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新时代青年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有“勇做新时代弄潮儿”的志气，有“惟其艰难更知勇毅”的恒心，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站在新起点，面向新时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摆脱写作惯性，突破审美瓶颈，建构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学叙事之维，是摆在当代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面前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今年是五四运动101周年。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人们难免会谈及两个问题：一个是“何为青年”？另一个是“青年何为”？

　　众所周知，在五四以降的20世纪历史语境中，“青年”一词并不单纯是一个称谓，其中还蕴含着十分强烈的价值判断，它本身寄托着一种期许和希望，代表着一股蓬勃向上的力量。这种观念在进化论的加持下日渐成为了社会的普遍共识，“青年”自觉等同于进步、未来、前沿、先锋、时尚、多元、开放。我们常以“青年人”自诩，但同时不应忽略一个事实，在前辈、长者眼中，我们不过是一些涉世未深、有待成长的“年轻人”。世界是你们，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谁”的？当我们谈论“青年文学”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是谁在定义着“青年”？我们是在创造着属于“谁”的未来？这个未来是面向青年无限敞开的，还是早已被预先设计好的？

　　许多青年作家不无感慨，鲁迅、胡适、徐志摩、傅斯年等文学前辈在相近的年纪已经成为文坛青年们的领袖，余华、苏童、格非、王安忆、阿城、王小波等先锋作家也在同样的年纪写出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品，我们在他们面前会感到汗颜。难道五四一代和先锋一代真的比当下的“80后”“90后”作家更优秀吗？针对这个问题，学者许子东曾给过一个解释：他们都处在一个思想文化剧烈动荡的时代，既有的文学范式、价值系统的合法性遭到普遍质疑和严重挑战。科举考试废除后，儒家纲常伦理传统被抛弃，五四新青年于是发出“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先声。“文革”结束后，僵化的“三突出”创作模式突然失效，先锋作家趁机打破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文学格局，大胆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写作技法，开展文体革命和叙事实验，进而重构当代文学的美学标准与评价体系。如今，我们正身处一个“新时代”，全球化、互联网、自媒体、人工智能等新兴文化形态，正在不断刷新和改变着我们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在这其中无疑孕育着文学范式转型乃至颠覆的可能性。作为“新时代”的剧中人，青年何为？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当被问及“从何时开始有自觉意识地写作”时，多数青年作家表示，自己正在或已经进入文学写作的“自觉期”。与“青春文学”分道扬镳，完成“自发写作”向“自觉写作”转型的成人礼，基本构成了现阶段青年作家的共同心声。与前辈作家相比，他们更加迫切渴望通过文字如其所是地呈现出一个最接近真实的自我。于是，“自我”成为当代青年作家写作中的一个核心关键词，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从自身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出发，尝试着去触摸和理解世界、历史和人生，尝试着去思考和阐释个体与他者、应然与实然、存在与虚无、理智与情感之间的艺术辩证法，并最终又都会回归到“自我”本身。而“自我”之于青年作家，最显著特征就是“小”，换句话讲，“小我”几乎成为他们“自我”展现的集体无意识。如果说“我”构成了青年作家的文学世界观的话，那么“小”俨然就是他们的创作方法论。无论他们从事的是纯文学还是类型文学，属于“技术流”还是“内容派”，将文学视为志业还是职业，是笃信“存在即合理”的实用主义拥趸还是秉持“写给永远的少数派”理念的先锋主义信徒，抑或是践行“文学源于生活”的现实主义接班人，都力图在作品中凸显自身与众不同的风格化特征和个性化气质。

　　理论上讲，青年作家对于“自我”的反复找寻与确认，以及对个性化写作的极端推崇与强调，应当催生出一个更为斑斓、多元的文学生态，然而吊诡的是，整个当代文学格局并未因他们的介入，而出现本质性的裂变，反而在表面的丰富多样中隐隐显露出一种更为同质化、单向度的创作趋势。是因为写作经验不足，生活阅历有限，艺术技巧有待打磨，还是思考深度需要加强？似乎都有，但似乎又都没有触及到要害。在我看来，当代青年作家（包括我在内）要想突破写作困局，确立真正意义上的个性风格，前提条件是亟需对自身所处的既定文学场域与审美范式有一个清醒的审视与反思。

　　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提醒我们，任何一种文化活动都是在一定场域中的多方活跃的资本力量相互角力竞争的结果。当下青年作家所面临的文化语境是一个“三足鼎立”的文化权力格局，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价值力量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此消彼长，配置重组后，基本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固的“和平期”。九年义务教育所接受的主流文化熏陶，树立了青年作家契合时代精神的人生观、价值观；“后先锋时代”的大学语言、文化、艺术教育建构了他们的“后精英化”的思维认知模式；而“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大众文化和网络文学则直接渗透到他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搁置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不谈，仅就精英文化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稍加留意，便会发现多数青年作家均接受过系统化的高等教育，有的甚至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和背景。而当前大学里最当红的教授、学者无不参与或见证过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期”，有些甚至就是凭借“重写文学史”，组织策划“人文精神大讨论”，译介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著作，阐释、解读“先锋派”作家作品而在学术、理论、批评界扬名立万的。在这种带有鲜明“后精英主义”思想氛围的教化、熏染下，青年作家不可避免地会对所谓“文学性”“审美性”“纯粹性”“艺术性”浓郁的现代派、先锋派作家，以及那些被“重写文学史”打捞上来的作家情有独钟，同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五四以来主流文学史上许多专章专节重点讲解的作家作品反而无法引起当下青年的阅读兴趣。

　　我并非在质疑（后）现代主义文艺作品的审美属性和文学质地，也并非在否定先锋作家和评论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做出的贡献，而是旨在从文化场域和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去窥测青年作家文学价值观的内在生成逻辑，进而为当前的文学现状和未来的文学发展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镜像或参照。对于当下美学/文学意识形态因素的揭示，恰恰是为了建构一个更具生命力、包容性、多元化的青年文学生态。

　　有论者称：“上世纪80年代文学把今后几十年中国文学基本上能够敞开的空间大部分都敞开了，包括文学观念、文学制度都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了。当代文学某种意义上被框定了，后面的青年写作想摆脱这个框架是特别困难的。”就目前看来的确如此。未来会发生哪些新变尚未可知。我期待着自己能够与同代人一道，努力成为当下审美意识形态的“破壁人”，建构起具有制衡性乃至于崭新的文学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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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赵振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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