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文明比较显示，中国诗教体现了“人能弘道”的文化特质。这种价值建构方式既是自由的又是共同的，涵盖了情感审美与语言艺术、思维方式与认识体系、人格境界与言行能力、社会礼俗与国家治理等方面，塑造着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民族心灵史。“人能弘道”的诗学特质，即以生命自觉之“情”为本源，在实践中“感”自然和人事之“物”（现象），对天人之“道”进行自证和体认，以情理交融的审美“境界”为归宿。

【关 键 词】 文明比较 诗教传统 “人能弘道”

黄宾虹《群仙观》（图片来源：中国美术馆官网）

诗词是我们“终生的民族文化基因”[1]。所谓“诗教”，是以诗歌作用于生命情感的审美方式，来实现性理、知识、技能的教化目的。诗教在不同文明中普遍存在，却往往成为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工具。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主流文化具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的特质，坚持“人文化成”的道路，诗教在其中作为“美教化”（《诗大序》）、“被于万世”（朱熹《诗集传序》）的基本方式，成为一种标志性传统。学界有关诗教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儒家正统《诗经》学的考论，未能系统地展开关于诗教与中国文化特质的关系及其历史实践的研究，本文拟从这两大问题切入，阐释诗教传统的属性、高度与价值。

一、“道弘人”与“人弘道”：文明比较中的诗教及其历史

中国诗教传统的形成与意义，需要在比较诗学中直观地呈现出来。古代中国、希腊、印度的诗学体系是东西方诗学的三大源头，西方诗学占据了现代理论界的主导地位，然而从古至今的诗教传统可谓中华特色。究其原因，可以从中华文明具有“人能弘道”的特质，而其他文明更多是“道弘人”的理路进行分析。

早在古风时代，古希腊诗论家所谓“娱情”和“教化”，是指诗人凭靠缪斯的神启来体悟并歌颂关于宇宙、众神、英雄、万物的神圣真理，在酒神精神的迷醉中传达秩序化、服从命运的日神精神。[2]由此可见，古风诗教蕴含了西方文化源头中天与人、情与理的张力。到了古典时期，哲学取代诗教，苏格拉底、柏拉图关注文艺的真理内涵，要求驯服诗人。《理想国》指出：“实际上我们是只许可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城邦的。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入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3]并且在他们看来，只有哲人能够追求现象界之上的理念美，但这对于绝大多数人不起作用。这种二分思维的“理式说”深刻塑造了西方文明，也使诗教降至附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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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诗教’传统与民族精神的建构及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9CKS03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董宇宇 单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4期（总第79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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