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我国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艺成果，是我国文艺的瑰宝。民族文艺是党的文艺事业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塑造民族精神、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期专题特别关注民族文艺这一重要领域，来自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专家学者，或从宏观视角观察，或从经典个案切入，或聚焦单一门类少数民族题材创作，探讨蕴含其中的时代精神、价值立场、审美追求和“中国性”“主题性”的艺术表达，以促进各民族优秀文艺在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民族文艺评论的时代精神与责任担当

【内容摘要】 优秀的民族文艺评论工作可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地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实现民族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民族文艺评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方向，发挥好民族文艺评论的思想引领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准，深挖民族传统文艺的新时代内涵；以中华美学精神为引导，“向民间文艺要资源”；以形成文艺高峰为目标，发挥好民族文艺评论的经典建构功能。

【关 键 词】 民族文艺评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美学精神 经典建构

“民族文艺评论”这一话语范畴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对“民族”作狭义的理解，这种理解对应着英语中“ethnic group”这一范畴，即一个特定范围内出现的种族、氏族的社群。在我国的语境中，这种意义上的民族文艺评论其实更多地是指在评论中发现文化特色、发掘文化遗产的“少数民族文艺评论”；另一种是对“民族”作广义的理解，这种理解对应着英语中“nation”这一范畴，即有共同生活区域、共同文化特征、共同历史传统等的民族共同体，它内部可能包含着多个具体的民族，但是因以上的共同特征而凝聚在一起。在我国的语境中，这种意义上的民族文艺评论主要指“中华民族文艺评论”。

本文在使用“民族文艺评论”这一范畴时兼指二者。因为两种民族文艺评论形态都是不可或缺的，“少数民族文艺评论”主要观照的是“特性”维度，而“中华民族文艺评论”则主要观照的是“共性”维度。不过这里的共性不是绝对的，从世界文艺评论的语境中来看，它同样是一种特性，抽空了具体的特性维度，那么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特质就无从谈起；反之，不谈共性维度，那么就无法在更深层次上理解各民族文艺价值追求的最终指向。二者均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要在民族文艺评论中保留民族特性，同时凸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共同奋斗的价值共性。

民族文艺评论既要遵循文艺评论的一般规律，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发挥好文艺评论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又要看到民族文艺评论在对象方法和功能意义等方面的特殊性与特殊要求，以优秀的文艺评论工作，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地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实现民族文艺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方向，发挥好民族文艺评论的思想引领作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文艺评论的出发点和价值归宿，是民族文艺评论工作的“纲”与“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文艺植根于民族历史与现实生活深厚的土壤，既是对历史和生活现实的感知与真实映照，也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学想象与建构。民族文艺评论的任务，就是把民族文艺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当下与未来的张力中展现出来的共同价值追求阐发出来、凝固下来，并使之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从阐发到凝固再到升华的过程具体来说应有两个最基本的着力点。首先是确认自我身份并建构共同的民族文化身份，形成精神文化共同体。民族文艺评论在形塑、发现文艺中“志同道合”的共同价值追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一部文艺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的客体，面向所有读者只提供一种同样的观点。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不同的演奏中不断获得新的反响与阐释，从而实现价值增殖与变异，成为一种不断变化的新的存在。进一步来讲，民族文艺不只是“一时”的文艺，如盛唐之音、“五四”新文艺、抗战文艺、改革文艺等；也不只是“一地”的文艺，如壮族文艺、藏族文艺等。若想让文艺从“一时一地”中升华出来，形成一种在历史和现实中源远流长的价值追求，必须依靠共同的价值锚点。缺少共同的价值锚点，同一民族的文艺可能逐渐分化，如西方文艺大多源于古希腊，但是却因具体价值追求的变化形成了英国、法国等各国的多种民族文艺形态；与之不同的是，共同的文化价值追求则让中国56个民族的文艺穿越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几乎与欧洲面积相当的广阔地域仍然拧成一股价值合力。因此，民族文艺评论要展开新时代自我身份的确认、自我与他者及社会关系的确认、新的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帮助读者建立起自我认同和身份归属感。“我是谁？”“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新时代民族文艺要成为这一“社会整合力”，发挥好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理论和文艺治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根本优势与积极作用。

其次是发现并深化共同的审美体验，塑造新的审美追求和审美心理结构，形成审美共同体。说到底，文艺的力量不是直接的“命令”，价值观念的表达也不能以说教的方式完成，而是以一种与读者观众促膝长谈、对话交流的方式让读者观众自己看到、体会到，从而形成润物无声的无形之力。正是由于文艺具有这样的特征，它才最容易在精神、心理、价值领域中发挥作用，人类历史上的价值发现、价值变革，如五四运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往往都是以文艺及文艺批评为先声，以审美凝聚共同体意识的。文艺以其强大的审美情感力量为人们塑造自己的生活价值意义，明确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有意义、有价值的，从而确立起人们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康德曾提出，“惟有在这样一种共感的前提条件下，才能作出鉴赏判断”。他的这一见解为我们反思作为个体自我在文艺与审美活动中的存在很有启发性：审美是个人性的活动，但更是一个联结自我与同类、自我与他者的纽带，共同意识的寻找与构建不仅是文艺和审美活动的必要条件，也是其最终结果。在此意义上说,“审美”本身就具有伦理、道德、方法论和社会实践的功能与价值。

这里可以看出，“民族”不只是血缘地缘概念、历史文化概念，更是一个审美共情概念，民族文艺评论是任何民族理论都离不开的话语资源。血缘地缘、历史文化都无法解释感性体验上的一致，也无法解释对于未来的共同的理解和想象，更无法彰显在奋斗实践中产生的共同精神力量。因此，审美共同体建设是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层面。文艺的一个重要的探索层面便是思考自我的主体性问题，无论是古典文艺通过人的外在行动来思考人的存在、自我的存在，还是现代文艺通过探测自我隐秘的内心世界来寻求自我认知的可能，文艺、审美都在为自我寻找定位与皈依。民族文艺评论在面对民族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时，应充分彰显与揭示其内在的中华审美共同体、中华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与价值内涵，并在个体自我意识与社会群体共同意识建设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对藏族作家阿来的成名小说《尘埃落定》的评论为例，这部带有现实主义特质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处于中国社会风云变幻之际的川西康巴藏族土司兴衰的故事。许多评论从藏族文化、土司制度、叙事艺术、人物形象、主题意蕴等角度对其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解读。诚然，这些解读角度分别切中了《尘埃落定》的部分艺术要害，但却很难说击中了《尘埃落定》最核心的文学价值。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尘埃落定》的成功正是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襟怀和学识的贯通、道德和才情的交融、人品和艺品的统一”。小说并没有把故事简单地局限在小范围的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之中，而是把人物命运纳入时代变迁和中国故事中来观照。小说深刻反思了藏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意义和责任，精准把握了人类进步的思想本质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蕴内涵。正是这样的思想高度成就了《尘埃落定》的经典地位，使得《尘埃落定》成为新时期以来民族文学成功书写的一面旗帜。《尘埃落定》审美逻辑和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反映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发展规律令读者十分信服。在这里，对《尘埃落定》的评论应强调一个“导向”意识，既要看到《尘埃落定》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与创造，更要突出《尘埃落定》具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格局和境界，以此发挥名著的引领作用，进一步铸牢广大文艺工作者和读者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意识。同时，还要积极抵制个别“开历史倒车”式的评论，比如打着民族地域文化研究的旗号，一味沉迷于小范围的所谓土司文化、封建迷信等落后旧文化思想中，最终却为早已被历史抛弃的旧势力、旧文化唱挽歌，这种评论背后其实还深藏着西方狭隘的民族主义概念。

阿来《尘埃落定》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方向，发挥好民族文艺评论的思想引领作用，一方面要求民族文艺评论工作者必须具有一种建立在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基础上的家国情怀。今天的中国，是56个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长期的共同艰苦奋斗创建的，来之不易，须倍加珍惜。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显著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伟大祖国的绵延历史、灿烂文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具有家国情怀的中华各族儿女的建设与奉献。家国情怀是合格的当代民族文艺评论工作者的核心素养。另一方面要求民族文艺评论工作者全面深入学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武装自己，坚定文化自信，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站在人民立场上，以是否有利于民族团结进步、有利于全体中华儿女伟大“中国梦”的实现为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评论工作。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准，深挖民族传统文艺的新时代内涵

毛泽东同志反复告诫人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各个地域、各个民族都以其丰富优秀的文艺作品汇入中华文化的历史乐章，这些文艺创造共同塑造了中华美学精神，成为我们的文化血脉和基因，是仍然具有效用的精神方面的艺术生产力，并且成为当代伟大的作家、艺术家的艺术营养、艺术灵感不竭的源泉。但是，任何主流都有支流，任何参天大树都有藤蔓缠绕。民族文艺的一个辩证特征就体现在，它既是涵养先进文化的丰厚土壤，也是落后思想的藏身之处。长期的历史积淀既让先进文化扎牢了根脉，也让落后思想在其中盘根错节。民族文艺文化传统并不都是能适应新的时代需要的精华，也并非都是毫无益处的糟粕，它是一个复杂的存在，特别是民族传统文艺往往都与民间传说、神话、宗教密切关联，有的还存在较为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与社会主义社会有一定的不适应性。

其一，从传承上讲，民族文艺评论既要发现、发扬、发展优秀的先进文化，也要鉴别、改造落后思想。正如鲁迅所言，“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民族文艺评论能否拥有发现鉴别的“慧眼”和发展改造的“利器”，取决于它能否有明确的核心价值尺度。在当代中国，最核心的价值尺度就是是否代表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审美追求，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讲，民族文艺评论建设就是民族文艺领导权的建设。以民族文艺评论抓牢民族文艺领导权，就是要以民族文艺评论作为甄别、构建民族文艺中诸种价值的中介，其关键就在于“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践行、弘扬和探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辩证处理民族传统文艺的继承与发展问题，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从而对民族传统文艺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与新时代社会生活相适应，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其二，从发展上讲，要利用好民族传统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深挖民族传统文艺的新时代内涵。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通过民族文艺评论的引导，让民族传统文艺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作用。用注入新时代内涵的民族文艺来教育群众、引导群众、鼓舞群众，往往事半功倍。因此，我们要树立对待民族传统文艺的正确态度，既要去粗取精、去芜存菁，把民族传统文艺中消极落后的东西去掉，又要把积极向上的部分传承保护、发扬光大，更要不断推陈出新，为优秀的民族传统文艺注入新时代的内涵，“发明”传统，让生动活泼的民族传统文艺为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继续发挥作用。

只有充分意识到民族文艺传承和发展工作的复杂性，民族文艺评论才更能如手术刀般地切中要害。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书写为例，贾平凹的《废都》、莫言的《生死疲劳》等作品立足于民族民间文化土壤，深挖文化积累层上的民族现代心理，用魔幻神奇的表现手法观照现实世界，取得了对人类生命的新颖理解。正是通过“魔幻现实”这一新颖的创作形式，这些作品实现了民间小叙事与历史大叙事、历史传说与当代现实间的张力互动。但是作为文艺评论工作者，我们既要看到魔幻现实主义对加强中国当代小说与传统文化联系的意义，更要看到作家们在接受和转化魔幻现实主义的过程中隐蔽的问题。例如贾平凹的“牛的絮语”、莫言的“灵魂转世”在价值指向上实际上是要让价值的形式以“魔幻”的方式疏离现实，进而以荒诞、模糊、戏谑等方式解构稳定的现实价值。这在特定的语境下是一种反思和批判性力量，但是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民族文艺评论必须有能力让这种价值解构重新变成价值建构。

莫言《生死疲劳》

落后思想往往以新形式为面具出现，通过形式维度隐蔽自身，很少有落后思想“明目张胆”地以纯粹内容的形式出现。如果说社会学、政治学、哲学都有能力直接从内容上批判民族文艺内容中的糟粕，那么民族文艺评论则尤其要关注民族文艺的形式，特别要警惕“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的民族文艺形态。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是民族文艺评论工作者必须重视的，不能以旧形式为由将传统优秀文化拒之门外，更不能让新形式成为落后思想的“通行证”。我们一方面要在传承上大力弘扬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真善美，警惕依附在传统文化身上的假恶丑；另一方面要在创新上发扬新形式的建设和批判力量，警惕寄生于新形式中的旧思想，让文艺评论在内容和形式两个维度上具有批判精神。有些文艺作品即使文笔十分优美，手法十分新颖独到，但如果传播的价值观落后陈旧，这样的作品就绝对称不上好作品。特别是在商业文化逐渐进入民族文艺语境的现阶段，更要看到商业文化一方面可以促进民族文艺的传播与发展，如仓央嘉措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借由商业文化进入了广大读者的视野，很多民族题材的影视作品如《都是一家人》《血色湘西》、新形态的民族歌舞如《千手观音》《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等更是借此有了更广阔的展示舞台。特别是像《火红的萨日朗》这样的作品，创作者本人并没有去过草原，他作为一个该民族语境外的作者也把握了其精神内涵，进入了该民族的创作领域，正如沈从文的“湘西”一样，“草原”也逐渐成为很多文艺创作者的精神家园。这些文艺现象都表明商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少数民族文艺因传播闭塞而导致的发展瓶颈。但是另一方面，商业形式也可以让宗教迷信思想、封建等级观念借由各种商业展演传播开来，同时商业文化也会让丰富多彩的民族文艺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趋同，以整齐划一的姿态“千人一面”地追求更广的受众和更大的经济利益。因此，民族文艺评论不仅需要透视文艺作品的美学与艺术特征，更需要历史地辨识存在于作品的美学和艺术特征中的精神实质；既要勇于肯定这些文艺作品表现出的积极的正能量，又要立场鲜明地批判存在于它们身上的某些与时代和民族文艺的健康发展格格不入的落后的元素，发挥好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和审美启迪的作用。

三、以中华美学精神为引导，“向民间文艺要资源”

民族地区一个鲜明的特征是其生活方式的艺术化、审美化，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处不艺术，这是中华文化最深厚的根基与中华美学精神的活力源泉，并且很多方面已经形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艺资源值得民族文艺评论工作者高度重视，深入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

这些民间文艺是自然、自发的，化于日常而往往缺少艺术的集中与典型形态，需要民族文艺评论与文艺研究工作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入人民，用专业的、艺术的慧眼去收集、整理、提炼、升华，这是一个艰苦的披沙拣金的过程。我国自古就有“向民间文艺要资源”的传统，《诗经》这部中国文艺的奠基之作就出自孔子对民间创作的整理、筛选。《诗经》中的“风”就是各地的民俗歌谣，“卫风”“齐风”等“十五国风”构成了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虽然并非孔子所作，但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是按照特定价值、教化功能等为基础筛选的，所以它实际上是初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文艺评论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如《乌苏里船歌》《祝酒歌》等作品都来自文艺工作者的民间采风和整理，而改革开放以后《爸爸爸》《马桥词典》等“寻根文学”更是让民间资源进入到民族文艺的话语场中。

但是民族文艺评论与文艺研究工作的重要责任不能止于发现，还要去升华再造，即通过发掘民间文艺资源，推动中华民族文艺的繁荣。换言之，民族文艺评论与文艺研究工作既要打通民族文艺评论的两个子形态，让狭义的民族文艺真正在价值上成为广义的中华民族文艺的一部分；又要进一步打通中华民族文艺和世界民族文艺之间的价值通路，着重发掘我国各民族文艺在人类文艺整体的语境下有何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两个意义上的民族文艺真正的世界价值。这些年，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已经高度重视发掘民族民间文艺资源，但是从更高的文化价值、美学精神层面的阐释提炼还远远不够，可以借助美学、艺术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来开辟新的空间，应该说大有可为。

以有关西藏地区的民间文艺评论为例。一般的藏族群众很少会在平日谈话时引用佛教经典、哲学妙语，他们的历史观、价值观、美学观往往就存在于由一个个神话传说、宗教故事、街谈巷议串在一起的一套表征与评价体系之中。因此，关注藏民族的民间文艺显得尤为重要。比起雅致的文学、音乐、舞蹈、雕塑等艺术，关注民族民间文艺或许更加接近生活的本真面目，评论的社会效益会更加显著。可以说，关注隐藏在服饰、饮食、装饰、建筑、民俗、收藏等日常生活中的生活美学，才能艺术地全面把握广大群众的真实精神世界，并从文艺领域深化关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的认识。譬如藏戏，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在藏族群众中有广泛的受众。藏戏的内容大多是佛经中的神话故事，如何挖掘隐藏其中的中华美学精神，发挥故事中积极上进的内容，同时批判其中消极落后的一面，引领藏戏进行现代化方向的改革，更好地服务于当地人民群众的健康文化风俗建设，是藏戏评论的重要任务。谈论藏族民间文艺，大多时候绕不开宗教的影响，因此，做好藏民族民间文艺的评论和研究工作，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历史观出发，淡化宗教消极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民族文艺评论要发掘民族民间文艺中的中华民族精神和美学意蕴，使其能够成为团结民众、激励中华各族儿女奋勇前进的精神食粮。

一方面，只有充分发扬民族文艺评论的力量，才能让人民群众更好地认识本地区本民族的文艺传统和文艺资源。从一种辩证的意义上来讲，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不能在其自身内部完成，只有作为被思考、被观察的对象才能被反思、被认知。对于自发性的民族文艺创作而言更是如此，很多山歌、民谣都是口耳相传下来的，这就使得它们在接受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机械而直接，人民群众吟诵它们、体悟它们，却往往不会去深刻领会和反思其内在的精神价值。正如常年居住在风景区的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家乡风景如画，而对家乡之美的认知往往来自于外乡游客的讲述或当自己走出家乡后的新视角。民族文艺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走出自己的创作语境反观自身，而民族文艺评论正好可以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它为封闭的接受语境带入新质，在一种反思的意义上完成对民族文艺价值的领会、认知与确认。

另一方面，民族文艺评论必须在民间资源中扎牢根基，民族文艺评论对民间文艺资源的重视程度决定了民族文艺评论在人民群众中影响力的强弱。民族文艺评论“向民间文艺要资源”，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价值立场，即尊重与重视民间文艺在构建民族文艺工作中的作用，保护民间文艺的独特性，使之在更广阔的共性下彰显出更鲜亮的艺术光辉。尊重和保护是不能改变的价值立场，这要求我们必须拒绝一些雷同化的普遍主义的评论，因为这些评论实际上是要将民间资源当成“别的东西”来讲，这无疑是打着尊重和保护的旗号取消了民间资源的内在价值。同时还必须拒绝猎奇式的、口号式的评论，因为这些评论要么不加区别地使用民间资源，往往没有立场地一概肯定或否定，要么以一种居高临下式的姿态，把民间资源作为“景观”和“噱头”。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国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都是中华大地上的土著民族，数千年来一起同饮长江黄河水，共赋神州大地情，共同生活在一个具有显著华夏特征的中华民族文化空间里。这个空间既是物质空间，也是精神空间。各种民间文艺资源就储存在中华大家庭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民族民间文艺是中华美学精神在民间的重要表现形态。深挖深藏在民族民间文艺中的中华民族美学精神，意义重大；反过来，又可用中华美学精神，引导当代民族民间文艺评论。譬如，前文提到的藏戏，其服饰就融合了藏、蒙、汉三个民族古代服饰的元素，戏衣上装饰有云朵、山水、花卉、彩龙、线条等中华民族体认度很高的文化意象，呈现出一种中华儿女共有的时空意识和美学意蕴，但目前从历史传统、中华美学角度对其进行文化精髓和精神标识的提炼还远远不够。

总而言之，“向民间文艺要资源”给民族文艺评论指出了一条十分广阔的道路。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美好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传统的民间文艺也处在一个急剧变革转型的关键时期，民族民间文艺评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主流文艺评论如果在文艺变革中缺少担当，任由民间文艺野蛮生长，那么民间文艺或者会偏离主流文化的大方向，或者有可能在商业逻辑的规制下“娱乐至死”，无法和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真正心灵相通的桥梁。正如有论者所说：“就民族的文化传承来说，需要批评对民众进行文化审美素养的培养和提升。”

四、以形成文艺高峰为目标，发挥好民族文艺评论的经典建构功能

文艺经典标识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思维能力、想象力和文艺成就所能达到的精神品格和文化高度，表征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文化竞争力。正如文化研究者从批判的意义上所指认的那样，经典被认为“代表了人文学科及其批评的特定的文化的衡量标准”，它们构成了“文化材料宝库”，“代表了文化的本质”。因此，可以说民族文艺经典是民族文艺繁荣的重要体现，是文艺高峰形成的重要表征，没有真正的精品佳作、没有文艺经典的繁荣，多是表面的泡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我们知道，经典的产生是多方合力的结果，这其中离不开文艺评论的批判与建构功能，文艺评论通过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促进文艺精品乃至文艺经典的产生与形成。其实，文艺经典往往正是建立在对于什么是人们应当了解和熟悉的知识中最为重要和最有价值的设定之上的。也就是说，经典离不开文艺评论进行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意义选择与价值引领。文艺评论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就是为时代建构经典并阐明经典的意义与价值，正如俄国诗人普希金所说：“批评是以充分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刻研究典范的作用和积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为基础的。”那么，具体如何聚焦优秀文艺创作，发挥文艺评论对民族文艺经典的建构功能，推动形成蓬勃发展的文艺高峰呢？

其一，要认真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评论对民族文艺经典建构的过程，反思民族文艺经典化的成绩和经验。改革开放之前，民族文艺评论在民族文艺经典化建构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显著的成绩就是对民间文艺的文人再创作，产生了一批影响至今的经典。例如《百鸟衣》本是壮族的民间传说，后来壮族作家韦其麟依此创作了叙事长诗《百鸟衣》。自叙事长诗《百鸟衣》发表开始，主流民族文艺评论界就迅速跟进，从某种程度上与创作者一起完成了其经典化的过程。新时期以来，商业文化基础上的市场评论、媒介舆论、资本力量等参与了文学经典的建构，主流民族文艺评论的影响被大幅度削弱。在很多民族文艺领域，主流文艺评论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换言之，就是没有把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切实承担起来，而是任由商业市场和民间舆论自发作为。

其二，要牢牢把握住民族文艺话语场域的价值领导权。民族文艺经典建构的过程是各种话语权力博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作为专业权威的评论，需要树立起民族文艺精品佳作的风向标。民族文艺评论要以“社会接受不接受，读者喜欢不喜欢”为评鉴坐标，关注热点民族文艺作品，不能直面文艺热点或者在重大文艺现象面前失语的批评是没有力量的。“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纵观中外经典，无一不得到人民的认同。民族文艺热点的生成背景自有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反映了一段时期群众的文化需求和精神状态。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结合蒙藏元素和时尚元素形成的汉语类“民族风”歌曲风靡全国，经久不息，其中像《蒙古人》《青藏高原》《西海情歌》《天路》等歌曲逐渐成为全体中华儿女新的时代精神标识。民族文艺评论需要及时跟进热点，深入挖掘这些热点作品体现出的民族感情、民族美学、民族理想以及文化生态等，积极建构经典。

其三，要重视新媒介给民族文艺评论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积极引导民族网络文学等新文艺形态的方向，勇于参与新媒介文艺批评。网络文学是互联网时代中国文学的一大特征。近几年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发展十分迅猛，诞生了“苗疆三部曲”等优秀的作品，同时不但《西藏文学》《花的原野》等民族文学杂志都开设了网络版，而且很多由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爱好者经营的文学网站也成为民族作家发表作品、评鉴作品的新型阵地。主流文艺评论要把这些新型阵地利用起来，和期刊杂志等传统文艺阵地一起推动经典的建构，让经典的魅力引导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对网络文艺创作等新的文艺类型生产的重视，他说：“这些人中很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正因如此，面对海量的新媒介文艺，民族文艺评论工作者必须积极参与、介入。新时代民族文艺评论需要对民族文艺有充沛的文艺情怀，发自内心地热爱少数民族文艺，发掘少数民族文艺作品的魅力，把它展示给全国人民，丰富全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建构中华儿女的共同精神家园。

其四，要重视民族文艺评论与文艺理论的互动。民族性和普遍性不能被拆开来看，而是要让民族文艺的价值经由文艺评论进入理论之中得以凝固塑型，使民族文艺评论的价值指向能够从民族特性升华到全人类的意义上。事实上，很多理论上的前沿问题在我国都与民族文艺的话语资源有非常高的契合度。例如在西方，生态问题往往只能如《沙乡年鉴》那样选取特定地域的视角来切入，但是在我国，民族文艺往往同时伴随着各个民族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这本身就是中国生态文艺理论的宝贵资源，从这一领域出发能够使我国在世界理论之林中占据不可取代的理论立足点。再如西方文艺中的种族理论往往是从边缘话语被压抑的角度去讨论解构主导价值，但是我国的民族文艺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它讲述的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下多种文艺话语共同繁荣的文化现实，民族文艺评论对这种关系的深挖非常有助于在西方的“种族理论”之外形成一种中国特色的“民族文艺理论”。同时，这种“接地气”的中国理论必将带来民族文艺创作中内容和形式方法上的深化与创新发展，把二者连接在一起的任务当仁不让地属于民族文艺评论这一重要中介。

五、结语

长期以来民族文艺评论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民族文艺繁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毋庸讳言，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些民族文艺评论的责任和担当意识明显不够，出现了简单套用西方文艺理论、趋媚西方价值取向、舍弃中华美学传统、欠缺中国文艺话语意识、漠视中华各民族共同奋斗成长的历史事实等问题，这样的民族文艺评论难以起到引领社会风尚、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风貌，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创造，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作为文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加强和改进民族文艺评论，努力践行民族文艺评论的时代精神和责任担当，就是摆在所有民族文艺评论工作者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和使命。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键词及当代意义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A27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金永兵 单位：西藏大学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9期（总第84期）

责任编辑：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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