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汉语新诗一直在吸收并转化新鲜的文学经验。新边塞诗运动后，新诗对新疆经验的发掘又进入了新的阶段：风景书写不再是单一的诗意展现，还指向更为复杂深广的诗意空间，回应着对当代自然性的切实理解；边地与民族风情书写的背后，则传递出新诗的“历史共享”特征，见证了汉语自身的生长性与新诗主体的自我更新能力。
【关 键 词】 新诗 新疆经验 自然性 共享
（图片选自《航拍中国》）
汉语新诗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体，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吸收、转化并开发新鲜的文学经验。百年间，新诗的触角攀爬过高山大海，延伸至平原丘陵，在已知世界与未知地带之间架起无尽诗意。边疆书写，也是新诗重要的一部分。从历史上来看，汉语诗歌本就有书写边塞的传统。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等，都形象地展示了古代的边塞生活。唐代是边塞诗发展的黄金期，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等，至今仍是广为流传的名句。随着新诗的发展，边疆书写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它不再是古典汉诗边塞传统的简单复制，而是必须面对瞬息万变的现代性，面向复杂深广的当代生活，在接续传统的同时有效地确立文体的合法性，彰显自身的特质。
“在托喀依乡，夏日无处不在。”（卢山《在托喀依乡》）新疆，就是汉语新诗边疆书写中绕不开的重点。这片壮阔斑斓的热土，本身就洋溢着取之不尽的诗意。新诗的新疆书写，不仅容纳了边地美景、风土人情，还有着特殊的时代属性，与国家建设、边疆开发、民族团结等主题密切相连，生动地勾勒出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甚至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以降，国家建设等宏大主题的加入，前所未有地拓宽了边塞诗的文体边界。从此以后，“历史”作为一个显性维度，与“风景”平分秋色，二者构成了新诗边疆书写的重要两极。
“来吧，/祖国的新人！/在这里咱们的前程似锦。”（郭小川《西出阳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汉语新诗以饱满的热情呼召着新疆。闻捷、李季、郭小川等名噪一时的诗人，都留下了关于新疆的诗篇。其中，闻捷的《天山牧歌》颇负盛名，这些政治抒情诗以新兴的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在塑造新时代劳动人民形象、尤其是少数民族形象之时，饱蘸着浓郁的新疆风情，又不失清新的抒情意味。健康优美的《吐鲁番情歌》，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绿风》为大本营，杨牧、周涛、章德益等人的新边塞诗再次让新疆在新诗里华丽亮相。“新边塞诗派以诗歌作品描写新边塞风情，歌颂西部精神为主旨。……在内容和风格上，承袭了唐代边塞诗的精神，粗粝、壮阔、强劲、辽远，让一股强劲的西风吹过了新疆和中国的诗坛。”但不可忽视的是，新边塞诗的短板或许正与其长处共生。诗人们在处理“边塞”这一特定题材时，很难摆脱传统的影响和类型的制约。随着新诗创作格局的多元化，“时至今日，无论是在创作还是在阅读中，‘新边塞诗’的影响已经日趋式微……对‘新边塞诗’的关注和评价也是越来越淡化了”。然而新诗的活力是源源不断的，新世纪以来，新诗对新疆经验的发掘又进入了新的阶段。风景书写不再是单薄的诗意展现，还指向更为复杂深广的诗意空间，回应着对当代自然性的切实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了新的共生与相互依存。同时，边地与民族风情书写的背后，体现出新诗的“历史共享”特征，诗歌背后蕴含的是共享发展理念，这一演变，见证了汉语自身的生长性与新诗主体的自我更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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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碧薇 单位：鲁迅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8期（总第95期）
责任编辑：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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