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我国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艺成果，是我国文艺的瑰宝。民族文艺是党的文艺事业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塑造民族精神、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期专题特别关注民族文艺这一重要领域，来自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专家学者，或从宏观视角观察，或从经典个案切入，或聚焦单一门类少数民族题材创作，探讨蕴含其中的时代精神、价值立场、审美追求和“中国性”“主题性”的艺术表达，以促进各民族优秀文艺在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内容摘要】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保持同步，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疆各民族文艺生产、文艺传播、文艺消费与文艺评论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抗战时期，作家茅盾及诸多进步文化人士远赴新疆，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新疆期间，茅盾通过撰写文艺评论、发表演讲及组织文艺活动，显现出他对文艺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生动实践，这些进步文艺活动对新疆现当代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当代民族文艺评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关 键 词】 茅盾 新疆 文艺活动 当代民族文艺评论 启示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疆各民族文艺生产、文艺传播、文艺消费与文艺评论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伴随着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远赴新疆工作，新疆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播与实践之旅。在文艺评论领域，作家茅盾在新疆的文艺活动影响深远，无论是对于丰富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个案研究，还是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新疆的引介、传播与实践，乃至思考当下民族文艺评论的发展态势，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与老舍、巴金齐名。抗战时期，茅盾曾在新疆工作和生活过一段时间，成为他文艺生涯中不可忽略的独特经历。茅盾在新疆如何开展文艺工作，对新疆的现代文化建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问题。茅盾的新疆之行与杜重远的诚恳邀约密不可分。为了抗战救国，培养建设新疆的可靠人才，时任新疆学院院长的杜重远致信诚邀茅盾和张仲实赴新疆工作，此时茅盾已举家迁往香港，仍然担任《文艺阵地》杂志主编，但刊物的排印地设在广州。茅盾与张仲实有过交往，彼此间比较熟悉，具备较好的合作基础，加之茅盾当时在香港的工作和生活颇为不顺，因此答应了杜重远的邀约，大约在1939年2月底或3月，茅盾一行辗转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不久，杜重远在新疆《反帝战线》杂志发表《介绍沈雁冰、张仲实两位先生》文章，将两位文化名人推荐给新疆各界。茅盾在新疆学院任教之余，又在新疆文化协会担任领导职务，积极撰写文艺评论文章，也经常应邀到重要场合发表演讲。虽然茅盾在新疆生活了仅一年多时间，但是他身体力行地传播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积极推动新疆新文化运动，对新疆文艺事业与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一、茅盾在新疆的创作与演讲

茅盾寓居新疆期间，热忱关心各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状况，在文艺创作、文艺评论与公共演讲等诸多领域发力，留下了多篇极具价值的文艺评论文章。这些理论文章和报告讲稿按照不同的主题，大致可以分为“阐释文艺基本问题”“探讨新疆文化建设”与“介绍苏联文化状况”三类。

(一)阐释文艺基本问题

在兰州停留期间，茅盾应兰州进步文艺工作者邀请，于1939年1月先后两次出席报告会，分别作了题为《抗战与文艺》《华南文化运动概况》两个专题报告。在《抗战与文艺》中，茅盾强调：“文艺是反映现实的，抗战是全中华民族争生存的一件大事。因之，在这个时期产生的文艺，无疑是反映抗战的。”同时，茅盾也指出当时抗战文艺客观上存在的不足：“抗战文艺不仅限于鼓吹宣传优点方面，同时还要指出缺点，使文艺成为教育民众，组织民众的一种武器。”受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有关“文学反映论”“文学典型论”等核心观点的影响，茅盾坚持“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构成文艺作品的一个重要条件。遵循这一基本思路，茅盾提倡抗战文艺应辩证地描写现实生活，文艺作品对待生活的态度不能简单片面，“光明一面固然要描写，黑暗一面也同样要描写，必须从光明与黑暗两面描写，然后才能够反映出全面抗战的胜利前途”。

茅盾的《华南文化运动概况》一文，先是聚焦上海、广州、香港、昆明等地的文化运动，从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介等角度展开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彼时文化运动的任务是抗战建国。茅盾特别强调“文化的普及、深入与提高”，指出“量的普及”与“质的提高”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此外，茅盾就西北地区的文化运动发表看法，认为在西北从事文化工作虽然会面临实际困难，但倘若有愈来愈多文化人士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积极参与到文化建设中，西北的文化现状就会逐渐改善。无论是思考现实生活的光明与黑暗，探询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抑或考量西北文化运动状况，茅盾都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全面、系统、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作为进步文化人士，茅盾在新疆期间积极发表公共演讲，例如为妇女协会开展“中国新文学运动”专题演讲，讲稿发表在1939年5月8日的《新疆日报》。茅盾在演讲中强调两个观点：“（1）文学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之完成，必须展开与加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要获得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则作家的正确而前进的世界观人生观实为必要。（2）中国革命文学要完成其任务，须先解决大众化的问题。”茅盾对新文学的发展目标和创作方法作出了界定，尤其关注文艺大众化问题，强调文艺生产与文艺批评的人民立场与大众标准。1939年5月，茅盾应邀前往新疆日报社专门介绍《子夜》的创作经验，演讲在新疆日报社大会议室热烈举行，现场听众除报社工作人员外，还包括新疆学院学生和文化界许多人士。1939年6月1日，茅盾演讲的整理稿以《〈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为题在《新疆日报》副刊《绿洲》上发表。该文阐述了《子夜》的创作动机和艺术手法，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入透彻地理解这部现代文学名作。1939年5月13日，茅盾还应邀为《新疆日报》副刊撰写文艺评论文章《关于诗》，向新疆各民族青年诗歌爱好者介绍诗歌的基本理论知识，如“叙事诗”“抒情诗”“音韵节奏”“含蓄”等概念。在茅盾看来，诗歌创作的前提是要把握好音韵节奏和抒情风格，写诗要求创作主体具备自由驾驭文字的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该文还探讨了文学作品的类型，如“叙事的”“抒情的”和“戏剧的”，同时辨析了各文学门类的基本内涵。

茅盾的《通俗化、大众化与中国化》一文，在1940年2月出版的《反帝战线》上刊登。文章对“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展开了理论关键词式考察，认为“通俗化”有着“应用民间熟习的形式而使之普遍”的意义；“大众化”包含“教育大众”与“向大众学习”两个层面；“中国化”即辩证看待历史文化遗产，从中吸取有益成分，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实践。该文还涉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同时围绕“文艺与现实”“文艺与大众”等论题展开深入阐释，提倡一种融“文艺社会学”和“文本审美研究”于一体的批评观，为当时新疆的文艺评论打开了一扇窗。

(二)探讨新疆文化建设

茅盾到新疆后即在《新疆日报》发表《新疆文化发展的展望》，认为新疆文化建设已经有了飞跃式发展。茅盾将“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文化政策看作是推动新疆文化进步的主要原因，认为正是因为把握住了这个原则，所以新疆的文化工作没有脱离现实生活，能够适应各族群众的实际需求，关注和提高各族群众的精神生活，与全面抗战的总体形势相契合。

茅盾非常重视以鲜活的文艺样式传播进步思想，比如他致力于推动新疆的戏剧运动，专门撰文推介《新新疆进行曲》《战斗》《新新疆万岁》三部话剧。1939年5月26日，茅盾在《新疆日报》发表《为〈新新疆进行曲〉的公演告亲爱的观众》一文，对《新新疆进行曲》进行评介宣传。茅盾首先解释该剧之所以采取报告剧形式的原因，接着围绕“革命的前夕”“新时代降临了”“六大政策的胜利”三幕介绍剧情。1939年9月17日，茅盾撰写的另一篇剧评《关于〈战斗〉》也由《新疆日报》刊出，该文简要介绍剧本《战斗》的主题思想和情节梗概，对戏剧刻画的三种典型性格和故事发生的典型环境进行重点分析。此外，茅盾在《反帝战线》发表文艺评论文章《演出了〈新新疆万岁〉以后》，通过综合比较《新新疆万岁》与《新新疆进行曲》两部话剧，指出两者都属于集体创作，在题材和体裁方面有相似之处；两者在艺术表现上都存在缺陷，例如都为体裁所限制，情节叙事存在结构松散、不够紧凑等问题。茅盾在文中重申了“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经典论述，并针对剧本写作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如通过开会确定剧本主题后，再面向社会征集相关的故事或材料。

《把冬学运动扩大到全疆去》一文同样发表于《反帝战线》，茅盾在文中强调了冬学运动对新疆文化教育的重要作用。冬学运动的宗旨即是利用冬季农闲，完成普遍提高民众文化水平的任务；冬学运动的工作方式必须避免“公事化”与“形式化”、“书本主义”与“笔墨主义”。鉴于此，冬学运动是集教育、组织、宣传于一体的文化活动。

此外，茅盾十分重视文化制度和文化组织建设。《六大政策下的新文化》指出文化工作应以普及与提高为目标，文化干部要在建设新疆文化的过程中扮演领路人角色；《文化工作之现在与未来》总结新疆文化工作存在的困难，分别介绍了新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新疆文化协会等组织对新疆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并对新疆的文化事业寄予深切期望。

除了各类评论文章，茅盾还创作了一批思想深刻、艺术素养高的歌词、诗歌和散文。如歌词《筑路歌》和《新新疆进行曲》呼吁齐心协力建设新疆；诗歌《新疆杂咏》抒发其对新疆的深厚情感；散文《新疆风土杂忆》则对新疆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进行细致描摹。这些文章蕴含着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成为文学地理学批评乃至风景文学研究的典范文本。

(三)介绍苏联文化状况

由于地理位置及国际地缘政治等原因，俄苏文论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新疆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也是考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新疆传播发展的重要路径。茅盾撰写《诚恳的希望》一文，专门介绍苏联文学、电影、绘画、木刻、音乐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认为中国应当从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者、创造者那里学习有益经验，表达了跨越民族文化界限、在互参互识互补中推动跨文化交流的愿望。

1939年11月7日，《新疆日报》“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三周年纪念特刊”刊发茅盾撰写的《二十年来的苏联文学》。茅盾以时间为线索，将近二十年的苏联文学分为三个阶段加以概述，并着重推介经典作家作品，如马耶考夫斯基的《进行曲》、法捷耶夫的《毁灭》、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等。再者，茅盾也关注到苏联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学、集体创作以及广大群众的文艺活动。

二、茅盾在新疆的文艺实践

茅盾抵达新疆后，积极投身火热的文化建设运动。他充分发挥著名作家的文艺资源优势，一方面在新疆学院从事教学活动，知行合一，为提升新疆学院的教学质量和校园文化内涵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出任新疆文化协会的领导职务，开展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文艺实践。

(一)在新疆学院的教学活动

新疆学院的师生们为了迎接茅盾和张仲实到校任教，特意举办欢迎晚会——放映电影《拖拉机手》(原版)来招待茅盾等人。茅盾到新疆学院任教后，被任命为教育系主任，开启了一系列课程改革，课程设置重视将国学经典与最新思潮相结合，先后为全院学生开设“文艺思潮”讲座、为教育系开设“国防教育”和“中国通史”等课程。此外，茅盾参与创办了新疆学院校刊《新芒》，对办刊方向、思想内容、编排样式等进行具体指导，并受邀每期为《新芒》撰文，其中包括《五四运动之检讨》等重要文章，助力《新芒》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抗日救亡思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939年2月，茅盾(前排左一)与张仲实(前排右一)结伴去新疆，途经兰州时与薛迪畅(后排左二)等进步文化人士合影(来源：中国作家网)

茅盾还利用课余时间指导学生们从事文艺活动，发现和培养各民族文艺人才，支持学生团体成立“戏剧研究会”。在茅盾的指导和帮助下，爱好戏剧文学的赵普林、党固、乔国仁等集体创作了话剧《新新疆进行曲》。话剧初稿完成后，茅盾亲自执笔修改、定稿。《新新疆进行曲》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导向和审美原则，剧情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以鲜活的艺术形式再现新疆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该剧公演后在各族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二)在新疆文化协会的文艺组织活动

1939年4月8日，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茅盾被推选为会长，协会以宣传抗战文化为基本宗旨。新疆文化协会下设编译部、艺术部和研究部，负责领导各民族文化促进会，推动全疆文化向前发展；调整并沟通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的日常工作；提供精神食粮，培育文化干部，举行各类文艺活动。

编译部在茅盾的主持下，编写了一套汉文小学教科书，并翻译成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三种文字出版发行，供全疆各族小学生使用。茅盾在编写小学教科书的过程中，热情帮助并悉心指导年轻的维吾尔族翻译阿巴索夫，对他的成长与进步产生了深刻影响。茅盾还亲自兼任艺术部部长，指导话剧、歌咏和漫画等三个业务科开展工作，并主持成立了戏剧运动委员会。

1939年8月，赵丹、叶露茜、徐韬、王为一、朱今明、易烈等艺术家来到迪化，从事话剧相关工作，使新疆的话剧运动发展到高潮。赵丹等人首先改编和排练了剧作家章泯在抗战期间创作的话剧名作《战斗》，茅盾承担了繁重的幕后工作。1939年9月17日，《新疆日报》刊发茅盾撰写的文艺评论文章《关于〈战斗〉》，该文问题意识鲜明，辩驳有理有据，有助于增强广大观众对话剧思想性和艺术特质的理解把握。1939年11月，在茅盾的支持下，新疆第一个专业性话剧团——新疆实验剧团成立。值得注意的是，茅盾特别重视戏剧艺术的思想启迪和伦理教化功能，不仅热衷于组建戏剧演出机构，还关注新疆的戏剧发展现状，对剧本创作技巧提出有益建议。

新疆文化协会还创办了新疆第一个漫画刊物《时代》，茅盾亲自为《时代》撰写发刊词。新疆文化协会也开展了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歌咏活动。《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正是通过歌咏活动传遍了天山南北。茅盾对歌咏活动倾注了热情和支持，当时新疆流行的《四一二革命歌》及《筑路歌》的歌词，都是茅盾创作的。

为了培养各民族文化干部，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浪潮，1939年10月，茅盾通过新疆文化协会筹办了新疆文化干部训练班，并亲自担任班长。新疆文化干部训练班招收学员两百多人，由各民族文化促进会选拔推荐，集中在一起进行专业培训。茅盾聘请赵丹、徐韬、白大方等分别讲授“表演艺术”“戏剧概论”“编剧”等课程，茅盾为学员主讲“问题解答”课。茅盾解答的问题内容广泛，涵盖哲学、文化艺术、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实践。某种意义上说，本次训练班承担着共用文化空间(shared cultural space)职能，各民族学员汇聚于此，系统研习科学文化知识，彼此交流心得体会，取得了一定成效。学员们圆满完成研修任务后，返回到各自岗位。他们犹如漫天繁星，将新文化、新艺术的光芒映照到全疆各地。

1939年11月，新疆文化协会从各地征集的近千件绘画作品中精选752件，举办了新疆现代史上第一次画展。茅盾高度重视画展活动，撰写文艺评论文章《由画展得到的几点重要意义》，提纲挈领地梳理出画展的独特价值：“一是展览作品的作者与参观画展的观众都来自于各行各业；二是画作的题材都是描写现实的；三是展览的作品体现出多民族特色。”1939年11月5日，茅盾主持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成立大会，他众望所归被推举为会长。茅盾就任后，为了庆祝分会成立和俄国十月革命23周年，撰写《诚恳的希望》《二十年来的苏联文学》等文章。

三、茅盾对新疆现代文艺事业的贡献

茅盾初到新疆时，就对肩负的历史责任有着清醒的认知，对即将着手开展的新文化建设进行规划：“工作上，以马列主义的观点来宣传六大政策下的新文化，进行文化启蒙工作；教好新疆学院的课程；有选择地进行文学艺术方面的介绍和人材的培养。”虽然茅盾寓居新疆的时间不长，但是他全身心投入到新疆的进步文化运动中，从事的文化工作包括文艺创作、文化教育、文艺宣传等诸多方面，对新疆现代文艺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培养建设新新疆的文艺人才

茅盾主张，一定要把先进的文艺思想传播给新疆的文学青年，大力培育优秀的文艺人才，确保他们在发展新疆文艺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生力军的角色。无论是寓居新疆期间，还是离开新疆以后，茅盾都非常重视对年轻人尤其是少数民族青年文艺骨干的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少数民族文艺领军人物，如锡伯族作家郭基南、维吾尔族文学翻译家托乎提•巴克等。

在锡伯族作家郭基南心目中，茅盾是引领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恩师，两人之间的文学情缘也传为佳话。1939年秋，在伊宁读中学的郭基南得知茅盾来新疆工作的消息，就迫切渴望有机会当面向茅盾请教。郭基南先被“实验剧团”录取，随后转到文化干部训练班学习，幸运获得了与茅盾接触的机会。如前文所述，茅盾为文化干部训练班学员讲授“问题解答”课，该课程注重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其教学目标是解答学员们在各门课上遇到的疑难问题。一方面，茅盾旁征博引，课堂讨论的内容议题丰富，极大开阔了郭基南等学员的文化视野；另一方面，茅盾利用闲暇时间看书、创作、学习俄语，抓紧一切时间充实自己，这种刻苦努力的精神也激励着郭基南。此外，茅盾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赤子情怀给郭基南留下了深刻记忆，数十年后郭基南撰文《洒泪念师情》，深情追忆茅盾在课上为学员们讲解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情形，在茅盾的谆谆教导下，各族学员更加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

维吾尔族文学翻译家托乎提•巴克是茅盾作品的忠实读者，始终不遗余力地翻译推介茅盾的经典之作。托乎提•巴克先后翻译了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和《子夜》。由于译稿丢失，托乎提•巴克在20世纪70年代准备重新翻译《子夜》。他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茅盾的热情帮助。茅盾不仅寄给他俄文版《子夜》作为参考，而且慨允将《再来补充几句》作为维吾尔文版《子夜》的序言。托乎提•巴克也曾当面向茅盾请教翻译《子夜》时遇到的一些问题。茅盾对托乎提•巴克寄予充分信任和厚望，激励他扎根文学翻译领域，为各民族文学间的交流交往交融贡献力量。

(二)以文艺推动抗战救国运动

茅盾在新疆期间致力于宣传抗战救国。他认为新疆的文化发展应当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尤其应当将抗战救国作为核心主题。茅盾经常撰文表达自己对抗战的思考，如《侵略狂的日本帝国主义底苦闷》一文，透过现象看本质，辛辣讽刺日本法西斯主义，流露出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强烈愤慨，这篇文章刊登在《反帝战线》上，激发了新疆各族群众团结抗战的革命热情。作为《反帝战线》的编辑成员之一，茅盾选登了一系列文章探讨文艺基本原理和抗战文艺的相关问题，为新文化启蒙运动提供思想资源，促进新疆现代革命文艺的发展。

茅盾还积极利用戏剧演出的形式，为宣传抗战救国发挥重要作用。如他在新疆学院指导学生创作剧本《新新疆进行曲》，第四幕题为“拥护抗战”；话剧《战斗》围绕着抗日战争展开，其顺利演出与茅盾在幕后的组织工作密切相关。此外，茅盾为《新新疆进行曲》《战斗》等话剧撰写颇具深度的评介文章，扩大了抗战戏剧的影响力。

(三)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茅盾在新疆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新疆现代文化发展提供理论武器。茅盾的教学实践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如他在讲授“中国通史”时，广泛涉及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学术、文化、思想，实际上讲授的是政治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这种将学术问题放置到社会结构性因素中加以观照的治学取向，反映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新疆的引介和传播过程中，茅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马列文论的推介主要是通过学术报告和评论写作两种途径。茅盾在题为《抗战与文艺》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抗战时期的文艺要反映现实情境，要成为宣传抗战运动的“轻骑兵”，文艺创作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恩格斯在谈论现实主义创作时提出的，茅盾对文学典型的看法继承了恩格斯的经典论述。“自由的写作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是列宁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要点之一。茅盾主要从文艺大众化角度考察文艺的人民性，比如《中国新文学运动》聚焦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文艺的大众化问题，《通俗化、大众化与中国化》指出“通俗化”“大众化”都涉及文学与人民的关系，都具有文艺形式要与人民的审美习惯相适应的内涵。除此之外，茅盾主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待中国历史文化遗产。

除了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茅盾还利用其社会影响力在新疆传播毛泽东思想。如茅盾给文化干部训练班学员授课时，专门安排课时讲解《论持久战》，并结合实际体验讨论这部经典文献的思想内涵，帮助学员建立起对毛泽东思想的初步认知。茅盾在《通俗化、大众化与中国化》一文中谈到“中国化”问题时，强调这一论题是由毛泽东率先提出的。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茅盾援引毛泽东的经典论述，阐释文艺大众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表现，为新疆的文艺创作和文化实践带来了全新气象。

四、对当代民族文艺评论的启示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茅盾负笈西行，在新疆生活和工作期间身体力行，一方面通过教学、办刊、组织协会等活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另一方面注重文艺人才队伍建设，在创作和评论两个领域精准发力，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疆现当代文艺战线的骨干人才，尤其是民族文艺创作和评论人才。茅盾在新疆的这段经历弥足珍贵，不仅是学界从事作家茅盾研究不可或缺的素材，也为勾勒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新疆的传播路径提供了经典个案。某种意义上说，茅盾在新疆的文艺实践尤其是文艺评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浮出地表的新疆革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文艺问题的深入思考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的鲜亮底色，形塑了新疆现当代文艺思潮的基本框架和话语机制，也呼应了当代民族文艺评论的核心问题域，为我们思考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边疆多民族地区特定历史情境的“接合”(articulate)，分析当代民族文艺评论的发展走向提供了重要参考。

首先，茅盾在新疆的文艺工作，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在新疆开展革命活动的组成部分，其根本宗旨和现实诉求均聚焦宣传抗战思想和文化建设，凸显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询唤现代意义上革命主体的出场，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茅盾曾意味深长地教导新疆各民族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不仅须有对于生活的积极的态度，还须有前进的世界观，有固定的政治立场。前进的世界观是他分析现实生活的显微镜，而固定的政治立场则是他批判现实生活的尺度。”对于文艺批评而言，发现和分析艺术技巧的能力固然重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导向则是决定文艺评论价值的根本因素。鉴于此，民族文艺评论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将马克思主义文论关于文艺生产、文艺传播、文艺接受和文艺消费的经典论述与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方面推进民族文艺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提供民族文艺评论的特色经验。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说，文艺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既要超越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模式，又要凸显具体历史情境下文艺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即发达地区并不必然较之欠发达地区能够产出更多优秀作品，偏居一隅的边疆多民族地区在文艺生产方面并不一定会出现时间上的显著落差。例如，除了大众熟知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等，即便在网络文学等新兴文艺形式中，民族文艺创作也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景观，苗族作家红娘子，瑶族作家我本疯狂，蒙古族作家波•宝音贺希格，侗族作家南无袈裟理科佛，维吾尔族作家图尔逊阿依•玉山、古丽曼，柯尔克孜族作家吐尔地•买买提、别克吐尔•伊力亚斯等均在网络文学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此外，民族文艺评论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文艺作为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决定了其必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任何一个社会的文艺生产都不可能完全区隔于现实社会之外。换言之，文艺既是审美的，也是意识形态的，这种双重属性赋予文艺特定的社会位置。民族文艺评论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为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服务。鉴于此，民族文艺评论既要深入阐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也要密切关注民族文艺创作的新动态、新趋势；既要关注时代变迁的宏大叙事，也要凸显各族人民日常生活的微观细部。

尚需指出的是，民族文艺批评理论是中国当代文论的支脉，也是推动民族文艺评论事业的理论基础，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指导下的学术话语建构值得重视。例如，茅盾就特别重视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的主体性问题，在新疆期间撰写《谈儿童读物的内容》一文，前瞻性阐明了对外来文化和外国文学的接受态度问题，提倡要推动建设中国化的儿童文学，“西洋旧有的儿童读物在思想内容上，乃至题材的选取上，已经不适合于现代的儿童了，特别不适合于新时代的中国的儿童”。这种敏锐的观察和洞见，对于我们思考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艺批评理论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笔者看来，当代民族文艺批评理论建设关涉的主要论题应包括：民族文艺批评理论如何继承古代文论的思想资源？如何处理与现当代主流文艺思潮(如1950至197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范式，1980年代的“方法论热”“重写文学史”思潮，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文化研究的兴起等)之间的关系？民族文艺批评理论对西方现当代文艺思潮的吸纳情况和应对姿态如何？怎样批判分析文论思潮在历经“理论旅行”之后的“强制阐释”现象？如何评估当下民族文艺批评理论的现代特征及其意义？如何看待民族文艺批评观念的变迁？如何评价民族文艺批评理论对跨学科资源借鉴的有效性以及对媒介诗学的文本互涉等状况？

其次，茅盾在思考和回答“新疆文艺的发展走向”问题时，坚持以新疆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为参照，重视民族文化发展和民族文艺评论人才培养，强调民族平等，推进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形成的基本结构，这种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各兄弟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状况，形塑了中华文化的地形景观，也决定了“共同体意识”是民族文艺评论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做好做实民族文艺评论不仅仅是题材问题，也不仅仅是艺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关系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的一个大问题。”民族文艺评论是中国文艺评论整体图景的组成部分，对民族文艺创作起着推动和引导的作用。因此，民族文艺评论必须聚焦“共同体”理念，其批评话语、批评方法乃至批评实践，都应当严格遵循“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逻辑主线和情感主线，辩证思考“共同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呈现出中国历史文化与西方历史文化的显著不同，在这一结构体系中，“一体”是前提、基础、趋势和目标，“多元”是动力要素和丰富样态；“多元”指向“一体”内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一体”并非是同质化、僵硬化的组织结构，而是“万紫千红才是春”的斑斓园地。民族文艺评论应当与社会文艺思潮和主流批评话语同频共振，与此同时又能够借助民族性和地方化经验，尝试以地域文艺批评实践为方法（如“以新疆为方法”“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方法”等），激活文艺评论作为人文学科要素参与和想象未来的可能性，为构建“共同体美学”贡献文艺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走入生活、贴近人民，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态度；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根本遵循，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大力提倡“书写时代”“讴歌英雄”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如果我们将关注视野投向新疆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近期创作的《歇马台》《白水台》系列小说，就会发现作家继承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经典路径，并在此基础上纳入“文化润疆”的现实坐标，生动再现了农牧民在面对新疆农村社会变革的时代浪潮时积极适应、不断调适自我身份认同。在“文艺反映现实”“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方面，叶尔克西近期小说与同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保持一致，但又因其在“文化润疆”的特定语境下注入哈萨克族农牧民生活体验，为现实主义文艺美学提供了鲜活的边地少数民族生活体验。

再者，茅盾等早期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不仅重视激发新疆各民族文艺事业的活力，还以开放的眼界和心态系统观照俄苏文学与文论对于新疆现代文学的影响，其文艺批评实践触及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里阐明了“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合理关系，即“民族性”并不是闭目塞听、画地为牢，沉溺在自我中心的假想世界，“民族性”需要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寻找他者的参照系，吸纳他者文化的精华内容；“民族性”正是在“世界性”的浩瀚领地驰骋，从而获得创新动力，将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呈现在世人面前，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就民族文艺评论而言，评论者对民族审美特质的提炼，绝不应该拘囿于民族文艺内部，而是应当坚持“古今中外、四方对话”的基本原则，在时间的维度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现当代文艺思潮进行吸收内化；在空间的维度上既传承弘扬中国文论的思想话语体系，又批判性借鉴西方文论的可用资源。只有这样，民族文艺评论才能既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又能确保在世界文论的洪流中占据重要的“对话席”。

最后，茅盾在新疆期间公务繁忙，但仍然坚持以《新疆日报》《反帝战线》《新芒》等报刊杂志为阵地，撰写文艺评论文章，介绍经典马列文论思想，推介革命题材话剧作品，阐明文艺评论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切实发挥文艺评论在推动抗战文艺事业中的“轻骑兵”作用。基于此，茅盾在新疆的文艺实践，对于当代民族文艺评论的参考价值还在于：一是凸显文艺评论的重要位置。长期以来，民族文艺评论呈现出与文艺创作不同步甚至不匹配的现象。“这种学术研究及其成果方面的薄弱反映出民族文艺评论与创作相比明显滞后，少数民族艺术评论与少数民族文学评论相比也较为薄弱。”这种现状显然不利于民族文艺评论事业的健康发展，它要求我们切实解决制约民族文艺评论发展的瓶颈问题，不断优化体制机制建设，重视培养民族文艺评论家队伍，特别是专项扶植戏剧影视、书法绘画、杂技曲艺、民间文艺以及网络文艺评论人才，推动民族文学评论与民族艺术评论协同共进。二是坚持文艺大众化路径，妥善处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茅盾曾以西北战地服务团、北平通俗读物编刊社以及抗战时期粤剧、桂剧、滇剧、川剧的成功经验为例，提出“旧瓶装新酒”是走向文艺大众化的有效尝试，也就是说，要创造性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去反映鲜活的时代内容。“现在的文艺形式是模仿西洋的，用西洋文艺的形式要达到大众化是很不容易的。只有经过旧形式的运用，才能达到文艺大众化的目的，才能建立民族形式的新文艺。”因此，当代民族文艺评论应始终坚持“内聚焦”视角，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提炼创作技巧，保持清醒的头脑，从光怪陆离的西方文论话语中突围，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提供民族文艺批评贡献，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民族文艺评论力量。

*本文系2019年度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自主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笔者的博士生宋骐远参与了本文文献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特此致谢

作者：邹赞 单位：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9期（总第84期）

责任编辑：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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