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文艺思想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电影作为新时代的重要文艺形式，必然要将“人民性”摆在创作的首要位置。本文以近年来热门的国产“新主流电影”为研究对象，从对“人民电影”“主旋律电影”再到“新主流电影”的演变，及其创作的历史语境和历史使命的梳理，透视社会主义电影事业“人民性”的内在逻辑，包括电影创作的源泉、电影如何为人民服务等问题；探讨“新主流电影”在新时代语境下如何延伸、更新“人民性”的表述与审美，以回应时代之问、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

【关 键 词】 新主流电影 人民性 电影工业

引言

近些年，我国电影产业持续发展升级，尽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国产电影精品佳作仍不断涌现，尤其是以《战狼Ⅱ》(吴京，2017)、《红海行动》(林超贤，2018)、《我和我的祖国》(陈凯歌等，2019)、《长津湖》(陈凯歌、徐克、林超贤，2021)等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陆续实现票房口碑双赢，不断催生“现象级”效应，集中体现了中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昂然雄姿。新主流电影选取最能代表中国变革和中国精神的题材，将主流思想、商业创作和艺术审美融于一体，符合新时代要求和人民群众对于文化艺术的新需求、新期待，努力达到思想性、艺术性的有机统一，聚合发扬“人民性”。新主流电影是对毛泽东“人民性”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系列重要论述的贯彻和执行。

一、“人民性”与社会主义文艺理论

(一)“人民性”文艺理论溯源及发展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与实践者，“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文艺和人民的关系问题，并不是最近的新问题。马克思很早就提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列宁也提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马克思与列宁的文艺理论清晰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内容，这也为以“人民性”为核心要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传入中国后，从“人民性”文艺思想的确立到“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提出，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两次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成为其标志性事件。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奠基之作，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文艺观念的基础上，更为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一论断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进入中国以后第一次系统阐述这一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人民性’的特质”。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深刻阐释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等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与新时代的深刻变革、社会风俗、人民精神的内在需求等密切相关，对于强化新时代文艺的社会现实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二)“人民性”和社会主义电影事业

电影作为20世纪以来的新兴艺术，以其凝练晓畅的视听语言迅速成为广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样式。列宁曾经说过，电影艺术就其本性而言，是群众性艺术。银幕艺术的大众化、历史化使“人民性”成为社会主义电影的首要特征，“社会主义电影艺术是作为真正的人民的、革新的、受到最先进的理想鼓舞的艺术而形成和巩固的，它的优秀作品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崇高的人类理想的精神教育人民的”。前苏联理论家B•巴斯卡阔夫也曾说过：“考虑到电影就其本性而言是一门最大众化的艺术，因此对人民性问题的探讨对电影来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艺在号召落实“文艺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过程中得到蓬勃发展，电影艺术的发展尤为可观。“十七年”(1949—1966)时期，广大电影工作者紧贴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确立了“人民电影”的服务对象、叙事构架、历史视野和美学范式，更加突出电影艺术的“人民性”，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如《白毛女》(王滨、水华，1950)、《上甘岭》(沙蒙、林杉，1956)、《永不消逝的电波》(王苹，1958)、《五朵金花》(王家乙，1959)、《青春之歌》(崔嵬、陈怀皑，1959)、《李双双》(鲁韧，1962)等，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后人的开拓探索留下巨大空间。“1949年至1966年的影像作品囊括的多重主题，深化了社会主义文艺人民性的丰富内涵。这样富有时代内涵的文艺生产过程，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互文性关系。”可以这么说，“十七年”人民电影的生产既是对人民情感、社会情绪的迎合，亦是对文艺人民性思想富有创造力的阐发。

社会主义电影应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不断做出调整。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1987年3月10日，电影局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被公认为“主旋律电影”概念的诞生日。之后，《开国大典》(李前宽、肖桂云，1989)、《开天辟地》(李歇浦，1991)、《重庆谈判》(李前宽、肖桂云、张夷非，1993)、《国歌》(吴子牛，1999)等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作品，《焦裕禄》(王冀邢，1990)、《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张今标，1991)、《周恩来》(丁荫楠，1991)、《蒋筑英》(宋江波，1992)、《离开雷锋的日子》(康宁、雷献禾，1996)、《孔繁森》(陈国星、王坪，1996)等以历史人物和当代楷模为主角的人物传记片相继问世，彰显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所蕴含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主旋律电影”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它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有效表述、创造性表述，满足了广大观众的历史主义、英雄主义、民族主义理想，“并用崇高、道德和人性升华使观众远离当下现实的某种失落、困惑、迷惘、痛苦和无助”。“然而这类作品往往在确保政治导向正确的形态输出之余，缺乏对故事结构、剧作设置、人物情感、百姓生活等方面的多样诠释与生动刻画，作为艺术层面的电影作品缺乏丰富性与灵动感。”类型化的人物、风格化的语言以及程式化的意识形态表达，使得初创期的“主旋律电影”存在观众接受和市场效益的局限。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的不断推进升级，“主旋律电影”变得更加多元，逐渐转向“新主流电影”。“新主流电影”一词最早见于1999年，是在“主旋律电影”的基础上，对其表现内容与思想内涵的一次继承与拓展。21世纪前十年，《紧急迫降》(张建亚，1999)、《云水谣》(尹力，2006)、《集结号》(冯小刚，2007)、《十月围城》(陈德森，2009)等影片在实现意识形态功能的同时，不断满足观众的情感期望与人文诉求。而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建国大业》(韩三平、黄建新，2009)、《建党伟业》(韩三平、黄建新，2011)、《建军大业》(刘伟强，2017)展演党和国家的伟大历史。《智取威虎山》(徐克，2014)作为经典再现获得口碑、票房双赢。《湄公河行动》(林超贤，2016)、《战狼Ⅱ》、《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李仁港，2019)）、《中国机长》(刘伟强，2019)等影片不仅刷新了国产电影票房纪录，也在新的社会语境下获得了广泛的价值认同，产生了凝聚人心的力量。以2021年的《长津湖》为例，无论是观众口碑还是票房纪录，都表明了“新主流电影”的公共号召力，也深刻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电影创作践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的集体意识。当前，“新主流电影”已成为建构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而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力量自然成为它着力表现的对象。社会主义电影的表现对象一定是人民群众，无论是电影的题材选择，还是故事类型，甚至是美学风格，都要深耕于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电影唯有更积极主动地反映、团结人民群众，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方向、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而对于“人民性”的强调恰恰联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七十多年来最核心的宗旨和目标，那就是“为人民服务”。

二、“新主流电影”创作的“人民性”

对于结合“主旋律电影”与新时代发展的“新主流电影”来说，“谁作为表现对象”是艺术创作“人民性”在内容层面的首要显现。不同于“主旋律电影”以革命历史、英烈模范和国家工程等历史大事记作为表现对象，“新主流电影”更多是以“散点透视”的历史视野，将人民群众的普遍实践奋斗作为表现对象。这其中既有在坚定爱国主义的基础上英雄化书写革命历史中的平凡人物，也有在“英雄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中描摹人民模范的感人事迹，亦有在新时代精神背景中聚焦普罗大众的人性闪耀。

(一)革命历史的人民英雄

从20世纪的《开国大典》《开天辟地》到21世纪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一直都是“主旋律电影”刻画的重点，在其中“改造世界”的历史伟人一直是电影创作者着重展现的对象。近年的“新主流电影”延续了这一传统：《红船》(沈东、王德庆，2021)在建党百年之际再度回望“红船精神”，塑造革命先锋群像，重温建党艰辛历程；《1921》(黄建新、郑大圣，2021)则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放在共产国际运动的大脉络中，跨时空勾连起彼时风起云涌的中国实践与此刻风起潮涌的全球律动；《革命者》(徐展雄，2021)让我们再次瞻仰梦想着“未来的环球”和“赤旗的世界”的革命先烈李大钊……这些通过还原历史现场以表征重大革命事件的“新主流电影”，一方面，“主流”一词说明其秉承了“主旋律电影”通过呈现历史原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传统；另一方面，“新”的定位在于其“人民性”表达的具体细致，由此革命历史不仅构成了民族集体记忆的宝贵资源，而且成就了个人历史的参与在场。

“新主流电影”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在书写历史巨擘的同时，塑造出无数平凡甚至无名的人民英雄。重述抗美援朝战争一役的《狙击手》(张艺谋、张末，2022)将镜头对准中国人民志愿军某狙击小分队。这些在大历史中只留下寥寥数笔的年轻战士，在电影艺术的渲染下有了更加丰满、更加生动的肖像，让我们知道，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下其实是平凡人的生活与战斗。另一部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影片《长津湖》也是深化视点，通过伍氏兄弟和七连的微观视点与个体叙事，为观众提供了管窥历史的不同侧面，也成为以微观—宏观同心圆模式还原历史真相的模板。本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真理，“新主流电影”对于革命历史英雄人物的深挖不再拘泥于“大人物”，而是持续关注“小人物”，无疑是对革命历史外延的“人民性”内涵的再发展。

与此同时，“新主流电影”的革命历史叙事不再局限于战争前景与政治背景，不再局限于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而是将视线转向那些不为人知的民族英雄。2021年张艺谋导演的《悬崖之上》将地下工作者的革命理想与家国情怀纳入摄影机，纳入大众的视野。历史上的革命先锋、平民英雄、幕后英雄只是革命分工不同，他们前进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胜利的未来与美好的生活。“‘大时代’与‘小人物’，在看似不成比例的叙事系统中，恰恰可能由于其内涵与形态上巨大的反差，而产生特别的叙事效果。”通过这条路径，“新主流电影”升华了“主旋律电影”固有的创作模式，深入每一位志士的生命，贴近每一个国人的内心，从而使自身在人物塑造与历史叙事上更具“人民性”意识。

(二)各行各业的人民楷模

源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不仅记载着历史的探索前行，也见证着当下的悄然嬗变。近年来，“新主流电影”也将目光投向平凡岗位上脚踏实地践行崇高理想的工作者们。如果说“新主流电影”所“铭记”的革命历史及人民英雄，赓续了延安时期确立的人民本位传统、家国情怀传统，那么镜头下各行各业人民楷模的塑造，则是“革命性”与“人民性”辩证统一的题中之义。中国香港导演林超贤执导的“行动三部曲”以极高的完成度媒合了香港电影的商业特质与“新主流电影”的意识形态表达，而系统成熟的特效制作也辅助了作品内容方面的拓展。

在这样的基础上，《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紧急救援》(林超贤，2020)将创作视点转向电影题材中能见度较低的缉毒警察、军事特工和救捞队员，通过刻画他们在营救中国公民行动中表现出的坚定与专业、奉献与牺牲，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岁月静好”背后职业人员的“负重前行”。

有别于我国国际行动的亮相，《烈火英雄》(陈国辉，2019)、《中国机长》和《中国医生》(刘伟强，2021)等影片则是将崇高感和悲悯心投向更为贴近日常生活的消防救援、航空救险和流行疾病救治。“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这些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在新闻报道之外以现实搬演的方式，与观众关于某一事物的认知与经验产生关联，将重大事件化为具体可感的视听语言，引发观众情感共振。与《烈火英雄》《中国机长》表现紧急事件不同，《中国医生》表现的是正在进行时的“战疫”故事。因奋战在第一线而百感交集的医护人员是疫情之下最应得到“电影关怀”的职业群体，而“渐近线”式的现实展现不仅钩沉了中国人民共同战疫的集体记忆，也促成了日常生活和政治表达的缝合。

《烈火英雄》《中国机长》《中国医生》等影片的落脚点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接触到的职业人群，而《夺冠》(陈可辛，2020)、《攀登者》和《守岛人》(陈力，2021)等影片则捕捉到带有一些“神秘感”的社会实践脉搏。《夺冠》以中国女排事业的发展为主线，张扬了坚韧超越的女排精神；《攀登者》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登山队员挑战极限、为国献身的英雄主义情结；与前两部影片塑造群像不同，《守岛人》将个人历史娓娓道来——王继才、王仕花夫妻32年以岛为家，在严苛的自然环境下证明自己“守岛就是守国”的崇高信念。由此可以看出，“新主流电影”中不仅有波澜壮阔的大历史，也有激荡人心的“微相学”。“新主流电影”时刻准备着让各行各业工作者的生活世界在银幕之上交相辉映，参与着民族文化记忆的缔造。透过这些生活中、工作中的英雄，“人民性”与“英雄性”实现了高度的辩证统一。

(三)千家万户的时代篇章

如果说“我们传统的主旋律概念中，还缺乏真正的与当代生活、与当代人、与当代人的价值需求的对话和协商机制，使主旋律在某些时候脱离了当今的时代性和共享性”，那么“新主流电影”则是更具时代性的艺术范畴。如前所述，它既重现历史真实，又挖掘历史地表下人民英雄的矿脉；既昭示家国大义，又赞叹人的微妙与伟大；既铺陈宏大叙事，又勾勒出日常生活的肌理。它扎根“主旋律电影”的基石，并注入与时俱进的时代意识，以及“人民性”这一“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我们看到，这“源头活水”一直处于变动不羁的发展状态。随着社会主义在我国被指引上“新时代”的历史新方向，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自然会带来艺术题材的转向和艺术形式的开拓。“新主流电影”一方面续写着“主旋律电影”中革命英雄和领袖的神话，另一方面把“寻常百姓”与时代互动的“共情书写”推向高潮。既有像《十八洞村》(苗月，2017)、《一点就到家》(许宏宇，2020)这样关切乡村脱贫致富的创作，也有以《奇迹•笨小孩》(文牧野，2022)为代表的城市建设者史诗，而《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宁浩等，2020)、《我和我的父辈》(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2021)等短片合集则跨越时空，寻找历史演进与当下发展的共鸣。

正在发生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热点是“新主流”创作冷静思考的重点。未曾进入“主旋律电影”视野的气象万千的普通民众通过“新主流电影”在今天的银幕上熠熠发光。这一进程是新时代故事贴近人民生活、贴近群众期待的必然结果。以《我不是药神》(文牧野，2018)为例，影片与社会精英视角之间拉开一段距离，向缺少资源的少数人群、患病的老弱妇孺投以悲悯的目光。当然，“疾病叙事”视角拒绝在单向歌颂和现实主义之间画上等号，由此进一步深化了对于“真正的英雄主义”的理解。也就是说，深刻揭露现存社会弊病，从另一个角度标举了光辉成就的取得。“新主流电影”在这个维度上再次体现了“人民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三、“新主流电影”的“人民性”引领

不断推陈出新的“新主流电影”，在美学上代表了新时代的中国形象、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也在道德上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未来的“新主流电影”也应该坚持“人民性”原则，在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各个环节采取相应策略，继续创造“叫好又叫座”的文艺精品。

(一)大众化策略：类型强化、明星意识、市场提振

从审美接受的角度来看，“新主流电影”是面向大众、邀请大众、期待通过大众检验的文化产品。“新主流电影”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主动遵循着贴近观众、拥抱观众的大众化原则。

首先，“新主流电影”通过类型化，加强现实生活的可感性。近年来，“新主流电影”的类型化程度不断加深，铸造出一批以军事战争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类型大片。对比《战狼》(吴京，2015)的边境冲突主题，2017年上映的《战狼Ⅱ》经由一次在遥远非洲采取的撤侨行动，满足了观众的安全需求和家国期待；2018年的《红海行动》又将叙事空间扩展至索马里海域，让观众一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栖作战实力；在电影《长津湖》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对手不是反叛组织、雇佣军和海盗，而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实力悬殊的残酷战争既是世界和平的赞歌，也是居安思危的警示。

其次，“新主流电影”借助明星效应给现实主义带来契机与挑战。《建国大业》开创了一个新的传统：众多华语明星纷纷进入主流电影生产体系，为彼此带来建设性的符号资本。明星效应在电影“神话”书写中的功能不容小觑，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一部好影片的感召力，绝不只是靠一张张明星脸就能实现。经过“新主流电影”审慎选择的演员可以创造外形上、精神上的双重现实，让观众在感叹“形似”的同时，领悟精神层面的“神似”。成功的“新主流电影”创作者会充分考量知名演员对于观众的表演价值，超越“数星星”，引导观众提升欣赏水平和媒介素养，将“追星”心理投射到更深刻的情感价值认同中去。

最后，“新主流电影”努力开拓市场空间，利好相关产业服务于民。中国电影在市场化的摸索过程中，越来越注重电影的档期属性，形成了贺岁档、暑期档、国庆档“三足鼎立”的态势。近年来上映的“新主流电影”也多集中在三大档期，而且交上了令人满意的“答卷”。《战狼Ⅱ》于2017年暑期刷新国产电影票房纪录，之后几年，该档期相继涌现《我不是药神》、《八佰》(管虎，2020)、《烈火英雄》等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优质电影。2021年国庆档期间，《长津湖》再次刷新纪录，并同2022年贺岁档接力上映的《长津湖之水门桥》(徐克，2022)联手创造近百亿票房、超两亿人次观影规模。“新主流电影”在各大档期打下的漂亮仗既构成了中国电影市场的中流砥柱，也通过相关产业在国内外的连锁式发展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因此我们要在积极培育中国电影市场的同时，加大力度孵化、整合、提振相关领域业态在国内外的发展。

(二)审美性内涵：以隽永的电影语言书写中国精神底色

如果说曾经的“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三元区分代表的是相对分立的审美属性和相对稳定的受众群体，那么“新主流电影”则希望打破、重整市场的疆界、审美的疆界。说到“新主流电影”，无论是叙事上的类型强化，还是表演上的明星意识，其逻辑前提都是从最广大观众的视角出发，融合上述三类电影，实现深耕意识形态、拓展市场空间、提升审美体验的目的。

基于这个目的，“新主流电影”采用最强大的创作团队、最精良的视听技术以及最有效的发行放映，通过感官上的震撼和情感上的沉浸，达到综合性的审美经验，潜移默化地激发观众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人民认同，将新时代中国精神的书写、中国学派的建构推向高峰。

其一，真实事件是“新主流电影”现实主义美学的木本水源。对于公众来说，历史上曾经发生、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真实事件，不断载入人们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心理。记忆兼具叙事性、创造性特征。“新主流电影”只有把“想象的共同体”的记忆经验以各种方式讲述出来，才可以获得不竭的创作动力。以战争类型为例，无论是血性方刚的《战狼》系列，还是动人心魄的“行动三部曲”(《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紧急救援》)，抑或热忱追忆的《长津湖》系列，都是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来。战争电影与大众的战争记忆，与他们保家卫国、维护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紧密相连，在先进视听技术的支持下，让战争的残酷、世界的动荡以及人类的愿景深入观众心中，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反映性和建构性。

其二，真实人物使得“新主流电影”浪漫主义以微知著。把人写好是好电影、也是“新主流电影”的重要标准。观众看电影，最关心的还是人的故事，他们通过注视电影人物的言语、行为、思想，寻找生命的参考，回望自己的本心。《中国机长》《中国医生》所创造的高票房、高热度，固然有强烈视听效果的助力，但对于具体处境下人的凝视才是好电影的终极标准。在这些凝视真实人物的作品中，既有对于个体形象的独特渲染(如《我不是药神》)，也有对于时代群像的影像致敬(如《攀登者》《奇迹•笨小孩》)。“新主流电影”在商业片视听奇观的轰炸和艺术片喃喃自语的留驻之间，见证“源于真实、高于真实”的真实事件与人物。由此可见，“新主流电影”正是对“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的真诚践行。

“新主流电影”对于现实、对于人类的关注不仅包括日常生活的高度提炼，还有对于浩瀚宇宙的无限遐想。以《流浪地球》(郭帆，2019)为代表的“硬科幻”类型，体现出“新主流电影”表现我国太空探索事业的勇气、实力以及渗透其中的世界主义视野、宇宙主义视野。影片在太阳毁灭的假定性下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代表着全球社会的真人演员在数字技术搭建的末世景象中，提出了应对地球危机的中国思考、中国方案。由此可见，“新主流电影”是面向未来的、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它借助电影工业层面的类型拓展，在更大的认识论、方法论层面挥写出伟大的中国精神底色。

(三)“观众”即“人民”：“新主流电影”的社会效益优先原则

电影的发展离不开市场，市场也因电影的发展而繁荣，但是“新主流电影”强调：一定要平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从“主旋律”到“新主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发展是一条无限趋近“人民性”的渐近线。观众即人民。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心理期待是文艺作品取之不竭的灵感来源，只有真正深入人民群众，体味他们在社会变迁中的生命轨迹，揭示时代的进程、解决他们的困惑、确认他们的认同，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所以“新主流电影”视域下的“人民性”，将在“展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追求”上不遗余力。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在制片、发行、放映的全过程中，“新主流电影”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要始终沿着“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方向，使电影的社会效益最大化、最优化。比如抗疫题材影片《穿越寒冬拥抱你》(薛晓路，2021)为疫情期间包括护士、厨师、快递员、钢琴教师、妇产科医生等在内的武汉人民群众留影，人物与事件“平凡中见不平凡”，让观众看到“新冠”可能激发的正向精神(坚韧、执着、乐观、向上)，也让人们看到在疫情中守望相助的大写的爱。该片在审美上认可了观众的情感，在价值上引导了人民的实践，开启了电影社会效益的诸多可能性。

类型强化、明星意识、市场提振等大众化策略的确为“新主流电影”赢得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归根结底要把社会效益做好，表达人民诉求，指导群众实践，彰显社会风貌，分享时代成就。这必然会让“新主流电影”贡献更多的“文艺高峰”，促进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良性互动。

不得不承认，作为受众或消费者的人民也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我们有可能在挑选影片的时候缺乏主动意识，也可能陷入低级、恶俗需求的摆布。同时如果电影人、利益方奉市场、票房为圭臬，一味取悦人性黑暗面，刷新创作下线，“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或罔顾事实，“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必然与艺术本身渐行渐远，变成没有生命力、遭到人民唾弃的“文化僵尸”。

结语

从“主旋律”到“新主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民性”作为一条创作“金线”始终贯穿在电影艺术的发展中，从未改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文艺为了谁”“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质询仍在回响，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将迎来新的辉煌。

“新主流电影”在最近几年的创作实践中，始终以表现人民现实生活、满足群众审美需求为依归，“人民性”意识更加充分、完善。它既继承了讴歌革命事业、凸显历史成就的“主旋律”创作原则，又创作出一系列“以小见大”的优秀作品。它所讲述的故事中，既有革命历史的人民英雄，也有各行各业的人民楷模，还有千家万户的时代篇章。“新主流电影”借助类型强化、明星意识、市场提振等大众化策略，实现了电影与时代、与世界的关联互动和同频共振，不仅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用事实说明了电影的社会效益。在此过程中，中国电影产业强势崛起，顺利踏上由“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新征程，让中国价值、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在影像与声音的交响中传遍世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的“人民性”将在表述上、审美上继续延伸、更新。

作者：黄钟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7期（总第82期）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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