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作家对乡村与城市、边缘与主流的差异更为敏感，体会也更深，这是广西文学感人至深的地方

　　●文化繁复亦是广西文学的重要特质

　　●评论家团队以饱满的热情对文学桂军的创作进行了及时的解读和有效的传播

　　2018年，王安忆、陈思和在《南方文坛》第3期主持了一个《广西作家研究》专辑，研讨广西三代作家在当代文坛的贡献，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的评论家对林白、东西、田耳、凡一平、陈谦、李约热、刘春、朱山坡、映川、光盘、小昌、陶丽群等广西作家的创作进行了评论，并于2018年7月7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继1997年的东西、鬼子（原名廖润柏）、李冯“广西三剑客”南宁研讨会、2015年的田耳、朱山坡、光盘“广西后三剑客”北京研讨会之后，文学桂军又一次引起了文坛的关注。

　　广西地处五岭之南，中原文化对广西的影响有一个时间差。直至晚清时代，才出现像临桂词派、岭西五大家等有全国影响的广西文学流派，而此时，中国文坛已经开始孕育新文学，古文学逐渐边缘化。民国时期，当新文学风生水起，浙江、四川、湖南名家辈出之际，广西作家几乎名不见经传。

　　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改变。1996年，以东西、鬼子、李冯“广西三剑客”为代表的“文学桂军”犹如广西平地拔起的喀斯特地貌，《没有语言的生活》《被雨淋湿的河》两部中篇小说连续获得第一、二届鲁迅文学奖，李冯连续为张艺谋电影《英雄》《十面埋伏》编剧，文学桂军以一种“突兀”的方式，实现了他们边缘的崛起。

　　在王安忆和陈思和看来，广西地处西南边陲，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共生地带，语言文化丰富多样，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白、东西一代壮年作家力作不断，李约热、朱山坡等青年作家平地崛起，陈谦等海外华文作家影响日盛，文脉不断，枝繁叶茂，成为当代文坛一道奇观。地处边缘，文化繁复造成了广西作家语言上的特殊性，他们在创作中使用的不是纯粹的普通话，也不是北京话，强烈地体现出语言多元杂交的优势。

　　这其中包含了一个敏锐的发现——广西具有地处边缘与文化繁复的特点。这里所说的地处边缘，不仅是自然地理的边缘。固然，广西地处岭南，接壤越南，与中原隔着一个巍峨的南岭，造成了千百年来交通的不便。更重要的是，地理位置的边缘，造成了文化心理的边缘，这是许多广西作品的共性。像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主人公汪长尺身为农民，一家三代，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挤进主流社会，他们争取过招工的机会，参加过高考的竞争，既有过循规蹈矩的拼搏，也尝试过不择手段的努力。最后汪长尺为了改变儿子汪大志的命运，不惜将汪大志投送给仇人林家柏，甚至以死保守汪大志出身的秘密。最终使汪大志贫穷卑贱的命运得以“篡改”。

　　无独有偶，凡一平也写过中篇小说《扑克》，广西都安农民韦元恩的儿子韦三虎5岁时被拐卖给浙江温州一个身价过亿的企业家，改名换姓成了王新云，考上了大学，成了电视台记者，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以上两个作品中的主人公不仅有共同的身世，而且有共同的选择，那就是在得知自己的身世真相时选择了隐瞒和逃避，隐瞒的是自己的身世秘密，逃避的是自己对亲生父母的责任。

　　为了从边缘进入主流，为了改变与生俱来的命运，文学桂军笔下这些人物的人生状态，称得上艰苦卓绝和惊心动魄。这种边缘与主流之间的屏障，有时甚至会出现在父子之间。鬼子《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农民李四，养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三个孩子都通过念书成了瓦城人。然而，当李四60岁生日来到瓦城时，却得不到孩子们的接纳。随着故事的推进，李四至死也没有得到孩子的承认。朱山坡的《灵魂课》写了一个“灵魂客栈”，收容的都是漂泊在城市里的散兵游勇，这些人都不是城市的主人，他们生前不能在城市安身立命，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意叶落归根，死后也要在城市占据一个角落，以实现灵魂的安息。

　　广西作家对乡村与城市、边缘与主流的差异更为敏感，体会也更深，这是广西文学感人至深的地方。其中的原因与广西的地理位置有关。广西与湖南一岭之隔，与广东一衣带水。地理上如此相近的距离，却有着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距，这种反差，确实是广西作家宝贵的写作资源。许多有关广西文学的描述，诸如苦难、底层、执拗、荒诞，其实皆源于此，源于广西作家现实人生境遇的切身体验。这种切身体验不仅丰赡了他们的文学想象，而且改变（而非篡改）了他们的人生命运。

　　文化繁复亦是广西文学的重要特质。在外省人眼里广西是一个整体，但深入广西，人们会发现其内部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比如，蓝怀昌、聂震宁、梅帅元、东西、鬼子、凡一平、李约热属于红水河流域壮瑶民族语言文化区，梁羽生、林白、张燕玲、朱山坡、黄咏梅、王勇英属于西江流域粤语汉族文化区，白先勇、黄继树、彭匈、张宗栻、张仁胜、沈东子、光盘、刘春属于漓江流域西南官话文化区，李英敏、陈建功、廖德全、邱灼明、庞华坚、小昌属于北部湾粤语海洋文化区，其他如陆地、韦其麟、韦一凡、冯艺、映川、陶丽群则生活在壮语与粤语、壮族与汉族的交汇地区，这种多元共生的文化造就了广西文学的奇景异观。

　　冯艺的散文对广西的历史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有深度的呈现，桂海苍茫、红土黑衣是冯艺式的多元文化书写。张燕玲喜欢在她遭遇的事象中发现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内涵，努力发掘其所包蕴的人性价值和人文精神。沈东子集翻译家、小说家于一身，对世界文学与文化有博览与深思，近年来多以随笔传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拥有“歌仙”刘三姐与“歌海”之称的广西，现代诗歌也汇聚成一片海洋。创办多年的《扬子鳄》《自行车》《漆》成为广西“三足鼎立”的诗歌重镇，许多广西诗人从这里出发，将他们的作品输送到《诗刊》《星星》《诗选刊》等重要刊物。新世纪以来，《麻雀》《西乡塘诗刊》相继创办，由此亦可看到广西作家对诗歌持续的热情。

　　20世纪60年代广西曾以彩调剧《刘三姐》红遍全国，世纪之交亦曾以彩调剧《哪嗬咿嗬嗨》、壮剧《歌王》、桂剧《大儒还乡》相继获得“曹禺戏剧文学奖·剧本奖”和“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本奖”。2003年，《印象·刘三姐》横空出世，创造了山水实景演出这一革命的演艺形式，《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鼎盛王朝·康熙大典》《藏传·文成公主》则成为这一演艺形式中最具文学价值的剧本原创。近年来，因为广西师范大学“新西南剧展”的成功推出，激活了抗战桂林文化城题材的戏剧创作热，《龙隐居》《破阵曲》《花桥荣记》等原创戏剧纷纷出台，成为广西乃至中国剧坛的一个亮点。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文学桂军中有一个以张燕玲、黄伟林、黄晓娟、张柱林、刘铁群、陈祖君、董迎春、肖晶、王迅、曾攀为代表的评论家团队。多年来，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对文学桂军的创作进行了大量的评论，使他们的创作得到了及时的解读和有效的传播。特别是张燕玲主持的《南方文坛》，20多年来以不俗的品质和卓著的成绩，赢得“中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文论园地之一”“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今日批评家的摇篮”等称誉。2017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为《南方文坛》题词：“二十年来，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和青年批评家的成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学桂军不仅拥有大批扎根本土的作家，而且有许多走出去的作家，如台湾的白先勇、美国的陈谦、北京的林白、广州的杨克、杭州的黄咏梅，等等。2018年9月6日，《南方周末》以两个版的篇幅刊登《女作家肯定会冲破自怜，要不她成长不了》一文，深度解读林白的文学之路。2018年8月，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黄咏梅以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获奖。2018年10月，白先勇以短篇小说《SilentNight》荣获郁达夫小说奖。这些“走出去”的广西作家的荣誉，当然也应该为文学桂军分享。

　　（作者：黄伟林，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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