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洋溢着批评精神和理论自觉的力作

——评《农村题材电视剧生产、创作研究（2015-2020）》

文艺批评家丁莉丽教授的新书《农村题材电视剧生产、创作研究（2015-2020）》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如其平实的书名所示，该书切口不大，聚焦于2015-2020年的农村题材电视剧，着眼生产创作层面，予以艺术的、美学的分析，论述清晰，内容丰富，如本书序作者陈奇佳教授所言，显示了作者“在平凡事件中寻求重大问题的能力，也凸显了她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意识”，还贯注了她“内心深处的人文关怀”。通读之后，我以为，批评精神和理论自觉，是本书的两大特色。

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学术活动，但较之纯学术理论研究，有着更强的“入世情怀”，更重视当下性，更具对话感。这本书是电视研究的学术著作，也可视为厚重的批评著作。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这是批评的职责所在，也是批评界的共识。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发扬批评精神，不是抡起大棍，横扫千军，更不是鸡蛋里挑骨头，以好辩自得，进行无差别文字攻击，而是在与创作保持“一臂之隔”基础上的审慎观察和真诚对话。而这样的观察和对话，又必须置于文艺创作、生产的宏观背景下，否则就有可能变为个人审美偏执的表达。就本书所涉内容而言，只有真正介入电视剧创作生产的环境、生态和机制，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批评之思才能转化为推动创作之力，不至于沦为空洞的道德义愤。

在本书中，作者表现出了学者的冷静和清醒。在本书的第一章，她就开宗明义地谈到，电视剧是高度市场化的文化产品，而且电视剧市场出现产能严重过剩。这是首先必须面对的现实，因此，“探询农村题材电视剧的价值，首先必须基于产业的视角，这应该成为我们探讨包括农村题材电视剧在内的所有题材电视剧的一个逻辑起点”。进而又认为，评价电视剧的价值承载和意义指向，必须考虑产业的视角。良好的产业运作和健康的生产机制，为农村题材创作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前景，而且能帮助作品完成意识形态功能承载和传递。“这是贯穿研究的一个基本思路和立足点”。

因此，全书确立了直面现实的调性，以及用系统、复杂思维考察研究对象的路向。在分析中，作者始终紧扣政策、市场和创作这三个关键词，致力于探讨三者间的互动，及其对农村题材电视剧呈现样貌和精神气质的决定意义。对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便体现了这一点。作者自陈，之所以选择2015-2020年为研究时限，正是充分关注到了2015年的节点意义。此时，农村题材电视剧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萧条之后，开始引起业界的关注，广电管理部门也开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提升这一类型题材的创作。2014年底《老农民》《马向阳下乡记》的播出，改变了《乡村爱情》系列剧一枝独秀的局面，农村电视剧市场出现了新的动向。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书以几乎最晚近5年的电视剧为研究对象，但始终没有放弃长时段历史和社会宏观结构的视野。比如，第三章“影像农村：现代性视域中的时代镜像”，谈及新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农村引路人”（第一书记或科技特派员等）引导农民走上致富之路、建设美丽乡村样板空间这一主题时，强调这是对于新农村政策和“脱贫攻坚”行动的现实呼应，也是以“现代化”理念设定发展目标的投影，从而把读者的思考引向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建设这一宏阔历史进程。再如，第四章“农民形象：时代面容的审美呈现”，分析电视剧对农民形象的塑造，指出新农民形象存在“悬浮”“刻板”等问题，有些作品中农村的“落后分子”沦为了“引路人”完成使命的工具人；第五章“农村题材电视剧的艺术突围路径”，提出农村题材剧大多围着“几个基本套路转圈”，模式化地表现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对“痛点”的足够关注，对农村问题的深层次揭示不够。只有深刻关注和刻画农民精神世界的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农民的思想启蒙和意识提升，才能真正完成时代语境中农民形象的真实呈现，进而作为时代的镜像被历史收藏。

除了对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借鉴意义之外，本书对于批评建设也有不小的启迪，我以为，这主要得益于作者的理论自觉。略略翻读，就会发现本书具有“以案说法”的显著特点，遵循了从经验到理论、从个别到一般的运思逻辑。本书第七章为“个案研究”，对《初心》《平凡的世界》《青恋》这三部作品进行了深入的评析。事实上，个案研究融汇在全书的所有章节。作者在书中分析了几十部作品个案，点评艺术特色，分析创作得失。值得肯定的是，作者的分析，不仅在于评价一部电视剧、一个人物形象、一种表现手法，而且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乃至于当代文艺创作的规律性认识。

比如，书中详细分析了《温州一家人》里的周万顺，认为“他的创业过程，可以说是屡战屡败。但是，正是这种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永远不言妥协和放弃的精神，使他成为最具典型性‘温州商人’形象”，他的妻子赵银花、女儿周阿雨则贡献了另外的“具有典型意味的”温州商人形象，进而提出，“不同的人物性格和人生选择，互为参照，不但使该剧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获得了典型性和个性的统一，而且在时代精神的呈现以及把握上拥有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格局，而不是‘线性思维’的单一立场”。相比而言，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缺少此类成功的典型塑造，即便是《老农民》这样优秀的作品，在写到儿子去俄罗斯承包土地时，也只是以“简单进化论思维”描写新一代接棒老一代的“仪式化传承”，缺乏“代际不同背后宽广的人生价值观念和生命视野”。作者认为，这是创作者缺少对人生悖论、历史悖论的洞察。“当前农村题材电视剧所要解决的，恰恰是在这些真实人性的呈现基础上，人物的典型性才能真正立起来”。

除了对典型人物塑造的分析之外，作者还重点分析了典型环境呈现，指出《岁岁年年柿柿红》《黄土高天》《一个都不能少》等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另一些表现南方农村的作品则有所不足：“在环境营造上，既缺乏对于地域文化历史的挖掘，也缺乏对农村社会现实的整体把握，农村成为一个封闭化的、模式化的空间，就很难将剧情的主要矛盾设置到位，现实环境的典型性和真实性也无从表现”。

电视剧《黄土高天》剧照

显然，这些植根于具体作品的分析所关乎的，已超越了一剧之得失，而指向新时代文艺如何塑造典型人物这一“大哉问”。正所谓典型的高度就是艺术的高度。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中说：“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塑造是创作的中心环节。对于电视剧这样以叙事见长的艺术门类而言，尤其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否创造出作为时代精神人格象征、时代变迁生命缩影的典型，直接决定了文艺作品的质量高下及其反映时代、推动时代作用的发挥。合格的文艺批评家总是在创作者踯躅不前、难以突破的地方，开始自己的思考和掘进。唯其如此，文艺批评才能在推动创作的同时，反哺文艺理论建构。也只有批评者及其批评活动和成果自觉地成为创作与理论的桥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艺理论体系建设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农村题材电视剧生产、创作研究（2015-2020）》以其理论自觉提供了值得重视的范例。

（作者：胡一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农村题材电视剧生产、创作研究（2015-2020）》作者丁莉丽，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首届全国文艺评论新媒体骨干培训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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