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诗歌到了现代阶段，不时陷入有用与无用的争执。从神启、教化、梦想、拯救到介入、取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诗意正趋于衰减流散，“逆诗意”在修改诗歌质地；诗歌放下尊贵身段，以亲切随和的日常“习俗”，营造“围炉”效应；夹杂其中的商业化功利与“游艺”风习，也使其功能继续“下滑”。基于此，我们的现代审美经验接受是在“弱化”中按部就班、固守根基，还是在与时俱进的潮流中做一番调整呢？

【关 键 词】 诗歌 功能 弱化 转型

一、 有用与无用的“混用”

古代中国，诗歌之用集中在“教化”上。早在2500年前，《论语•阳货》就庄重宣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继续展开为 “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真乃荦荦大端。接着有南朝裴子野之说“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雕虫论》），及至白居易起劲“追加”：上可以“补察时政”、下可以“泄导人情”，“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虽然平添了“家国为要”“匡时济世”的内容，但骨子里依然维持早期“兴观群怨”的框架。南宋杨万里曰：“诗也者，矫天下之具也”（《诗论》），清代徐宝善道：“人心正而诗教昌，诗教昌而世运泰”(《养一斋诗话•序》)，大体也与“思无邪”的正教一脉相承，一直以来都作为培育世道人心的工具，同时彰显“温柔敦厚”的相貌。总之，诗歌充任正心的“法度”（符合韩愈在《原道》中所说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承担着方方面面致知格物的利器功能。其间虽偶尔出现“无所匡正”“无益时用”的轻薄噪声，但毕竟是一边倒的言志载道，总领了中国庞大的教化体系。

当诗歌来到“启蒙”“救亡”与“解放”阶段，原来兼具教化与审美的两翼，只剩下单声道的宣喻。直到新诗潮的冲浪者开始转换门庭，至少把部分社会传声筒变为心灵的秘密颤动。[1]后来的新生代们则更加彻底地摆脱顽强的“附庸”，宁可放任自流，也要疏离沉重的历史包袱。但他们或许还缺乏理解：一个民族的觉醒、思想制度的变革，首选攸关主次，择取轻重，尤其在连续重大的历史拐点、节点面前，怎么可能轻率离弃“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2]呢？

西方古典诗歌的功用，发韧于摹仿说，主要体现于净化，从亚里士多德到贺拉斯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的锡德尼。柏拉图一方面要驱逐诗人，另一方面又注意到诗歌的“魔力”——当可改进“人性的低劣部分”。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坚持诗歌“是模仿上帝的不可思议的美德”，同时也是“真正为了教育和怡情”[3]，推崇的都是诗歌特有的陶冶、感化人心的力量。诗歌走到近代，华兹华斯宣称诗歌是“捍卫人性的磐石”“用热情和知识团结人类社会的伟大王国”[4]，力挺诗歌担当社会的重任。雪莱为诗歌的辩解亦十分精彩，他顺带提出探索、唤醒、立法、捍卫等诸多职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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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仲义 单位：厦门城市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3期（总第78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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