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跨媒介的中国传统艺术主题具有多样与稳定的特征,这意味着媒介形式差异与审美经验共通性之间存在“异”与“同”的张力。“艺格敷词”的意涵生成史为认识该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也暴露出西方思潮中媒介属性的固化与艺术门类分立的弊端。而“诗画一律”说使不同门类与媒介之间建立起了本质的联系,强调了人类感知经验的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这种认识有其哲学渊源。经过王弼的阐发,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将最高的审美理想赋予了艺术主题,媒介作为工具与手段有其明晰通路,即由“象”达“意”,从而引发了中国艺术批评史的广泛回应。知性的悬置超越了媒介的壁垒,为当代的媒介神话提供了反思的立场。
【关 键 词】 跨媒介 诗画一律 艺格敷词 “东坡赤壁”
古今虽殊,其迹实同;耳目诚异,其识则齐。
——刘昼《刘子》
一、“异”与“同”:中国艺术主题研究中的张力
在地理空间的叠印与文化时间的流动中,围绕名士、文本与名胜,一些经典主题在中国艺术传统中浮现出来,如“赤壁”“潇湘”“桃源”“辋川”“兰亭”等。于当下社会而言,这些传统资源不仅成为生长复杂历史想象的土壤,而且被寄托了一种可能的生活向度。显然,意义的增殖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的独创,必有一脉相承的内在意涵赋予经典艺术主题以不竭的当代性,使之获得不竭的“新”阐释。而在经典地位的确立过程中,这些艺术主题往往跨越了单一的艺术媒介与艺术门类,依托文学、书画、曲艺、器物乃至现代的新兴载体分衍出多样的形式。多样性与稳定性成为这类艺术主题的基本特征:所谓多样性,既指同主题有着多元的创作者、持续的创作时间和分散的创作地域,又指前者带来的结果——表现方式的多样性;所谓稳定性,是指即便对这些主题的表现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开枝散叶,它们依然呈现出相似的、具有公共性的、甚至代际相传的表现程式。后一特性是这些多样的表现被归入同一艺术主题的原因,同时意味着这些“万变不离其宗”的程式存在相对固定的审美价值,从而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葆有艺术生命力。
艺术主题的多形式分衍突出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门类与媒介的跨界特性。在“诗书画印”并举、“诗乐舞戏”互涉的中国传统艺术观念中,不同媒介被认为有着水乳交融的联系。但是,对主题自身而言,“多样”与“稳定”本是二律背反的关系,在这样一组命题的冲突中,各异的媒介形式是否能够引发共通的审美体验?它又如何可能?无论对于认识中国艺术主题的深层价值,还是细察总是停留在“统而言之”的中国艺术媒介观而言,这一追问都是必要的。“异”与“同”的张力理应成为主题研究的关捩之处,但既有讨论往往着眼于媒介的外在表征,并进展为不同表征之分析、比较,而未在原理层面对中国艺术媒介的共通性和此一普遍观念的来源予以辨析。这正是本文的出发点。事实上,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仅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科体系与美学话语体系的基础性工作,而且呼应着当今世界艺术话语场的变革,在这重意义上,无论认为本文的落脚点是“当代问题的历史渊源”,还是“历史问题的当代语境”,都将是恰当的。
二、“艺格敷词”(ekphrasis)的启发与疏漏
新媒介的涌现、不同物质形态的跨界借用与融合是20世纪西方后现代艺术的重要表现之一,也向艺术理论界提出了一个新的时代议题,即“跨媒介”(intermedia,也称“媒介间性”)问题。作为源自实践的呼声,“跨媒介”一词最初来自20世纪60年代激浪艺术家迪克•黑根斯(Dick Higgins)的创作宣言,他在其中预言媒介的垄断会随社会阶级差异的弥合而被打破,并倡导艺术创作应为媒介的先天未决性保留空间。他的同道者,如菲利普•科纳(Philip Corner)、约翰•凯奇(John Cage)、白南准(Nam June Paik)等人,积极探索将音乐、雕塑、拼贴画、舞台艺术、影像艺术与行为艺术混合并置的可能性。因此,媒介之间的混合、互补、置换与转化也成为一个突出的理论生长点,引发诸多西方学者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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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宋元明清文人艺术中的苏轼图像研究”(项目批准号:22CF17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一楠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5期(总第92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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