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发展中的制度经验——评《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罗宗宇）

2020-05-13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罗宗宇收藏

　　内容摘要：《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系统梳理了70年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史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的动态性、复杂性及以文艺大众性为基础的特点，注重从理论上回答历史何以如此的问题，总结提炼了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的一些规律性认识，为研究当代中国文艺政策提供了学术借鉴。

　　关键词：当代中国　文艺政策　文艺政策史　文艺评论

　　当代中国文艺政策是党和国家对文艺工作的一种规定和制约，随着文化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提出，文艺政策研究也相应提了出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社会学研究的回归和新发展，文艺制度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作为文艺制度核心要素的文艺政策也相应受到关注。王杰、石然的学术新著《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对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史70年发展历史进行系统研究，为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史脉络和经验提供了学术启示。

《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王杰、石然著

　　一

　　70年来，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政策文本，如何恰当梳理其历史脉络，对当代中国文艺政策70年发展史进行还原，是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史研究的题中之义。

　　确定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的起点是历史梳理的首要问题。朱寨曾将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的起点定在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世纪之交，洪子诚也认为“第一次文代会开始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进程”。本书作者也将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发展史的起点确立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这固然在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是以会议形式进行的政策实践，同时也与作者对当代历史的观念理解相关，作者认为“当代中国史”与“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描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物理时间中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历史过程，后者则是从理论的层面分析‘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理论内涵，探讨其具体语境与学理方面的依据”。这种对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发展史起点的寻找，避免了将复杂的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史简化为社会政治发展史。

　　在具体论析时，论著并不拘泥于起点时间，而是将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史的考察起点前置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者区分了“当代史”与“当代性”，认为“当代史”是物理时间的自然存在与描述，因而是唯一的；而“当代性”则是价值时间的判断与呈现，可以进行多种意义上的理解。作者区别了三种“当代性”，其一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对当代文艺的理解和理论的要求；其二是一般当代中国史和当代文学史对“当代性”的理解；其三是当代的“感觉结构”。作者从第一种“当代性”出发，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原则始终是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定文艺政策的理论依据。它是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第一个重要的文献，因而将考察起点定位于此，并且在后面的相关问题论述时不断回溯至此，兼顾了“当代”一词的物理时间和价值时间，也尊重并切合了文艺政策发生发展的实际状况，具有学理性。

　　对长时段事物发展史的研究，都有历史分期的问题。文学史分期问题既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关节点，也是难点。一方面固然在于作为当代文艺政策历史发展总体性背景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变迁，转折点的寻找需要在历史长河中捞起一个个历史界碑并确定最具标志性的那一块；另一方面还在于文艺政策史相对于政治史或社会运动史，有其自身的滞后性与内在逻辑。作者提出“史论结合”的原则，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进行历史分期，并承认这种分期只是从特定理论视野对问题的理解，具有相对性，彰显了作者在研究当代文艺政策发展史分期时的理性意识与界碑意识。

　　二

　　总结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的特点，是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研究超越具体历史现象与过程上升到理论把握的要求和重要一环。《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以政策史为依据，视其为一个有自身特点的运动过程，从多个典型现象的贯通中来把握之。

　　第一，揭示了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动态性。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种动态性既表现为线性历史过程，如政策文本的更替、文艺组织的完善、文艺领导制度的健全等，更典型体现在特定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作者对当代文艺政策的调整进行了较多论析，在显现当代文艺政策调整史线索之时，对其重要内容进行了重点分析。1960年代初，曾实施短暂而又难得的文艺调整政策，陈顺馨在《1962：夹缝中的生存》中曾以年度史考察的方式对此期的文学创作与理论变化有过研究。本论著重在论析《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等文艺政策文本，具体显示政策是如何变化的。

陈顺馨《1962：夹缝中的生存》(来源：豆瓣)

　　作者还结合历史发展的总体背景，从现代文化治理的角度，进一步肯定了当代文艺政策调整的必然，认为“通过文化治理的系统发育和不断调整，确立动态的，不断调整的文艺政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还能结合历史语境来肯定特定时期文艺政策调整的意义，如认为1980年代“在国家和政府层面对文艺政策作了重大的调整……这个时期文艺的政策对文艺的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起了积极的作用”，从现象分析出发比较全面地把握了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动态性。

　　第二，揭示了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复杂性。如论著提炼了“十七年”文艺政策话语有四大内在矛盾，即马克思式话语与席勒式话语的部分冲突、工具性话语与人民性话语的紧张共存、战斗性话语与生活性话语的对立共存、政治上层建筑话语与意识形态本性话语差异共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四种矛盾存在表现的差异性，“马克思式话语与席勒式话语只是部分冲突，不是全部冲突；工具性话语和人民性话语只是有可能紧张共存，不是不能共存；那么战争性话语与生活性话语却是几乎对立的”。即使在对某一矛盾的具体分析中，也尽量实现深度把握，以“政治上层建筑话语与意识形态本性话语差异共存”的分析为例，“为政治服务”是“十七年”文艺政策话语，但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实践。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的《文学概论》在理论上都肯定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但除了这两本国家意志统编的教材之外，在领导人讲话和工作文件等政策实践中只是反复直接强调为“为政治服务”。这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这两种差异性话语是容易混淆的，导致了政策的复杂，也表明了中国审美现代性建构的复杂。

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左)蔡仪《文学概论》(右)(来源：豆瓣)

　　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复杂性还表现在不同时期对待某些文艺现象的治理呈现松紧不一的状况，如对待现代派文艺，“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之初，现代派文艺成为一种被压抑的存在。随着改革开放和文艺政策调整，198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派文艺作为一种审美现代性又被肯定，如朦胧诗、现代派小说和探索戏剧，现代派先锋文艺的当代命运显示了政策的复杂。

　　第三，揭示了当代文艺政策发展的基础在于文艺的大众性。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任务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人民文艺，其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大众性。从实践来看，大众性是当代文艺政策发展的一种在地性。比如，论著分析了1950年代的戏曲改革和对《武训传》的批判，其目的是力求从戏曲的内容、形式、制度等方面建立符合社会主义人民群众审美要求的新文艺。1980年代以来，理论界产生了实践美学、文艺美学、审美反映论、文艺生产论的多重对话，作者在逐一论析各理论话语基础上，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从一开始就强调表征和阐释人民大众审美经验的‘文化研究’”。论著还对网络文艺及其政策进行评价，揭示了新形势下文艺大众性的新发展，为网络文艺政策的现实重要性提供了学理支持。

　　三

　　《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突出的问题意识是对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实践进行理论化，彰显出鲜明的理论品格和应有的思想深度。

　　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原理回答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何以如此的问题。在分析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历史发展的动力时，作者认为“在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进入全球化生产和消费格局的跨越这样一个很大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和具体语境是文艺政策发展变化的基础”，明确了文艺政策之所以不断调整变化，是由于不断变化的客观社会现实的作用。在把握当代文艺政策发展的复杂性时，作者首先坚持从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文化状况的复杂性来回答，认为在艺术家、社会和政府这个现代美学的三角结构中，文艺政策处在政府这一端，而在现代社会的复杂治理机制中，文艺政策又偏向自由治理和个人情感这一端，这种内在的深层次矛盾，使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有许多变化甚至相互矛盾的地方。

　　在回答新时代文艺政策“回归”性调整的正当学理性时，论著从以伊格尔顿为代表的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来阐释其必然，认为新时代文艺政策的再调整将美学与政治重新联系起来，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某种“回归”。论著还分析了新时代文艺政策中“人民性”话语的继续发展，用美学分析而不是社会政治分析回答了当前文艺政策的新发展，更显示了当前文艺政策发展变化的内在知识理论逻辑。

　　论著还提炼总结了一些关于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如认为由于“政策的相对宏观和抽象也为不同的文学艺术思潮和创作方法提供了足以发展的相对空间”，这种判断应当是合乎当代文艺政策历史发展实际的规律性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