人们。作家一直坚守着对苦难柔情的书写，在小户人家的生老病死、在男欢女爱、在隐秘幽玄的人性中揭示历史的苦难、暴力与丑恶。《小姨多鹤》中，张俭从对多鹤无法抑制的憎恶到刻骨铭心的爱恋，作家不用再多费周章，已无声而有力地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带来的战争罪恶与对普通人命运的拨弄、毁灭；《少女小渔》中，作家书写那催折人志气、左右人意志的命运与无助，却更写出了艰难中人的天性里的美好、善良，被唤醒的尊严与勇气，以及那可以跨越国别、种族与年龄的柔情。即使在《天浴》这类表现特殊年代邪恶蹂躏女性的故事中，人物的悲剧与那个时代的阴霾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但在文秀之死与老金的生死追随中又分明是野蛮残忍中的一缕阳光，他们的决绝姿态正是对人的尊严的呐喊和对黑暗的抗争。

　　严歌苓创作的大众文化的消费特性

　　当代作家作品中，严歌苓的小说是最被影视所青睐的，频繁被名编剧包括她本人和大导演们合力搬上荧屏银幕是严歌苓和她的作品的幸运，这无论对增加作家的版权收入还是提高作家作品的名气都有着巨大的现实利益，也是当代多少作家梦寐以求却难以企及的。这些改编为严歌苓和她丰富的创作推波助澜，就像麦场上铺开晾晒的金黄谷穗或是折射着秋日暖阳、晶莹剔透的石榴一般光彩夺目，牢牢吸引住大众的目光。在注意力经济时代，能够吸引大众、赢得大众、作品还总是能够引发大众的热议，不就是一种巨大的成功吗？必须承认，这中间一定有属于她独有的、扣动大众心弦的创作密码。细思之，除了对人性与历史的刻写之外，故事的传奇性、画面的即视感也是严歌苓的独门绝技和创作密码，这两点也是影视转化特别青睐她的故事的重要原因。这也几乎是她大多数作品的共性，在《铁梨花》《金陵十三钗》《第九个寡妇》等小说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然而，传奇性到了火爆的地步，虽然更抓人、更热闹了，但美学上却无法免俗，文化消费性更鲜明，远不如前文提及的那几部小说韵味悠长，也是作家与影视工业过于亲近带来的无奈和尴尬吧。最近的《妈阁是座城》写当下生活，写澳门赌场，已从传奇走到猎奇，写人物的嗜赌本能颇为传神，因为这一点更多地依赖经验即可把握，而写上瘾的爱情如同赌博一般无法自持，却缺少生活的切近感和烟火气而难免隔膜，对人性的描摹也就失之轻浅。

　　丰富与斑斓让严歌苓的作品成为一个多种话语碰撞缠绕的交汇场，其中既有反思历史与政治的精英思考，也渗透着大众文化的消费特性，当然还有着作为美籍华人作家的全球视野与价值观。这让严歌苓的整体创作趋于一种含混的丰厚，沉重与轻浅同在，反思与趋时并存。她是侨寓的、边缘的，也同时是主流的，甚至可以说当下的大众文化与严歌苓及其身后的一大批文化精英的构建是分不开的。而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特色与分寸感正是大众所需要的。

　　秋之收获，是酿造的本钱。伴随岁月长河的流淌，严歌苓沉淀愈深，一定还会带来她独特的故事。

　　（本文原载于《北京晚报》2019年11月26日第33版）

（作者：戴清，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视听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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